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整頓北京大學的經過

整頓北京大學的經過

　　——在南京北大同學聚餐會上的演說詞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六日）

　　今天北大同人會集於此，替我祝壽，得與諸先生、諸同學相見，我心甚為愉快，但實覺得不敢當。剛才聽得主席王同學報告，及前教授石先生等致詞，均屬極懇摯的勉勵和獎譽之言，真叫我于感激之餘，慚愧的了不得。我今年實在還未到七十歲的足數日子，記得蘧伯玉有句話：「行年五十，當知四十九年之非。」我今年就算七十，那麼今是昨非之感，恐怕不過是六十九年的種種錯誤罷了。自今以後，極願至其餘年，加倍努力于党國及教育文化事業，以為報答，並希冀借此稍贖過愆。

　　今日在座者，皆北大有關係之人，請略說當年北大情形。北大在民元以前叫做京師大學堂，包有師範館、仕學館、譯學館等部分，我當時也曾任譯學館教員，是為我服務北大之始。爾後我因赴德國留學，遂與北大脫離。至民五冬，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我回來，初到上海，有人勸我不必就職，說北大腐敗極了，進去若不能整頓，反於自己的聲名有礙。這當然出於愛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數人就說，既然知道北大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意思。我到底服從後說而進北京。

　　自入北大以後，乃計議整頓北大的辦法：第一，我擬辦的是設立研究所，為教授、留校畢業生與高年級學生的研究機關。我在譯學館的時候，就曉得北京學生的習慣，他們平日對於學問上並沒有什麼興會，只求年限滿後，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教員自己也是不講進修的，尤其是北大的學生，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重畢業以後的出路。所以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他們不見得歡迎；若使一位政府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然時常請假，他們還是攀附得很，因為畢業後有闊老師做靠山。這種科舉時代遺留下來的劣根性，是于求學上很有妨礙的。所以我到校後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然而這類習慣費了多少年打破工夫，終不免留下遺跡。

　　第二件事就是所謂開放女禁。其實中國大學無所謂女禁，像英國牛津等校似的。民九，有女學生要求進校，以考期已過，姑錄為旁聽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問我：「兼收女生是否創制新法？」我說：「教育部的大學令，並沒有專收男生的條文；從前女生不抗議，所以不招女生，現在女生來要求，而程度又夠得上大學，就沒有拒絕的理由。」這是我國大學男女同學的開始。稍後，孔德學校也有女學生，於是各中、小學逐漸招收她們了。我一向是主張男女平等的，可惜今天到會的女同學，只有趙、譚、曹三位，仍覺得比男同學少得多。

　　第三件我提倡的事，就是變更文體，兼用白話，但不攻擊文言。我本來不贊成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孔子一類的主張，因為學術上的派別也和政治上的派別一樣，是相對的，不是永遠不相容的。在北大當時，胡適之、陳仲甫、錢玄同、劉半農諸君，暨沈氏兄弟，積極的提倡白話文學；劉師培、黃季剛諸君，極端維護文言。我卻相信，為應用起見，白話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做白話文，替白話文鼓吹；然而，我曾聲明，作美術文，用文言未嘗不好。例如我們寫字，為應用起見，自然要寫行楷，若如江艮庭的篆隸寫藥方，當然不可；若是為人寫斗方或屏聯作裝飾品，即寫篆隸章草，有何妨害。可是文言、白話的分別適用，到如今依然沒有各得其當。

　　以上系我在北大時舉辦的或提倡的幾件較大的事情。其他如注意美育，提倡軍訓，培養學生對於國家及人類的正確觀念，都是沒有放鬆。只可惜上述這些理想，總沒有完全實現。可見個人或少數人的力量，終是有限。綜計我居北大校長名義，自民六至民十五，共十年有半，而實際辦事，不過五年有半，所成就者僅僅如是。一經回憶，對於知我罪我，不勝慚悚！

　　今天在座的，年齡皆少於我，未來服務於國家社會的機會正多，發展無量。況且以諸位的年齡，合計不知幾千百倍於本人，而預料諸位將來達於七十歲的時候，對於國家社會的貢獻，更不知將幾千百倍於本人；所以今天諸位先生與同學以祝我的，我謹以還祝諸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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