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大學觀念及教育趨向|蔡元培

中國現代大學觀念及教育趨向

　　（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

　　在古代中國，文明之根一直沒有停止過它的生長，儘管關於這方面的歷史記載極少。進行高等教育的機構早在兩千年前就出現了，那時稱之為「太學」。隨後，又從這一初步形式，逐步演變為一種稱之為「國子監」的教育制度。它包括倫理教育、政治與文學教育。現在看來，這是必然的發展，並且隨著這一發展而增設了包括寫與算等更多的學科。但增設的這些科目，在欽定的學校課程中，是無足輕重的。數百年來，教育的目的只有一項，即對人們進行實踐能力的訓練，使他們能承擔政府所急需的工作。總之，古代中國只有一種教育形式，因此，其質與量不能估計過高。

　　晚清時期，東方出現了急劇的變化。為了維護其社會生存，不得不對教育進行變革。當時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要仿效歐洲的形式，建立自己的大學。當這些大學建立了起來並有了良好的管理以後，就成為一支具有我們自己傳統教學方法的蓬蓬勃勃的令人稱譽的力量。初時的大學，也曾設置了與西方大學的神學科相應的獨立的經科。這些大學推行的總方針，還是為了要產生一個于政府有用、能盡忠職守的群體。

　　隨著一九一一（二）年民國的成立，它把政府的控制權移到了民眾手中——在大學內部也體現了這種新的精神。最早奏效的改革，是廢除經科，從而使大學具備了成立文、理、醫、農、工、法、商等科的可能性。作為上述這項方針的結果，一批大學建立了起來，幾乎所有這些大學都完全或基本上貫徹了政府關於教育方面的指示。迄今為止，在北京（首都）有國立北京大學，在天津有北洋大學，在太原有山西大學，在南京有國立東南大學，在湖北有武昌大學，以及在首都還有其它一些大學，所有這些大學，皆直屬中央政府，經費由中央政府撥給。最近，幾所省立大學也相繼宣告成立，其它一些則正在籌建之中。直隸的河北大學，瀋陽的東北大學，陝西的西北大學，河南的鄭州大學，廣州的廣東大學以及雲南的東陸大學，都有了良好的開端。其它各省也都在積極籌建它們本省的大學。一些以辦學有方而著稱的私立大學，如天津的南開大學和廈門的廈門大學，也是值得一提的。至於那些已獲得政府承認的學院，更是不計其數。儘管這些大學所設系、科各不相同，但都有同樣的組織形式。它們的目標，不僅在於培養人們的實際工作能力，還在於培養人們在各種知識領域中作進一步深入研究的能力。

　　下面請允許我以一所具體的大學，即我非常熟悉的國立北京大學的一些情況來對我所談的加以印證。

　　眾所周知，這所大學由於她的起源及獨特的歷史而具備較完善的組織系統。根據目前的發展趨勢方向，我們很自然地能預見到未來的進展。但是，這種發展趨勢和方向的主要特點究竟是什麼呢？對此我想說明如下：也許說明整個問題的最簡捷的方法，是回顧一下近幾年的改革過程，這些改革對北大的發展是有重大意義的。在一九一二年，曾制定了一項擴充北大所有學科的系科計劃，但後來鑒於某些系科，例如醫科和農科等，宜於歸併到其它一些對此已具有良好設備條件的大學中去，因而放棄了這一計劃。在考慮了這些情況以後，北大確認對它最必要的，是設置文、理、工、法等科。就這樣，北大以這四科發展到一九一六年，成為教育界有影響的組成部分。接著，為了有利於北洋大學和北京工業專門學校，北大又把工科劃了出去，以便與上述兩校取得協作。隨後，不但在國立北京大學，而且在全國範圍都發生了一個巨大的變化，那就是：有著眾多系科的舊式「大學」（名符其實的「大」學）體制逐漸衰亡，單科（或少數幾科）的大學在更具體的規模上興起。這個變化的最終結果，現在尚無法預測，但就目前而言，其效果是創立了易受中央和地方政府資助的特殊的大學教育形式。由於這個變化，高等教育機構則可能由幾個或僅僅一個系（這裡所說的「系」與美國大學的「學院」一詞同義）組成。

　　一九二〇年，北大按舊體制建立的文、理、法科被重新改組為以下五個部：

　　第一部數學系，物理系，天文系。

　　第二部化學系，地質系，生物系。

　　第三部心理系，哲學系，教育系。

　　第四部中國語言文學系，英國語言文學系，法國語言文學系，德國語言文學系以及行將設置的其他國家的語言文學系。

　　第五部經濟系，政治系，法律系，史地系。

　　其它正在考慮開設的系，將按其性質分別歸入以上五個部。

　　當時之所以有這樣的改變，其著眼點乃是現行大學制度急需重新厘訂，以便適應國家新的需要。此外，還有如下幾點原因：

　　1．從理論上講，某些學科很難按文、理的名稱加以明確的劃分。要精確地限定任何一門學科的範圍，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例如，地理就與許多學科有關，可以屬幾個系：當它涉及地質礦物學時，可歸入理科；當它涉及政治地理學時，又可歸入法科。再如生物學，當它涉及化石、動植物的形態結構以及人類的心理狀態時，可歸入理科；而當我們從神學家的觀點來探討進化論時，則又可把它歸入文科。至於對那些研究活動中的事物的科學進行知識範圍的劃分尤為困難。例如，心理學向來被認為是哲學的一個分支，但是，自從科學家通過實驗研究，用自然科學的語言表達了人類心理狀況以後，他們又認為心理學應屬理科。擺在我們面前的，還有自然哲學（即物理學）這個專門名詞，它可以歸入理科；而又由於它的玄學理論，可以歸入文科。根據這些情況，我們決定不用「科」這個名稱，儘管它在中國曾得到廣泛的承認，但我們卻對這個名稱不滿意。

　　2．因為這樣一來，理科學生勢必放棄對哲學與文學的愛好，使他們失去了在這方面的造詣機會。結果他的教育將受到機械論的支配。他最終會產生一種錯誤的認識，認為客觀上的社會存在形式是一回事，而主觀上的社會存在形式完全是另一回事，兩者截然無關。這將導至（致）自私自利的社會或機械社會的發展。而在另一方面，文科學生因為想回避複雜的事物，就變得討厭學習物理、化學、生物等科學。這樣，他們還沒有掌握住哲學的一般概念，就失去了基礎，抓不住周圍事物的本質，只剩下玄而又玄的觀念。因此，我們決心打破存在於從事不同知識領域學習的學生之間的障礙。

　　3．現在，我們再看看北大的行政組織。當時的組織系統儘管沒有什麼人對之有異議，但卻存在著很大的問題。內部的不協調，主要在於三個科，每一科有一名學長，唯有他有權管理本科教務，並且只對校長負責。這種組織形式形同專制政府；隨著民主精神的高漲，它必然要被改革掉。這一改革，首先是組織了一個由各個教授、講師聯合會組成的更大規模的教授會，由它負責管理各系。同時，從各科中各自選出本系的主任；再從這些主任中選出一名負責所有各系工作的教務長。再由教務長召集各系主任一同合作進行教學管理。至於北大的行政事務，校長有權指定某些教師組成諸如圖書委員會、儀器委員會、財政委員會和總務委員會等。每個委員會選出一人任主席，同時，跟教授、講師組成教授會的方法相同，這些主席組成他們的行政會。該會的執行主席則由校長遴選。他們就這樣組成了一個雙重的行政管理體制，一方面是教授會，另方面是行政會。但是，這種組織形式還是不夠完善，因為缺少立法機構。因此又召集所有從事教學的人員選出代表，組成評議會。這就是為許多人稱道的北京大學「教授治校」制。

　　如上所說，北大的進步儘管緩慢，但是從晚清至今，這種進步已經是不可逆轉的了。這些窮年累月才完成的早期改革，同大學教育的目的與觀念有極大的關係。大學教育的目的與觀念是明確的，就是要使索然寡味的學習趣味化，激起人們的求知欲望。我們決不把北大僅僅看成是這樣一個場所——對學生進行有效的訓練，訓練他們日後成為工作稱職的人。無疑，北大每年是有不少畢業生要從事各項工作的，但是，也還有一些研究生在極其認真地從事高深的研究工作，而且，他們的研究總是及時地受到前輩的鼓勵與認可。這裡，請允許我說明，北大最近設置了研究生獎學金和其它設施。我們中國自古以來就以宣揚和實踐「樸素的生活，高尚的思想」而著稱。因此，按照當代學者的看法，這所大學還負有培育及維護一種高標準的個人品德的責任，而這種品德對於做一個好學生以及今後做一個好國民來說，是不可缺少的。

　　為了對上面所提到的高深研究工作加以鼓勵，北大還採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甲）強調教授及講師不僅僅是授課，還要不放過一切有利於自己研究的機會，使自己的知識不斷更新，保持活力。

　　（乙）在每一個系，開始了由師生合作進行科學方面及其它方面的研究。

　　（丙）研究者進行學術討論有絕對自由，絲毫不受政治、宗教、歷史糾紛或傳統觀念的干擾。即使產生了對立的觀點，也應作出正確的判斷和合理的說明，避免混戰。

　　為了培養性格、品德，還採取了如下一些措施：

　　（甲）制定體育教育計劃：（1）每年進行各種運動技能比賽。與外界舉行比賽和其他的室外比賽，吸引了所有的北大師生，其水準可與西方相比。足球、網球、賽馬、游泳、划船等活動同樣令人喜愛。（2）可志願參加某些軍訓項目，特別是童子軍運動正在興起。

　　（乙）為培養學生對美術與自然美的鑒賞能力，成立了雕塑研究會和音樂研究會。

　　（丙）學生們利用課餘時間在（為）學校附近的文盲及勞工社會服務，深受公眾的讚賞。其中最突出的是在鄉村地區開展平民講習運動和對普通市民開辦平民夜校。學生們通過這些活動，極大地促進了自己的身心發展。

　　當中國的青年一代在思想上接受了新的因素之後，他們對政府與社會問題的態度就變得紛繁複雜了。他們熱情奔放地參加一切政治活動，這已在全國各地不同程度地表現出來。這種學生運動雖然是當代所特有的（如巴黎與哈瓦那所報道的那樣），但在中國的漢代及明代歷史上已早有先例。它只是在近幾年中採取了更為激烈的反抗形式而已。學校當局的看法是，如果學生的行為不超出公民身份的範圍，如果學生的行為懷有良好的愛國主義信念，那麼，學生是無可指責的。學校當局對此應正確判斷，不應干預學生運動，也不應把干預學生運動看成是自己對學生的責任。現代的教育已確實把我們的學生從統治者的束縛中解放了出來。總的來說，這場活躍的運動已經在我們年青一代的思想中灌注了思想、興趣和為社會服務的真誠願望，從而賦予他們以創造力和組織力，增強了領導能力，促進了友誼。但是，這也可能使學生本身受害，危及他們已取得的進步。學校當局正是基於這點才以極大的同情與慈愛而保護他們。

　　上述的概括，可能已足以說明中國大學教育的總的趨向，這是從我在北大任職期間的個人經歷中總結出來的。至於中國教育的發展，特別是目前教育的發展，可能還存在其他傾向；即使在北大，這些帶有傾向性的改革，不論其是否起了作用，我們認為它還是很不完善的。更確切地說，我們的改革與實驗，使我們確信我們的大學目標與觀念仍然是很不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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