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地》序|蔡元培

《人與地》序

　　哀利賽·邵可侶先生的《人與地》，是二十世紀開始時的一部名著，同時也是前一世紀若干思想與科學探索的結合。這部書雖然在初寫成時至今已有三十年，但一部有長久價值的書，壽命不必限於百年，三十年更是小事。

　　況且邵氏的書，最近又有人為之徹底編纂過，更不能說是一部忽略世界在最近三十年中大變化的書。我們試回想最近史事的演變，不能不覺得所謂二十世紀的文明，在好的方面，都是十九世紀之所賜，理智主義發達之最高點，利用科學以增進人類幸福之企求，人道主義之如日中天，都是十九世紀下半所表現的彩色。不幸大戰之前，舊思想仍在潛伏；大戰以後，更明顯的表現人文之退步。一切反文明、反近代、反理智的思想與行動，在若干國家中竟成為國是。陷自己，害鄰人，使得世界汲汲不可終日，儼然要走上同歸於盡之一途。那麼，在今天有一部包含著十九世紀理智主義、人道主義的名著在中國出版，縱然在觀界中不過是一顆閃閃的明星，在實用上容許可以是一丸救藥。

　　本書的譯者鄭紹文先生，得和本書重編人朝夕相對至於五年之久，一切疑難，均經解釋。這個憑藉，是現在譯書人絕少有的。有這憑藉，可達到嚴氏幾道所謂譯事第一難的「信」字。所以這一書的出版，必能引起此時中國史學、社會學範圍中的興趣，是無可疑的。

　　本書作者邵氏是治人文地理學的。他們這一派好以地理事實解釋歷史現象。本來拿地理事實解釋歷史現象，在歐洲固是舊說，在中國也早為人注意。

　　即如《左傳》、《管子》、《商子》諸書，中間有不少的說話，以地理解釋人文。到了漢朝，雖說一時的風氣，是講天人之學，而地人之論，也未嘗不經學者道及。例如《淮南子·要略篇》說：文王……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故太公之謀生焉。

　　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蔂垂以為民先，剔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撌，濡不給扢，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

　　……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故《管子》之書生焉。

　　……韓，晉別國也。地墽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故新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

　　秦國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而趨利。……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此所論列，乃以地理之憑藉，說明文化、政治之演成，以及學人思想之由來。如他這樣說法，竟是嚴重的探索人與地之關係，不是偶然流露的話了。

　　又如《漢書·地理志》末章所記各地風土，也基於人與地相應的思想之上。

　　此後諸家著書，自漢末至於顏之推，論人物則多依地理以為評騭，論時勢亦每舉山川以為旨要。誠緣鄭北海所謂「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旁行而觀之」者，在學人實際觀察時，幸多不至於忽略。後人好談漢世的天人之學，卻似乎忘了八代的人地之思想。

　　但是我們雖可說人地相應之思想，是中國歷來甚多思想家的一個觀點，卻不能說古來思想家所說，已經發揮盡此一點之奧妙，或者並不能說，古來的思想家已經捉到這個問題的核心。我們不但要知道人與地是相應的，並且要求知道人與地如何相應。不但要知道人地相應之敘述，並且要求知道人與地相應之理解。近代以地理解釋人文之學者，在法國早有所謂地文學派，在英國亦有博枯氏，都有深思與廣見，卻也都給人一個鬆散的印象。邵氏之書，出來比較得晚，所容納之史地事實，也能比前人更多。法國人頗以「人文地理的祖國」自負，邵氏書正是此一科目之薈萃。我記得當年涉獵時，覺得是一部很能啟發人的書。現在這書的中文譯本出世，正當國內研究歷史地理之風氣盛行，自然可供一種新食料，可作一種新刺激。我們如願將方輿的地理學，推進為人文地理學，就敘述的歷史學，製作成動力的社會學，這部書是不能不參考的。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蔡元培序於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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