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的動盪|蔡元培

中國社會的動盪

　　——為中國行動告各列強

　　（一九二五年七月）

　　全世界都知道中國人民生性最和平、最愛好秩序。博愛之道深深生根於他們心中。近數十年來，我們對西方文化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深信物質利益與生存競爭，在西方比在中國，要強得多。但是我們也看到，現代的科學與技術對中國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中國已經派了好幾千學生到西方去留學。他們學成歸來，就把他們所知貢獻給祖國。如果美歐專家訪問中國，他們肯定能受到尊敬與友好的接待。

　　我們與英國的關係特別密切，因為這些關係由來已久，而在中國，英語都行得通的。至於日本，日本文化導源于中國文化，直到最近，日本文化歸附於西方的理論與實踐。就是這樣，對我們中國人也有好處。中日兩國是鄰國，人種相同，文字相同。中日兩國的關係理應是友好無嫌的。那麼為何最近中國輿論這樣劇烈地反英、反日呢？我今天所要解釋的就是這一點。

　　原因有兩個方面：歷史問題和最近問題。

　　先講歷史問題。一八四二年，英國用武力強逼中國簽訂《南京條約》。從此時起，中國常常被逼簽訂類似的不平等條約。我只談這些條約中最重要、最苛刻的條款：領事裁判權、租地權、租界；某些特權（優先權），例如在中國境內養兵；限制我們規定本國的關稅稅率、以及其它有利於外國商品的條款。中國必須將一部分國庫收入存在外國銀行裡。於是乎，從個人經濟到國家經濟，我們都被外國人縛手縛腳了。然而國家思想逐步提高，中國再也不能忍受這些條款了。處境有些像一座火山：太強大的內在壓力使它爆發了。

　　至於最近一些騷亂是怎樣產生的？那就不得不提起：在上海日本人所開的工廠裡，華工非常被虐待。在一切國家裡，都實行勞動八小時制；在一切文明國家裡，最低工資是四馬克（即華幣兩元）。惟獨在上海及青島日本人所開的棉紡廠裡，中國工人每日勞動十三小時，工資只給華幣四角，就是說約等於八十芬尼，或一個瑞士佛郎。近幾年來，生活費和日用品價目，即使在中國，也高漲了。雖則中國人很節儉，很樸素，這樣低的工資萬萬不能維持生活。此外，這樣長時間的勞動也損害了工人的健康。當人家將這種情況與別國的勞動條件相比，人家必然為壓力之大而吃驚。尤其殘酷的是我們在上面所講的日本工頭對華工的對待，中國工人盡可能默默地承受著。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二日，中國工人向上海日本工廠的領導人提出要求提高工資，縮短每天工作時間，改善日本工頭對華工的態度。日本領導不接受這些要求，於是華籍工人罷工了。四月十二日，在青島，日本人開的工廠裡的華工提出同樣的要求，也遭到拒絕，也罷工了。雖則不住地威脅與接觸，雙方的見解未能一致。全世界都向英國人學習工廠制度，但對於中國問題，可不要相信英國人接受金融界或很著名的技術雜誌所提的意見。這些刊物說：「正因為中國工資便宜，所以日本人把工廠開到中國來。如果中國的工資上升到日本工資的水平，就再也無利益從實業上來征服中國了，於是這項實業就要被逼還返日本，因為萬一警察和軍隊不能在中國充分地保障秩序和安全的話，日本實業就要冒極大的危險。」這種劇烈反對在中國提高工資的呼籲，證明在社會範圍內的民憤是人為地由外國金融界挑唆起來的，它鼓勵有社會觀念與國際觀念的人，膽敢正面把擁有四億三百二十萬人口的大國，當作人類的窮窠。二月二十八日，在豐田紗廠裡，一個日本人用手槍打死了一個中國工人。五月十五日，在內外紗廠裡，日本人用手槍打死十一個中國工人。這些殘殺引起了總罷工。

　　在一切國家裡，勞動人民有罷工權，同樣，向罷工者表示同情，也是隨在准許的。可是，最近五月三十日，在上海，學生們對被日人廠裡所殺害的中國工人表示同情，舉行遊行。英國巡捕向遊行者開槍，七位中國公民被打死了。六月一日和二日，都有新的遊行。英國巡捕加強壓制，許多中國人受傷。英國人謊稱他們是被逼出此。但六月十三日，一封美國致中國政府的電報中說「英國巡捕太匆忙草率了」。六月十五日，上海英籍薩繆爾（Samuel）用電報證明：那些被害的中國人都是在後腦中彈的。這就說明：這些被害者在英國巡捕之前，返身而逃，絕未抵抗。這其間，中國政府同列強政府代表進行磋商，企圖禁止再度出現類似的殘殺。然而六月十二日，漢口英國志願軍開機關槍向遊行者掃射，殺死八人，傷人無數。在這種的殘酷行為之下，中國忍無可忍，被逼起而堅決自衛。

　　當日本人與英國人這樣嚴厲指責中國時，我們問：「我們對這兩個國家幹了些什麼？」我們只不過不再為他們工作，抵制他們的商品而已。我們並無粗暴的敵對行為。我們僅止於消極抵抗。任何理智健全的人必能體會到：中國人太愛和平，太軟弱了，所以不會採取積極性的反抗。我聽說中國人的行動未能博得全球的同情。二十世紀中，大家都談到社會公論與自主權利。可是現在面對中國工人所受到的虐待，無人同情他們而進行干涉。這點，儘管我們樂於反復思索，卻始終不懂得為了什麼！

　　在西方，人家對於一個錯誤觀點有三種想法：許多人認為目前的騷亂像一九〇〇年義和團的造反。略一思索就可以發現這種想法是錯誤的。義和團造反導源於中國北方，那裡，一些沒有文化的人，群起反抗虐待他們的中國基督教徒。由此產生強烈的排外思想。義和團相信他們的咒語能打勝外國人的大炮；一部分的官員（滿洲人）相信，一旦外國人被驅逐出境，中國青年的崇歐思想也能隨之消滅了。他們相信，這些外國人一旦驅逐出境，再也不會回來了。這是二十五年前的情況。今天，列強之在中國，已無疑問。從前，有些中國人果然要屠殺外國人；現今則否。為了表示抗議，我們只不過在經濟方面，離開壓迫我們的人。義和團運動則有絕對排外的性質。現在呢，動盪只限于反對英日。這種動盪已變為全國性了。這些事實都證明它不同於義和團造反。

　　另外一些人則認為這些動盪是布爾什維克的，因此應當鎮壓。這又是一個完全錯誤而且可笑的觀點。布爾什維主義對於國家是否有利這個問題尚未得出結論。但是如果某一國家想試行該主義，乃是該國的內政，外國無權干涉。俄國是布爾什維主義的搖籃與國家，然而別的國家與俄國維持外交關係，官方並未反對俄國的政體。中國的實業尚未發展，所以沒有強烈的階級鬥爭。在歐洲實業發達的國家中，共產主義危險要劇烈得多。倘使大家深信在中國，總罷工是受了布爾什維主義的影響，那麼為什麼在別個國家裡，產生了工人運動，不以同樣的目光去看待呢？為了反駁，我再舉幾個實例。三月二十日，在上海市區，成立了反共工會。最近，五月一日《工會總導報》雜誌發表了有卅七個工人組織具名的電報，召集第二次反共大會。甚而即在六月九日上海事故之後，有許多組織紛紛公開申明反共。從這些例子看來，中國的工人是完全反共產主義、反布爾什維主義的。那些輕信表面現象的人，認為俄國與中國間的友好表示，以及蘇聯寄給中國的慰問，揭露了中國的布爾什維化。他們不明白國際禮貌行動與本國的政治傾向是各不相涉的兩件事。這是國際間常用的禮節。此外，俄國對中國取消了所有的舊條約，卻與中國訂立了一項平等公正的新條約。這樣，自然引起了中國輿論對俄的友好同情。我們只知道俄國對我們友好，卻不問俄國內部情況如何。如果日本和英國對我們採取像俄國那樣的態度，人家能否想像，為了對它們表示友好，我們就採取了專制政體？

　　在中國國外，也許有人幻想：只須施壓力於北京中央政府，排外就可以平息了。這又是一種錯覺。當然，以往列強用此手段從中國獲得一連串的優待，但是這已成為過去。當年中央政府是強大的，老百姓無權過問政治。可是從一九一一年革命以來，中國人感到自己的政治責任，政府也不像以前那樣集中了。中央政府可以執行政權，但必需獲得民心。不然的話，即使中央政府欲在列強壓力下讓步，各省的省政府就要反對，甚而即使它們中間有部分跟了中央政府走，整個老百姓就要群起而攻之。列強用訛詐手段向中央政府獲得的許諾，將化為幻影，因為這個政府的本身不是牢固的。中國人民就是這樣反抗，例如《凡爾賽條約》，雖則有日本人的壓力，雖則中國政府願意簽字。疇昔強迫中國的手法不再合乎現在狀況。為什麼英國和日本在它們的對華政策中，不找尋一條雙方都行得通的道路呢？

　　我希望這事會產生的，希望列強運用它們的影響，使兩國改變它們對華的態度。日本工廠的廠主縮短中國工人的勞動時間到八小時，提高他們的工資，使他們能生活，而無損於人類的尊嚴。這些廠主應該取消工頭們對華工的暴行。如果日本廠主這樣做了，總罷工立刻就會停止；工作時間雖則縮短了，產量卻將上升。為什麼日本人不採取美洲和歐洲工廠的制度呢？

　　英國應該責罰上海的英國巡捕頭頭，下令嚴禁無緣無故向和平的中國公民開火。它應該向被殺害的家屬給予撫恤金。如果英國人對待我們和對待他們的同胞那樣，他們就使我們相信他們是有公道觀念的。

　　我還希望英、日、其它列強，進一步深入問題，他們自覺地看到以往他們與中國所訂定的條約是不公平的，不合乎現代原則的，另行簽訂平等互利的新條約。於是中國方能自由發展，發揮它的能力，與列強友好合作，正對共同目標而前進。這不但是中國的幸福，也是全世界的幸福。凡是對於雙方有利的事，必然高於單方面有好處的事。

　　經過深思熟慮，我將肺腑之言，奉告英、日與列強，請他們多多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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