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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親的生平(1)


  我母親姓余,閨名曼貞,後改名為蔣勝眉,字慕唐,一八七八年生於湖南省常德縣。她的父親是一個宿儒,後為拔貢,做過地方官。因家庭是書香門第,我母親幼年得與哥哥弟弟同在家塾中讀書,後又隨她的姊姊們學習畫畫、寫詩、吹簫、下棋、看小說,對於舊社會的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規矩,總算有了一點突破,為她後來進學校,在教育界奮鬥十餘年,以及熬過長時期的貧困孤寡的生活打下了基礎。她的婚姻生活是不幸的,從她口中知道,我父親是一個多病、意志消沉、有才華、卻沒有什麼出息的大家子弟,甚至是一個敗家子。我母親寂寞惆悵、毫無希望地同他過了十年。父親的早死,給她留下了無限困難和悲苦,但也解放了她,使她可以從一個舊式的、三從四德的地主階級的寄生蟲變成一個自食其力的知識分子,一個具有民主思想,嚮往革命、熱情教學的教育工作者。母親一生的奮鬥,對我也是最好的教育。她是一個堅強、熱情、吃苦、勤奮、努力而又豁達的婦女,是一個偉大的母親。她留下一部六十年的回憶錄和幾十首詩,是我保存在箱屜中的寶貴的財產。每當我翻閱這些寫在毛邊紙上的舊稿時,我的心總要為她的經歷而顫慄,不得不生出要寫她,要續寫《母親》這部小說的欲望。只是太多的事,太多的人擠壓著我,在排隊時只得把她擠到後邊。這次人民文學出版社擬重印《母親》,我便重讀四十多年前的這部舊作,重讀母親寫的遺稿,重溫母親曾給我的教益和支持。只是因為許多更緊迫的事,我不能不壓下續寫《母親》的欲望。我現在只能把母親的生平,作一極簡單的介紹,希望能幫助讀者更易於瞭解另一個時代,另一種社會,和在另一個時代,另一種社會中鬥爭的人吧。我想摘錄我母親遺稿中的一些片斷,儘管她沒有完全寫出她的感受,文字比較粗淺,但用她自己的話來說,讀來也許會感到更親切些。

  一九〇九年:

  ……弟命人送信來,……並告訴社會上有先覺者欲強家國,首應提倡女學,因女師缺乏,特先開女子速成師範學校,定期兩年畢業等語。聞後雄心陡起,我何不報名讀書,與環境奮鬥?自覺如絕處逢生,前途有一線之光明,決定將一切難關打破,一面複弟函囑代報名,一面打主意。他們家習俗女子對外無絲毫權力,有事須告房族伯叔。於是去晤深曉事理之伯兄,申明事之輕重,不能顧小節失此時機,彼亦贊成。我請檢正屋鎖閉,托人照看。即攜子女,一肩行李,淒然別此傷心之地,一路悲悲切切,奔返故里(常德)。(括弧內的字是我加注的,下同)。

  一九一〇年:

  ……與同級者更覺親愛,其中有一十余歲姓白者(即向警予烈士。母親寫回憶錄時是在一九四一年,在國民黨統治區,她不能直寫烈士的姓名),與我更說得來,學問道德,可為全檢(指常德女師)之冠。她對我亦較同他人合得來些,真可謂忘年交。還有唐氏姊妹,及伊表妹,均少年英俊,學識俱優。還有幾位其志趣亦不凡,她們服我不畏艱苦,立此雄心;我亦欽佩她們見解高超。我常與她們談論各種問題,以致遲歸。

  一九一一年:

  ……弟之友來告。城門(常德)已鎖,恐有意外事發動,囑作準備,如消息惡劣,當再送信。此時弟不在家,急與弟婦商量。我更因校長與監督均已去省城,校中(常德女師)仍有數十住宿生,她們皆是年輕姑娘,又處異地,萬一有事,不堪設想,不若接來我家暫避,今宵明日聽了信息,另打主意。她亦贊許。時大雨滂沱,餘撐傘到校(常德女師)報告一切,並把弟婦奉接意思申明。一刻兒如鴉飛鵲亂,聯翩至吾家。且喜床鋪多,天氣不冷不熱,四五人一床,或品茶談天,或看書下棋。第二天風聲愈緊,乃反滿戰爭(指辛亥革命)。民眾平安久了,不勝恐懼,市上已搬空,學校停課,學生紛紛回家,我又喜又悲,不覺流出淚├礎!…

  一九一二年:

  ……本校(常德女師)師範停辦。故里(臨澧)欲吾創辦小學,自度才力不足,未曾應許,私衷急欲讀書,於是函約諸友,自借款登輪赴省會(長沙),帶一雙兒女,受?

  一九一四年春天,我母親因為沒錢,在長沙第一女師未畢業,就去桃源教書了;兩年後又轉回常德,當學校管理員(即舍監,管理學生思想教育的)。經常到學生家裡訪問,幫助解決學生家庭的困難,在學生和家長中很有威信。

  「有遠方學生病虛弱者,吾憐伊無母,且天資聰敏,極其勤學,故有此病。將伊移居女室,吾自為照應,夜起數次,審其寒熱,辯其病狀,飲食醫藥,親自調理,數星期後始痊癒。或有經濟缺乏者,或有因道遠錢不就用者,我自己省吃儉用,薪金有餘則應伊等之緩急,助無力求學者,況餘素輕視物資,又不善理財,售產之款,除還債及為本族經手人借用之外,幾乎毫無所存了。」

  一九一八年,最可怕的事,我母親一生中第二次最大的打擊發生了,我的小弟弟寄住在一所男子高小學校,春天患急性肺炎,因無人照顧耽誤了治療,夭折了。我母親懊悔悲傷,痛不欲生,從精神到身體都幾乎垮了,但由於向警予等摯友們的開導,我母親才又振作起來,並全力組織婦女儉德會,成立附屬學校,一年後又毅然辭退高工薪的管理員職位,離開自己耗費過心血的縣立女子高小學校,而專辦婦女儉德會的附屬小學。同時又創辦工讀互助團實即是工讀學校,吸受貧苦女孩入學,半工半讀。她的這些不平常的行動在她的遺稿中是這樣敘述的:

  唉,可憐不幸的曼,又從死裡逃生。唉,不能夠死咧,還有一塊肉,傷心喲!吾女每見我哭,則倒向懷中喊道:『媽媽咧媽媽!』作媽媽的怎捨得你,你若再失去媽媽,你將何以為生!只得勉強振作精神,自己竭力排解,從此母女相依為命,從弟家重返縣立女校,為千萬個別人的子女效├汀!…」

  「不久,白友準備留學法國,從她的故鄉漵浦去長沙,路經常德,特來看我。彼此知己,相晤之下,極其忻悅。留居校中,並約舊日好友,為十日之聚。夜夜與白友抵足談心。伊勸我振作精神,將眼光放遠大些,不可因個人的挫折而灰心,應以救民救國之心腸,革命的成功,來安慰你破碎的心靈。並介紹我看那幾種書,都是外邊京滬出版的一些雜誌新書。我聽她這些話。如夢方醒,又如萬頃波濤中失了舵的小船,泊近岸邊一樣。亦正如古人常說的『聞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白友之來,其所言真是我的福音。其他友人也頓開茅塞,相約應互相勉勵前進,我頓時感到強了許多。……

  一九一八年:

  這年夏天,我與數友風雨無阻四處奔走,籌備組織婦女團體『婦女儉德會』,至開成立大會時,到會者會員上千,還敦請了各界人士。大眾推我為主席主持開會,報告婦女儉德會成立的宗旨,另有多人演講,這實為本縣之創舉,一時熱鬧無已。夕陽西下,始散。此時才覺得一身虛弱到極點,將開水泡了一碗冷飯,略塞饑腸,才覺得好些。

  「從此別開生面,不似以前那樣悲苦了。又與友人相商,欲提高貧民女子知識和解救她們的痛苦,想于常德東關城鄉辦一平民工讀女校,不獨不取分文學費等項,還要使她們有進款。友人亦極贊成。我即準備將意圖寫出,呈請縣政府立案。定名為工讀互助團。分文科(實際就是掃盲),藝科,學縫紉、紡紗、織毛巾。又進行募捐,登報,刷廣告招生,校舍也租到了。但百事俱備只欠東風,沒有學生來報名。因鄉下風氣閉塞,女孩裹小腳不出門,於是暑假中冒著三十多度的酷熱,每天帶著兩個教員(均是我的學生)去鄉下一家家宣傳,到開學時,大大小小也來了二三十人。後來因為成績顯著,學生識了字,又能學到手藝,還能幫助家裡解決一些問題,而且都懂事了,有了向上心,於是學生越來越多,直到因地方小,一時無法擴充,只得有所限制了。

  一年之後,儉德會的附屬小學,問題嚴重,校長不負責任,致開學時,教員退約,學生不到校。我自己又是縣立高小的管理員,而這個學校又正在蒸蒸日上之時,擴充了校舍,添了班次與教員,學生已達四百餘人。校長非常倚重我,月薪也增加了。儉德會附屬小學的規模條件都比較差,但這是我們婦女界自己創辦的,不能任其垮臺。會員們都建議我勉為其難,要求我為大家全力負擔學校事情。我本不願離開縣立女校的原職,但群眾熱烈要求,我為形勢所逼,只好下決心不畏艱苦。辭掉了有錢可拿的好差事,而去做難做的又幾乎是盡義務的事,以我一個寒士來說,實在不容易。縣立女校的校長還堅決挽留我,我只好面敘苦衷,聲明我乃權衡兩校的利益而決定去留的,校長見我義正言切,非常佩服,並雲我如有事當相助。於是我又將全力重振這即將關門的學校。也有朋友見我乃寒士,為此犧牲很大,很同情我,自動幫我籌款,整理校務,教導學生,學校日漸恢復,且比以前逐漸興盛。白天整日忙忙碌碌,至晚與二教師獨守古廟。夜讀不倦,假舒氣以破岑寂。能以教育為終身事業,俾社會有所裨益,亦誠忘憂心有所慰也。

  我母親從事教育活動,一直持續到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馬日事變後。(指一九二七年五月廿一日,湖南的反革命軍閥何健等在長沙圍攻湖南省工會、省農民協會及一切革命組織,捕殺共產黨及一切革命的工農群眾)才不得不終止下來。

  第二天(指馬日事變後的第二天)早飯後,我仍舊出外走動,看見今日情形與昨天大不相同,不獨沒有鼓號之聲,行人稀少,所貼之標語,若經雨之花片,又好像一些大小蝴蝶,松枝牌坊也是亂糟糟的。我願到頃刻要發生什麼事情,急去打問,只見到一個挑水工人,他說來了許多軍隊,話沒說完,只聽得啪啪幾聲槍響。我又急急回家。有人又說現在滿街都是兵,背著槍捉人,某家的少年打死了,某學生讓槍斃了,……從此沒有好消息,一會兒說誰被捉了,一會兒又說什麼地方關了許多人。我覺得我受刺激太深,神經緊張,全身乏力,成天躺在床上。各學校都放了假,許多人不見了。我無處可走,只覺頭目昏眩,氣逆腸梗,筋骨疼痛,每日向侄輩說:『恐我一旦物化,無知之爾輩,須收拾吾軀』,我只得深居斗室,恨不能將此身埋在地穴,或把兩耳緊塞,因常有尖銳的斃人的號聲傳來。又常有人說『某女生亦在其內』,或說,『今天的那個年紀很小,還不到十五歲吧……』還形容他們的狀態和其家庭如何。這些話都使我聽了如萬箭鑽心,恨不能放聲嚎啕大哭。我用兩手捧著頭,靠在書桌上任淚水澎湃以刹悲。可憐的熱血青年死得真冤枉,我那可愛的勇敢有覺悟、舍死為國的青年們喲!這次將我國的元氣太喪了!國家前途就敗落在這群自私自利的奸滑之徒的手裡嗎?

  我母親的社會活動停止了,學校的事都由旁人代替,她不能不蟄居家中,苦悶極了。我雖然於一九二九年接她到上海住了幾個月,還去了一趟杭州。但終因我當時經濟困難,沒有辦法,只能讓她回湖南一人獨居,湖南還有她的朋友或能稍事接濟,湖南生活水平也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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