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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之精神生活


  精神生活,是與物質生活對待的名詞。孔子尚中庸,並沒有絕對的排斥物質生活,如墨子以自苦為極,如佛教的一切惟心造。例如《論語》所記「失飪不食,不時不食」,「狐貉之厚以居」,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對衣食住行,大抵持一種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的態度。但使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在不可兼得的時候,孔子一定偏重精神方面。例如孔子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可見他的精神生活,是決不為物質生活所搖動的。今請把他的精神生活分三方面來觀察:

  第一,在智的方面。孔子是一個愛智的人,嘗說:「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又說:「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可見他的愛智,是毫不含糊,決非強不知為知的。他教子弟通禮、樂、射、禦、書、數的六藝,又為分設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彼勸人學詩,在心理上指出「興」、「觀」、「群」、「怨」,在倫理上指出「事父」、「事君」,在生物上指出「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他如《國語》說:孔子識肅慎氏之石砮,防風氏骨節,是考古學;《家語》說:孔子知萍實,知商羊,是生物學;但都不甚可信。)可以見知力範圍的廣大。至於知力的最高點,是道,就是最後的目的,所以說:「朝聞道,夕死可矣。」這是何等的高尚!

  第二,在仁的方面。從親愛起點,「泛愛眾而親仁」便是仁的出發點。他的進行的方法用恕字,消極的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積極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他的普遍的要求,是「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他的最高點,是「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這是何等偉大!

  第三,在勇的方面。消極的以見義不為為無勇;積極的以童汪踦能執干戈衛社稷可無殤。但孔子對於勇,卻不同仁、智的無限推進,而時加以節制。例如說:「小不忍則亂大謀」;「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焉,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這又是何等的謹慎!

  孔子的精神生活,除上列三方面觀察外,尚有兩特點:一是毫無宗教的迷信;二是利用美術的陶養。孔子也言天,也言命,照孟子的解釋,莫之為而為是天,莫之致而至是命,等於數學上的未知數,毫無宗教的氣味。凡宗教不是多神,便是一神。孔子不語神,敬鬼神而遠之,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完全置鬼神於存而不論之列。凡宗教總有一種死後的世界;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毫不能用天堂地獄等說來附會他。凡宗教總有一種祈禱的效驗,孔子說:「丘之禱久矣」,「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毫不覺得祈禱的必要。所以孔子的精神上,毫無宗教的分子。

  孔子的時代,建築、雕刻、圖畫等美術,雖然有一點萌芽,還算是實用與裝飾的工具,而不認為獨立的美術,那時候認為純粹美術的是音樂。孔子以樂為六藝之一,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對於音樂的美感,是後人所不及的。

  孔子所處的環境與二千年後的今日,很有差別;我們不能說孔子的語言到今日還是句句有價值,也不敢說孔子的行為到今日還是樣樣可以做模範。但是抽象地提出他精神生活的概略,以智、仁、勇為範圍,無宗教的迷信而有音樂的陶養,這是完全可以為師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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