丁玲我母親的生平(2)

我母親的生平(2)

　　一九三一年，胡也頻犧牲後，我把孩子送回湖南，請她照管，她慨然應允，絲毫沒有表示為難。我先把也頻被害的消息瞞著她，後來她知道了，但來信從不問我，裝不知道，免得徒然傷心。

　　一九三三年我被國民黨綁架後，我母親寫道：

　　五月尾，我的亂星又來了。女本有許久未來信，外邊傳的消息非常惡劣。想法給她朋友去信，或向書店中探聽。每到夜靜，哀哀哭泣，心肝寸裂，日裡則鎮靜自若，不現一絲愁容。幸災樂禍者多，縱有安慰者，亦徒增吾之悲痛。後滬上來信，勸我緩去，並雲女決不至於有什麼。將信將疑，但亦無可奈何，只能聽天由命。……

　　一九三六年，我為了準備逃離南京，要母親帶孩子先回湖南。母親寫道：

　　默察吾女似有隱憂，煩悶時則向小孩發脾氣。女亦與我商量，要我帶孩子回湖南。縱然難舍我女，但看形勢，不能不暫時分手，我應盡我個人之力，決定攜小孩別伊等之母。從此南轅北轍，晤面難期，前途渺茫，唯靠我一顆忠心，兩手操勞；唯願吾女得志，以圖他日相會。……

　　一九三六年冬，我到了保安。抗戰初期，我從延安去信給她。她情緒極高，來信說：「我早知道你全心只在『大家』而『小家』你也不會忘掉的。望努力為國，無須以我等老小為念。」一九三八年武漢淪陷前，我想把她和孩子都接到延安。組織上考慮，認為延安非久安之地，孩子可以接來，萬一局勢變動，孩子是自己的，怎樣也可以說得過去，對老人家就難說了。組織上的考慮是對的。因此我去信，請母親把孩子送到延安。母親在舊稿中寫道：

　　兩京淪陷，時局日非，只得忍痛割愛，將兩小孩若郵局寄包裹樣，由四侄（即伍陵同志）送交伊母，吾則飄浮無定蹤，非人之生活較前苦百倍矣！

　　從此我母親一人在家鄉飄流，有時與難民同居一處，有時同朋友住在山村，有時寄居在我堂兄家裡。她曾經收到一點由重慶、上海等地寄去的我的稿費，都是當時胡風、雪峰為我收編的短篇小說集的稿酬。一九四八年，《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在大連出版，得了一點稿費，我托馮乃超同志輾轉匯給了母親。這些稿費，數目不多，杯水車薪，於生活上小有裨益，但更多的卻只是精神上的安慰。

　　抗戰前後這十餘年，母親的生活是夠淒涼的，也夠磨煉人的。這時期她的來信，常常使我黯然無語。但她總在訴苦之餘，還勉勵我努力工作，教誡孫輩好好讀書。我在這些信中看到她將倒下去的衰老的身影，也常常體會到她為等待光明而頑強掙扎的心情。她在回憶稿中經常流露淒婉的情緒，但又顯示著她堅忍豁達的心情。

　　（一九三九年）二月，夜半抵城返家，街市上渺無人煙，敲門進去一看，物件零亂，門大開，滿屋灰塵，只有一老婆婆看屋。勉強住了三日，無從清理，時有警報，人心惶惶，以律記之：

　　避亂夜返武陵城，斷壁頹垣轉眼更；敲門燈暗惟鄰媼，蛛絲塵積窗櫺傾。風送警報聲聲急，雨催花放慢慢晴。獨理書簽還自慰，雖然苦惱不擔心。

　　離家只數月，百物俱空。其所慰者，小孩有了保障（孩子們已在延安入托兒所和小學校），且時有書來，自己已老邁，生死不足惜。

　　（一九三九年）×月在城中，到外面看看，市上被敵機炸後情況實在使人傷心，生無窮的憤恨和悲戚：

　　山河破碎千萬頃，斷壁頹垣草木橫；滿目瘡痍應墮淚，風聲鶴唳卻心驚。危機暗伏何日了，朝餐夕宿不時更。為惜流光圖苟且，欲安臟腑暫棲身。

　　「人民狀況若此，奈何？」

　　（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日下山進城，將沿途目之所睹與四時之思憶，以律記之：

　　怕收殘局懶登城，三秋境界欲斷魂；天空浮雲多變幻，人世代謝亦常情。耳順年華如蓬轉，骨肉遠離身似輕。頭白且喜雙足健，紅葉青蓼伴我行。」

　　（一九四一年）二月，即臘月二十九日，午後飛雪亂舞，吾獨步田野有感：

　　雪花拂面臘盡時，踽行山徑意遲遲；怕看桃符除舊歲，喜聽松風似馬嘶。地圖變色何日複，天道循環定有期，壯志淩雲空悵恨，投筆請纓少人知。

　　正月初一又詠二絕，以舒恨怨。

　　苦曆風塵魔孽多，運蹇時乖莫奈何。踏遍天涯誰能識，年華荏苒枉蹉跎。

　　白駒閑向隙中過，搔首問天究若何？力拔山兮無用處，不生不死且放歌。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五日，搬到一間小土地房，對面是山，窗外是池塘，後面當北風，空氣很好，以冷氣過甚，戲詠二絕，以紀陋室。

　　其一：南孔北穴掛朝陽，地勢凸凹古書藏，面山臨水風刺骨，蒼松庭立傲秋霜。

　　其二：白髮蒼蒼睡爛床，斷簡殘篇不用裝，幾搖案例東西置，櫥無門屜任鼠忙。

　　（一九四六年）除夕，風雪很大，想我雖年老孤獨，處此亂世，未受饑寒，真是萬幸。今有若干人當此危難境地，危難麇聚，一念及此，不禁為之悲戚，作二律紀之：

　　其一：風雪送殘年、平民苦熬煎；廚中無柴米，兒妻又號寒。北風利如劍，荷擔行路難；那知勝利後，猶戴覆盆冤。

　　其二：物價增千倍，米珠薪如桂。富者已成貧，貧者何足論。虎狼相爭食，螻蟻豈能存？前途花燦爛，留給與兒孫。

　　我母親熬過了十多年的貧困流浪的艱難生活，於一九四九年建國後終於到了北京。我們一家人歡慶團聚。她雖然年老力衰，但興致勃勃，經常給我們講鄉間生活。她覺得自己多年鄉居，與世隔離，知識、思想都落後了，因此她每天都讀書看報，手抄《矛盾論》、《實踐論》，聽艾思奇同志講解大眾哲學的廣播……一九五〇年北京組織工作隊，到新解放區參加土改時，她向我們提出，要求組織上允許她回湖南參加工作，她說家鄉事情她瞭解，她能工作，她不願在北京住樓房、吃閒飯。我們很理解她的心情，但以為她的身體實際上是不能工作的，組織上也不會同意的。她便又提出到托兒所去作點事，我們也沒有同意。我們勸她在家裡當管理員。管理伙食，她答允了。她管理飲食兩年多，帳目清楚。賬本至今還在，自然我們沒有看過。一九五一年她問陳明，入黨須有什麼條件，她希望爭取入黨。陳明告訴了沙可夫同志。當時負責文聯黨的工作的沙可夫同志認為她這種精神是好的，只是年齡大了，不宜參加工作，要我們勸她安心。這事在一九五三年她逝世前兩個月還談到過，還慨歎自己不能成為共產黨員而深感遺憾。

　　我母親住在北京的幾年中，起居定時，早早即起，上午寫字抄書、讀書（文學、社會科學書籍），下午做些手工，為我們織毛衣，縫縫補補。為了她的生活方便，請個保姆。她總不贊成。她的屋子她自己灑掃，她的衣服也是她自己洗滌。一年中的大半年，她總穿一件舊的藍布夾袍。我給她縫了一件料子的夾袍，但直到她死前，這件新夾袍一次也沒有穿過。清檢遺物時，她的襯衣襯褲、棉衣都是打了補丁的。

　　我母親熱愛朋友。凡有人來找我，或者開個小會，留在我家便飯時，她總是熱情招待。遇到有湖南人的時候，她還親自下廚，燒辣子魚呢。

　　她因心血管栓塞，於一九五三年五月四日逝世，終年七十五歲，葬于京郊萬安公墓。

　　《芙蓉》一九八〇年第3期，署名丁玲。收入《母親》，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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