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的發展|蔡元培

中國教育的發展

　　（一九二四年四月十日）

　　要研究中國教育的發展，首先，有必要對早期的歷史作些回顧。早在遠古時代，中國的聖哲賢君就非常關心教育問題。他們在治理國家、造福人群的過程中，由於碰到了種種困難，才逐步認識到要使國家達到大治，必須把注意力移向有利於國家前途的教育問題上。

　　教育問題是舜迫切關心的一個問題。據史家記載，他是有史以來第一個任命一位「司徒」，在最基本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方面進行教育的聖人。在教會人們耕作收穫、教會他們種植五穀以後，舜命令契教導人們「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是孟子在舜死後兩千年記錄下來的。雖然這句話的根據無可稽考，但是這一史料，仍具有重要的價值，因為它是古典文獻中關於我國遠古時代教育的最早論述。我們從《書經》中還可以獲知另一個史實，它可以使我們進一步瞭解古代教育的發展。據《堯典》記載，舜說：「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顯而易見，他認為「樂」在調諧年青人的感情方面是頗有益處的，它是一種陶冶性情的訓練。這看來是一種必然的發展。其時間遠在公元前二十三世紀。當時，教育的主要課題，一方面是強調道德義務，另一方面是培養人們種種善良正直的習性。這就是：為做一個良好的人而進行道德教育，為做一個有德性的人而進行社會教育。這兩種思想互相融匯，目的在於建立一種和諧的社會關係。我國古代教育家為此而孜孜努力，實際上也實現了這一目標。

　　往後（公元前十二世紀），產生了更多的學科。一系列學說開始付諸實施，它包括為貴族階級規定三德、三行、六藝、六經和尊卑次序；為平民規定六德、六行及六藝。我國古代教育家的教育方法，在某些方面同中國現代從西方各國引進的那些方法極為相似。具體地說，古時人們所謂的道德教育實際上就是現代學校課程中的倫理學，而六藝（即禮、樂、射、禦、書、數）中的射、禦，相當於我們現在的體育。與道德教育和體育有密切聯繫的是算術。這就形成了我們今天所稱的抽象思維的訓練和智力的訓練。禮儀的教學於今被認為是一種介乎道德教育與智力訓練範圍之間的科目。以我們現代的觀點來衡量，或從這種教育本身對人的身心和諧予以全力關注這一點來衡量，這個時期（從公元前二十三世紀到孟子的時代），可以認為是一個在教育上取得顯著成就的時期。其中，更重大的發展，乃是陳舊的教育機構的衰亡，代之而興起的，是更大規模的叫做「成均」的大型學院機構。我們對此應該給予充分的評價，它的意義在於創立了現代由國家資助的高等教育機構的雛型。

　　大約在公元前六世紀左右，我國一些相當於古希臘學院的私學，成為教育界突出的、有影響的組成部分。在這個時期的諸子百家中，開始出現兩大顯學，這兩派的形成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事情，他們對於各種問題各自作出不同的解釋。一方面是孔子以四科，即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教導中國；而另一方面則是墨子在策略方面教導中國，他傳授一種具有邏輯性的、形象化的辯證的工作方法。雖然如此，墨子對於政治與道德教育的強調仍不亞於孔子。最奇怪的是，在墨子的學說中，還涉及到光學和力學，而這些同現代科學竟息息相關。在墨子的著作中，確實提到過物理學與化學，可惜這個天才遭受的是孤軍奮戰的命運。如果墨子對於科學的傳大思想，不是由於缺乏他同時代的人的支持而停滯不前的話，那麼，中國的面貌可能是迥然不同了。

　　上面所提到的障礙，無疑是由於被混雜著巫術的儒學占了優勢地位。巫術者在與墨子學說的鬥爭中，代表了儒家的傳統教義。他們認為萬物有靈，對一切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採取神秘的解釋，把它們歸結為陰、陽兩種形式的變化，認為一切事物由五行（即水、木、金、火、土）組成。他們由於受到所掌握的材料的局限，因而在認識上受到嚴重的限制。而且，更不幸的是，神學化了的儒學，當時無論在官學或在私學中，都占了上風。

　　公元一世紀時，由於印度哲學開始傳入我國，因而在教育方面出現了顯著的、極為重要的哲學變化。印度哲學發現自身與老、莊學說相吻合，因此，出現了這三者合流的發展趨勢。甚至儒家的學者們，也把他們的道德行為觀念和政治觀念退到次要的地位，從而興起了玄學。在公元五世紀，建立了宣傳玄學的機構。到公元八世紀，儒學又一次在教育界占支配地位，特別是「四科」再次成為教學原則的具體內容。於是，由印度哲學引起的、歷時幾百年的擴大知識領域的狀況漸漸衰落。從那時起直到十九世紀，學校只採用儒家經典作為教科書，附加一些論述玄學的著作。整整四千年的中國教育，除了有過科學的萌芽以及玄學曾成功地站住過腳以外，可以說，在實際上絲毫沒有受到任何外來的影響，它僅僅發生了由簡單到複雜的變化。

　　以上主要是談了一些古代中國教育的發展，僅限於東方思想範圍。我們還必須把我國的教育發展同英國的教育發展作一比較。它們都有令人稱道的合理地安排體育與智育的共同思想，都有使學習系統化的共同意向。在禮儀教育方面，我們發現兩國的教育，對所謂「禮貌」，都同樣採取鼓勵的態度。在我國的射、禦與英國的競技精神之間，我們也能發現某些共同點。無論是中國的教育，還是英國的教育，目的都在於塑造人的個性及品質。在這方面，雙方對於什麼是教育的認識是非常接近的。性格與學業，就孔子的解釋而言，應達到和諧一致，而這一點與英國教育所主張的並無差異。

　　儒家提出「君子」作為教育的理想，要求每一個受教育者都要達到這個目標。這與英國的「紳士」教育完全相同。我們閱讀儒家經典，經常見到「君子」這個詞。對於這個詞，如同英語中「紳士」一詞一樣，我們發現同樣難於領會這個詞所體現的豐富而深刻的涵義。為了對「君子」一詞的涵義有所瞭解，現在就讓我們隨意聽聽儒家的一些代表人物及孔子本人的言論。孔子的門徒之一、哲學家曾參曾對孟敬子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其他一些人認為君子應該「正其衣冠，尊其瞻視」。隨後，他就能矜而不驕，嚴而不暴。這是中國關於君子儀態的言論，同樣也是英國教育家強調宣傳的觀點。至於說到君子的性情氣質，我們發現欣賞正直是一個基本的特點。君子「禮以行之，仁以出之，信以成之」。因此，「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至於君子本身，我們發現有這些特點，「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怎樣才能成為君子呢？「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至於說到道德力量，中國教育家鼓勵那些人，「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成為君子。「君子和而不同」，「人之生也直」。這是君子的力量與信心。上述這些是實現君子行為的正面例子。反之，對於「鄉願」或「貴胄」則予以強烈的警告與斥責，就如西方國家對偽君子的尖銳抨擊一樣。這種培養君子的教育，無疑同英國教育相同，在中國教育的發展史上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

　　以上是英國與中國教育觀念的相同之處。下面我們再看看它們的不同點，我們發現有兩點不同之處。產生不同點的最顯著原因在於下面的事實：一個英國人，當他還在繈褓之中、以及在他後來的成長過程中，就受到某種宗教觀念的哺育，逐步形成了他的信仰，而這種信仰是他日後生活的指南。而在中國，除了在極其例外的情況下，父母一般不干涉他們子女接受某種宗教，因此他們的子女有權維護自己的信仰自由。但是社會輿論還是表達了對宗教的贊助。第二，我們看到了英國科學教學設備的優異，也看到了我國這方面的短缺。前一點在現時關係不大。關於後一點，我們應當表示這種願望：我們的教育應該前進，應該使科學教育得到更大的發展。在英國，不僅大學的實驗室有很好的設備，而且在科研團體中，也都有良好的設備。英國有四個直屬于教育部的國立博物館，這些博物館收藏有各種珍品及獨特的標本。因而，在英國有這樣一種科學氣氛，雖則科學家們必須擔負開拓科學領域的重任，但他們的工作受到公眾的讚賞與分擔，因為公眾已認識到科學的重要性及其深遠的意義。哲學家、思想家及作家們也同樣承認他們對科學應盡的職責，因而不必去冒險憑空建立他們的學說。而中國在這方面卻沒有什麼可與相比。在你們南肯辛頓的科學博物館及自然歷史博物館中，既有理想設計的藍圖，也有具體成就的實例。人們可以看到這一切一直在對教育施加著很大的影響。但是，在中國，我們的教育至少兩千年來沒有面向更高的科學教育，而卻是用完美的品質去塑造人，賦于他一種文學素養而已。

　　儘管從公元十三世紀以來，我們在與西方接觸的過程中，學到了一些自然科學知識（不包括它的消極因素），但是，在好幾個世紀以後，才隨著基督教的傳入而帶來了亞裡士多德的邏輯知識，歐氏幾何學以及其它應用科學知識。直到近半個世紀，中國才從事教育改革，而且還只限於自然科學的教育改革。中國現在認識到，只有新興的一代能受到新型的教育，古老的文明才能獲得新生。中國教育改革的第一步要達到的，是建立大學與專科學校，這一點已經實現了。一八六五年在上海建立了以科學技術為基礎的江南製造局，這個局發展到今天，已占地廣闊，規模宏大。接著是一八六七年仿照歐洲學院的形式建立了最早的機械學校。此後，在我們發展教育的早期努力中，技術科學的學校和學院，始終處於領先地位，其它性質的學校也隨之紛紛建立。一八六七年建立了馬尾船政學堂；一八七六年建立了電報學堂；一八八〇年建立了水師學堂；北洋大學（一八八九年），南洋公學，（一八九七年），以及京師大學堂（一八九八年）等學校也相繼建立。另一方面，我們派遣一批青年學生到英國、法國及德國留學，學習造船、工程及其它學科。作為西學東漸的傳播者，他們的學習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只有為數有限的、並經過遴選的學生，才能享受出國留學的權利，即使對他們來說，我們還是沒有能夠提供足夠的學校，使他們在出國前作好充分的準備。上述這些學校，儘管它們本身很有價值，但還是無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的困難就在於目前學校不足。比派遣留學生和建立學校更為重要的是，必需糾正某些不足之處。由於學校設施的缺乏，許多學生便進入教會學校。在那裡，他們可以學到一門外語，並能學到應用科學和理論科學的基礎知識。為此，我們對這些學校深致敬佩。然而，政府在打算以其他同等的或更高水平的學校來取代教會學校方面，並不甘心落後。教育工作者們在一些會議上，建議向國立學校提供設備，政府在採納這些建議的基礎上，於一九〇二年頒佈了一項規章，自那時以來，教會學校的學生數額便逐漸下降。到一九一〇年，據統計，在十四所英、美教會學校中的學生只有一千多名，而僅在國立北京大學一所學校中，就有學生二千三百多名。當然，這主要由於新創建的中國國立學校向他們敞開了大門，但教會學校本身也存在著某些明顯的缺點，例如，輕視中國的歷史、文學和其他一些學科等等。眾所周知，每當建立一所教會學校，就要宣傳某種宗教教義，它造成了新的影響，產生了新的作用，從而與中國的教育傳統相抵觸。關於這方面，要說的話是很多的。總之，現在有跡象表明，沿著我們自己的教育發展方向的某種趨勢正在逐步加強。

　　以上我概括地敘述了中國在自然科學研究方面的興趣的發展，以及對理論科學教育和應用科學教育加以擴展的迫切需要，這是頗有意義的。近二三十年來，在我們全國的科學研究中，萌發了一種新的精神。現在，幾乎每一所學校都擁有一些同歐洲從事科研工作的學校所擁有的相同的儀器設備，並且還擁有實驗室。在每一所實驗室，我們都可以看見師生們一起研究科學，諸如物理、化學、生物等等。特別是我們的大學，它們為科學教育的發展，為科學應用的發展盡了最大的力量，貢獻出了最大的能力，並且在此過程中，表示出希望中國在不久的將來，通過科學的發現與工業的發展，對當代世界文化作出新的貢獻。但是它們的努力迄今尚未成功。雖然我們無疑地認識到科學探索的價值，認識到它對中國的物質、文化進步來說，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可是，科學精神對我們的影響究竟有多深，科學精神在現實中究竟有多少體現，這還是有問題的。坦率地說，這純粹是由於我們沒有對從事科研的人在設備的維修、應用和經費方面提供種種方便；是由於那些在國外受到科學技術教育的人回國後，很少有機會來繼續他們的研究。因此，我國教育家計劃仿照南肯辛頓的科學博物館和自然歷史博物館的方式，創辦一所大規模的研究院。該院將由兩個部門組成：一個部門收藏科學儀器、設備、各種圖表、模型和機械，用以展示物理、化學及其他自然科學的不同的發展階段和闡述工藝的發展演變過程。另一部門將展出動物及所有其他自然歷史的標本，說明它們之間的原始關係，展出微生物及各類動植物標本，逐漸導致到人類學。創辦這樣一所研究院所必需的經費，據估計為一千萬英鎊，地點設在南京或北京。但是，目前我們的教育工作者所面臨的是，全國普遍感到財政資金短缺，在這種情況下，要中國實現這個計劃，看來是有困難的。然而，我們深信其他大國將會採取同中國在科學事業上合作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給予幫助。英國方面，將要退還庚子賠款，我們認為這是一種慷慨、善意的舉動。早在一九二二年，英國政府就在口頭上通知中國政府。自從那時以來，各國政府也對此日益關心。現在看來，為了紀念中英之間的友誼，應當把退還的庚子賠款用於一種永恆的形式，這是中國教育家經過深思熟慮的意見。它應該被用於創辦這所大型的研究院。我們現在完全可以預期，這個研究院將不僅擔負進行高等教育、鼓勵科學發展的任務，而且還將成為資料與研究的中心。這是全體中國人民，特別是教育工作者們，在退還庚款問題上的普遍願望。

　　在中國的教育發展中，可能還存在著其他的傾向，但是，最重要、最切望的乃是需要建立一所新的科學研究中心，這是需要特別加以強調的。上面概括的，只是我國教育改革的總的發展情況，而不是它的詳細情況，儘管每個細節可能是令人感興趣的，但這裡不再詳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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