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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文學大系》總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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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近代文化,都從復興時代演出;而這時代所復興的,為希臘、羅馬的文化,是人人所公認的。我國周季文化,可與希臘、羅馬比擬,也經過一種煩瑣哲學時期,與歐洲中古時代相埒,非有一種復興運動,不能振發起衰。 五四運動的新文學運動,就是復興的開始。 歐洲文化,不外乎科學與美術;自純粹的科學:理、化、地質、生物等等以外,實業的發達,社會的組織,無一不以科學為基本,均得以廣義的科學包括他們。自狹義的美術:建築、雕刻、繪畫等等以外,如音樂、文學及一切精製的物品,美化的都市,皆得以美術包括他們。而近代的科學、美術,實皆植基於復興時代,例如文西、米開蘭基羅與拉飛爾三人,固為復興時代最大美術家,而文西同時為科學家及工程師,又如路加培根提倡觀察與實驗法,哥白尼與加立裡的天文學,均為開先的科學家。這些科學家與美術家,何以不說為創造而說是復興?這因為學術的種子,早已在希臘、羅馬分佈了。 例如希臘的多利式、育尼式、科林式三種柱廊,羅馬的穹門,斐諦亞、司科派、柏拉克希脫的雕刻以及其他壁畫與花瓶,荷馬的史詩,愛司凱拉、索福克、幼利披留與亞利司多芬的戲劇,固已極美術、文學的能事,就是賽勒司、亞利司太克的天文,畢達哥拉斯、歐幾裡得的數學,依洛陶德的地理,亞奇米得的物理,亞裡斯多德的生物學,黑樸格拉底的醫學,亦都已確立近代科學的基礎。 羅馬末年,因日耳曼人的移植,而舊文化幾乎消滅。這時候,保存文化的全恃兩種宗教:一是基督教,一是回教。回教的勢力,局於一隅;而基督教的勢力,則幾乎彌漫全歐。基督教受了羅馬政治的影響,組織教會,設各地方主教,而且以羅馬為中心,駐以教皇。於是把希臘、羅馬的文化,一切教會化,例如希臘哲學家亞裡斯多德,自生物學而外,對於倫理學、美學及其他科學,均有所建樹,而教會即利用亞氏的學說為工具,曲解旁推,務合於教義的標準。有不合教義的,就指為邪教徒,用火刑懲罰他們。一切思想自由、信教自由都被剝奪,觀中古時代大學的課程,除聖經及亞裡斯多德著作外,有一點名學、科學及羅馬法律,沒有歷史與文學,他的固陋可以想見了。那時候崇閎的建築就是教堂,都是峨特式,有一參天高塔,表示升入天堂的願望,正與希臘人均衡和諧的建築,代表現世安和的命運相對待。附屬於建築的圖畫與雕刻,都以聖經中故事為題材;音樂、詩歌亦以應用於教會的為時宜。 及十三世紀,意大利詩人但丁始以意大利語發表他最著名的長詩《神曲》,其內容雖尚襲天堂地獄的老套,而其所描寫的人物,都能顯出個性,不拘於教會的典型。文詞的優美,又深受希臘文學的影響而可以與他們匹敵,這是歐洲復興時期的開山。嗣後由文學而藝術,由文藝而及於科學,以至政治上、宗教上,都有一種革新的運動。 我國古代文化,以周代為最可征信。周公的制禮作樂,不讓希臘的梭倫。 東周季世,孔子的知行並重,循循善誘,正如蘇格拉底。孟子的道性善,陳王道,正如柏拉圖。荀子傳群經,持禮法,為稷下祭酒,正如亞裡斯多德。 老子的神秘,正如畢達哥拉斯。陰陽家以五行說明萬物,正如恩派多克利以地、水、火、風為宇宙本源。墨家的自苦,正如斯多亞派。莊子的樂觀,正如伊璧鳩魯派。名家的詭辯,正如哲人;縱橫家言,正如雄辯術。此外如《周髀》的數學,《素問》、《靈樞》的醫學,《考工記》的工學,《墨子》的物理學,《爾雅》的生物學,亦已樹立科學的基礎。 在文學方面,《周易》的潔靜,《禮經》的謹嚴,老子的名貴,墨子的質素,孟子的條達,莊子的俶詭,鄒衍的閎大,荀卿與韓非的刻核,《左氏春秋》的和雅,《戰國策》的博麗,可以見散文的盛況。風、雅、頌的詩,荀卿、屈原、宋玉、景差的辭賦,可以見韻文的盛況。 在藝術方面,《樂記》說音樂,理論甚精,但樂譜不傳。《詩·小雅·斯干》篇稱「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可以見現今宮殿式之榱桷,已於當時開始。當代建築,如周之明堂、七廟、三朝、九寢、楚之章華台,燕之黃金台,秦之阿房宮等,雖名制屢見記載,但取材土木,不及希臘、羅馬的石材,故遺跡多被湮沒。玉器、銅器的形式,變化甚多,但所見圖案,以雲雷文及獸頭為多,植物已極希有,很少見有雕刻人物如希臘花瓶的。韓非子說畫犬馬難,畫鬼魅易,近乎寫實派。莊子說宋元君有解衣盤礴的畫史,近乎寫意派,但我們尚沒見到周代的壁畫。所以我們敢斷言的是,周代的哲學與文學,確可與希臘、羅馬比擬。 秦始皇帝任李斯,專用法家言,焚書坑儒。漢初矯秦弊,又專尚黃老。 文帝時儒家與道家爭,以「家人言」與「司空城旦書」互相詆。武帝時始用董仲舒對策《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對策:「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建元元年,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奏罷。」詔「可」。武帝乃置五經博士,後增至十四人。「利祿之途」既開,優秀分子,競出一途。為博士官置弟子,由五十人,而百人,而千人,成帝時至三千人,後漢時大學至二萬餘生,都抱著通經致用的目的,如「禹貢治河」、「三百篇諷諫」、「春秋斷獄」等等。這時候雖然有陰陽家的「五德終始」,讖緯學的「符命」,然終以經術為中心。魏晉以後,雖然有佛教輸入,引起老莊的玄學,與處士的清談;有神仙家的道教,引起金丹的化煉,符篆的迷信。但是經學的領域還是很堅固,例如義疏之學,南方有崔靈恩、沈文阿、皇侃、戚袞、張譏、顧越、王元規等,北方有劉獻之、徐遵明、李鉉、沈重、熊安生等;(褚季野說:「北人學問,淵綜廣博。」 孫安國說:「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又說:「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觀月;南人看書,如牖中窺日。」)迄于唐代,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正義》頒於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經學的勢力,隨「利祿之途」而發展,真可以壓倒一切了。 漢代承荀卿、屈原的餘緒,有司馬相如、揚雄、班固、枚乘等競為辭賦,句多駢麗。後來又漸多用於記事的文,如蔡邕所作的碑銘,就是這一類。魏晉以後,一切文辭均用此體。後世稱為「駢文」,或稱「四六」。 唐德宗時(西曆八世紀),韓愈始不滿意於六朝駢麗的文章,而以周季漢初論辯記事文為模範,創所謂「起八代之衰」的文章,那時候與他同調的有柳宗元等。愈又作《原道》,推本孔孟,反對佛老二氏,有「人其人,火其廬,焚其書」的提議,乃與李斯、董仲舒相等。又補作文王《拘幽操》,至有「臣罪當誅,天王聖明」等語,似提倡君權的絕對。李翱等推波助瀾,漸引起宋明理學的運動。但宋明理學,又並不似韓愈所期待的,彼等表面雖亦排斥佛老,而裡面卻願兼采佛老二氏的長處:如《河圖》、《洛書》、《太極圖》等,本諸道教;天理、人欲、明善、複初等等,本諸佛教。在陸王一派,偏於「尊德性」,固然不諱談禪,陽明且有「格竹病七日」的笑話,與科學背馳,固無足異。程朱一派力避近禪,然陽儒陰禪的地方很多。朱熹釋「格物」為即物窮理,且說:「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似稍近于現代科學家之歸納法,然以不從實驗上著手,所以也不能產生科學。那時程頤以「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斥再醮婦,蹂躪女權,正與韓愈的「臣罪當誅」相等,誤會「三綱」的舊說,破壞「五倫」的本義。不幸此等謬說適投明清兩朝君主之所好,一方面以利用科舉為誘惑,一方面以文字獄為鞭策。思想、言論的自由,全被剝奪。 明清之間,惟黃宗羲《明夷待訪錄》,有《原君》、《君臣》等篇;戴震《原義》,力辟以理責人的罪惡;俞正燮於《癸巳類稿》、《存稿》中有反對尊男卑女的文辭,遠之合于諸子的哲學,近之合於西方的哲學,然皆如曇花一現,無人注意。 直到清季,與西洋各國接觸,經過好幾次的戰敗,始則感武器的不如人,後來看到政治上了,後來看到教育上、學術上都覺得不如人了,於是有維新派,以政治上及文化上之革新為號召,康有為、譚嗣同是其中最著名的。 康氏有《大同書》,本《禮運》的「大同」義而附以近代人文主義的新義;譚氏有《仁學》,本佛教「平等」觀而沖決一切的網羅,在當時確為佼佼者。然終以遷就時人思想的緣故,戴著尊孔、保皇的假面,而結果仍歸於失敗。 嗣後又經庚子極端頑固派的一試,而孫中山先生領導之同盟會,漸博得多數信任。於是有辛亥革命,實行「恢復中華,建立民國」的宣言,當時思想言論的自由,幾達極點,保皇、尊孔的舊習,似有掃除的希望。但又經袁世凱與其所卵翼的軍閥之摧殘,雖洪憲帝制不能實現,而北洋軍閥承襲他壓制自由思想的淫威,方興未艾。在此暴力壓迫之下,自由思想的勃興,仍不可遏抑,代表他的是陳獨秀的《新青年》。 《新青年》于民國四年創刊,他的《敬告青年》,特陳六義: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到民國八年,有《新青年宣言》,有云:我們相信,世界各國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因襲的舊觀念中,有許多阻礙進化而不合情理的部分。我們想求社會進化,不得不打破「天經地義」、「自古如斯」的成見,決計一面拋棄此等舊觀念,一面綜合前代賢哲、當代賢哲和我們自己所想的,創造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的新觀念,樹立新時代的精神,適應新社會的環境。我們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是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希望那虛偽的、保守的、消極的、束縛的、階級的、因襲的、醜的、惡的、戰爭的、軋轢不安的、懶惰而煩悶的、少數幸福的現象,漸漸減少,至於消滅。 又有《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有云:他們所非難本志的,無非是破壞孔教,破壞禮法,破壞國粹,破壞貞節,破壞舊倫理(忠、孝、節),破壞舊藝術(中國戲),破壞舊宗教(鬼神),破壞舊文學,破壞舊政治(特權人治)這幾條罪案。這幾條罪案,本社同人當然直認不諱。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 他的主張民治主義和科學精神,固然前後如一,而「破壞舊文學的罪案」與「反對舊文學」的聲明,均於八年始見,這是因為在《新青年》上提倡文學革命起於五年。五年十月胡適來書稱:吾以為今日而言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爛調套話。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由是陳獨秀於六年二月發表《文學革命論》,有云: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我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這是那時候由思想革命而進於文學革命的歷史。 為什麼改革思想,一定要牽涉到文學上?這因為文學是傳導思想的工具。錢玄同於七年三月十四日《致陳獨秀書》,有云:「舊文章的內容,不到半頁,必有發昏做夢的話,青年子弟,讀了這種舊文章,覺其句調鏗鏘,娓娓可誦,不知不覺,便將為文中之荒謬道理所征服。」在玄同所主張的「廢滅漢文」雖不易實現,而先廢文言文,是做得到的事。所以他有一次致獨秀的書,就說:「我們既絕對主張用白話體做文章,則自己在《新青年》裡面做的,便應該漸漸的改用白話。我從這次通信起,以後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話,就和適之先生做《嘗試集》一樣意思。並且還要請先生,胡適之先生和劉半農先生都來嘗試嘗試。此外別位在《新青年》裡撰文的先生和國中贊成做白話文的先生們,若是大家都肯嘗試,那麼必定成功。自古無的,自今以後必定會有。」可以看見玄同提倡白話文的努力。 民元前十年左右,白話文也頗流行。那時候最著名的《白話報》,在杭州是林獬、陳敬第等所編,在蕪湖是獨秀和劉光漢等所編,在北京是杭辛齋、彭翼仲等所編,即余與王季同、汪允宗等所編的《俄事警聞》與《警鐘》,每日有白話文與文言文「論說」各一篇。但那時候作白話文的緣故,是專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識,並非取文言而代之。主張以白話代文言,而高揭文學革命的旗幟,這是從《新青年》時代開始的。 歐洲復興時期以人文主義為標榜,由神的世界而度到人的世界。就圖畫而言,中古時代的神像,都是憂鬱枯板與普通人不同,及復興時代,一以生人為模型。例如拉飛兒所畫聖母,全是窈窕的幼婦;所畫耶穌,全是活潑的兒童,使觀者有地上實現天國的感想。不但拉飛兒,同時的畫家沒有不這樣的。進而為生人肖像,自然更表示特性,所謂「人心不同如其面」了。這叫做由神相而轉成人相。我國近代本目文言文為古文,而歐洲人目不通行的語言為死語。劉大白參用他們的語意,譯古文為鬼話;所以反對文言提倡白話的運動,可以說是棄鬼話而取人話了。 歐洲中古時代,以一種變相的拉丁文為通行文字。復興以後,雖以研求羅馬時代的拉丁文與希臘文,為復興古學的工具,而別一方面,卻把各民族的方言利用為新文學的工具。在意大利有但丁、亞利奧斯多、樸伽丘、馬基亞弗利等,在英國有綽塞、威克列夫等,在日耳曼有路德等,在西班牙有塞文蒂等,在法蘭西有拉勃雷等,都是用素來不認為有文學價值的方言譯述聖經,或撰著詩文,遂產生各國語的新文學。我們的復興,以白話文為文學革命的條件,正與但丁等同一見解。 歐洲的復興,普通分為初、盛、晚三期:以十五世紀為初期,以千五百年至千五百八十年為盛期,以千五百八十年至十七世紀末為晚期。在藝術上,自意大利的喬托、基伯爾提、文西、米開蘭基羅、拉飛兒、狄興等以至法國的雷斯古、古容、格魯愛父子等,西班牙的維拉斯開茲等,德國的杜勒、荷爾斑一族等,荷蘭與法蘭德爾的凡愛克、魯本茲、朗布蘭、凡帶克等;在文學上,自意大利的但丁、亞利奧斯多、馬基亞弗利、塔蘇等,法國的露沙、蒙旦等,西班牙的蒙杜沙、莎凡提等,德國的路德、薩克斯等,英國的雪泥、慕爾、莎士比亞等,人才輩出,曆三百年。我國的復興,自五四運動以來不過十五年,新文學的成績,當然不敢自詡為成熟。其影響於科學精神、民治思想及表現個性的藝術,均尚在進行中。但是吾國歷史,現代環境,督促吾人不得不有奔軼絕塵的猛進。吾人自期,至少應以十年的工作抵歐洲各國的百年。所以對於第一個十年先作一總審查,使吾人有以鑒既往而策將來,希望第二個十年與第三個十年時,有中國的拉飛兒與中國的莎士比亞等應運而生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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