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經驗

我在教育界的經驗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

　　我自六歲至十七歲，均受教育於私塾；而十八歲至十九歲，即充塾師（民元前二十九年及二十八年）。二十八歲又在李蓴客先生京寓中充塾師半年（前十八年）。所教的學生，自六歲至二十餘歲不等。教課是練習國文，並沒有數學與其他科學。但是教國文的方法，有兩件是與現在的教授法相近的：一是對課，二是作八股文。對課與現在的造句法相近。大約由一字到四字，先生出上聯，學生想出下聯來。不但名詞要對名詞，靜詞要對靜詞，動詞要對動詞；而且每一種詞裡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例如先生出一山字，是名詞，就要用海字或水字來對他，因為都是地理的名詞。又如出桃紅二字，就要用柳綠或薇紫等詞來對他；第一字都用植物的名詞，第二字都用顏色的靜詞。別的可以類推。這一種工課，不但是作文的開始，也是作詩的基礎。所以對到四字課的時候，先生還要用圈發的法子，指示平仄的相對。平聲字圈在左下角，上聲在左上角，去聲右上角，入聲右下角。學生作對子時，最好用平聲對仄聲，仄聲對平聲（仄聲包上、去、入三聲）。等到四字對作得合格了，就可以學五言詩，不要再作對子了。

　　八股文的作法，先作破題，止兩句，把題目的大意說一說。破題作得合格了，乃試作承題，約四五句。承題作得合格了，乃試作起講，大約十餘句。起講作得合格了，乃作全篇。全篇的作法，是起講後，先講領題，其後分作八股（六股亦可），每兩股都是相對的。最後作一結論。由簡而繁，確是一種學文的方法。但起講、承題、破題，都是全篇的雛形；那時候作承題時仍有破題，作起講時仍有破題、承題，作全篇時仍有破題、承題、起講，實在是重床疊架了。

　　我三十二歲（前十四年）九月間，自北京回紹興，任中西學堂監督，這是我服務於新式學校的開始。這個學堂是用紹興公款設立的。依學生程度，分三齋，略如今日高小、初中、高中的一年級。今之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麐（麟）君、北大地質學教授王烈君，都是那時候第一齋的小學生。而現任中央研究院秘書的馬祀光君、任浙江教育廳科員的沈光烈君，均是那時候第三齋的高材生。外國語原有英、法二種，我到校後又增日本文。教員中授哲學、文學、史學的有馬湄蓴、薛閬軒、馬水臣諸君，授數學及理科的有杜亞泉、壽孝天諸君，主持訓育的有胡鐘生君，在當時的紹興，可為極一時之選。但教員中頗有新舊派別，新一點的，篤信進化論，對於舊日尊君卑民，重男輕女的舊習，隨時有所糾正，舊一點的不以為然。後來舊的運動校董，出而干涉，我遂辭職（前十三年）。

　　我三十五歲（前十一年）任南洋公學特班教習。那時候南洋公學還止有小學、中學的學生；因沈子培監督之提議，招特班生四十人，都是擅長古文的；擬授以外國語及經世之學，備將來經濟特科之選。我充教授，而江西趙仲宣君、浙江王星垣君相繼為學監。學生自由讀書，寫日記，送我批改。學生除在中學插班習英文外，有願習日本文的；我不能說日語，但能看書，即用我的看書法教他們，他們就試譯書。每月課文一次，也由我評改。四十人中，以邵聞泰（今名力子）、洪允祥、王世澂、胡仁源、殷祖同、謝忱（今名無量）、李（叔）同（今出家號弘一）、黃炎培、項驤、貝壽同諸君為高材生。

　　我三十六歲（前十年），南洋公學學生全體退學，其一部分借中國教育會之助，自組愛國學社，我亦離公學，為學社教員。那時候同任教員的吳稚暉、章太炎諸君，都喜昌言革命，並在張園開演說會，凡是來會演說的人，都是講排滿革命的。我在南洋公學時，所評改之日記及月課，本已傾向於民權女權的提倡，及到學社，受激烈環境的影響，遂亦公言革命無所忌。何海樵君自東京來，介紹我宣誓入同盟會，又介紹我入一學習炸彈製造的小組（此小組本止六人，海樵與楊篤生、蘇鳳初諸君均在內）。那時候學社中師生的界限很寬，程度較高的學生，一方面受教，一方面即任低級生的教員；教員熱心的，一方面授課，一方面與學生同受軍事訓練。社中軍事訓練，初由何海樵、山漁昆弟擔任，後來南京陸師學堂退學生來社，他們的領袖章行嚴、林力山二君助何君。我亦斷發短裝與諸社員同練步伐，至我離學社始已。

　　愛國學社未成立以前，我與蔣觀雲、烏目山僧、林少泉（後改名白水）、陳夢坡、吳彥複諸君組織一女學，命名「愛國」。初由蔣君管理，蔣君遊日本，我管理。初辦時，學生很少；愛國學社成立後，社員家中的婦女，均進愛國女學，學生驟增。盡義務的教員，在數理方面，有王小徐、嚴練如、鐘憲鬯、虞和欽諸君；在文史方面，有葉浩吾、蔣竹莊諸君。一年後，我離愛國女學。我三十八歲（前八年）暑假後，又任愛國女學經理。又約我從弟國親及龔未生、俞子夷諸君為教員。自三十六歲以後，我已決意參加革命工作。覺得革命止有兩途：一是暴動，一是暗殺。在愛國學社中竭力助成軍事訓練，算是下暴動的種子。又以暗殺于女子更為相宜，于愛國女學，預備下暗殺的種子。一方面受蘇鳳初君的指導，秘密賃屋，試造炸藥，並約鐘憲鬯先生相助，因鐘先生可向科學儀器館採辦儀器與藥料。又約王小徐君試製彈殼，並接受黃克強、蒯若木諸君自東京送來的彈殼，試填炸藥，由孫少侯君攜往南京僻地試驗。一方面在愛國女學為高材生講法國革命史、俄國虛無黨歷史，並由鐘先生及其館中同志講授理化，學分特多，為練制炸彈的預備。年長而根柢較深的學生如周怒濤等，亦介紹入同盟會，參加秘密小組。

　　我三十九歲（前七年），又離愛國女學。嗣後由徐紫虯、吳書箴、蔣竹莊諸君相繼主持，愛國女學始漸成普通中學，而脫去從前革命性的特殊教育了。

　　四十歲（前六年），我到北京，在譯學館任教習，講授國文及西洋史，僅一學期，所編講義未完，即離館。

　　四十一歲至四十五歲（前五年至一年），又為我受教育時期。第一年在柏林，習德語。後三年，在來比錫，進大學。

　　四十六歲（民國元年），我任教育總長，發表《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據清季學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的五項宗旨而加以修正，改為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公民道德、世界觀、美育五項。前三項與尚武、尚實、尚公相等，而第四、第五兩項卻完全不同，以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仰自由相違，所以刪去。至提出世界觀教育，就是哲學的課程，意在兼采周秦諸子、印度哲學及歐洲哲學以打破二千年來墨守孔學的舊習。提出美育，因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見；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顧忌，在教育上應特別注重。對於公民道德的綱領，揭法國革命時代所標舉的自由、平等、友愛三項，用古義證明說：「自由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蓋謂之義。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古者蓋謂之恕。友愛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也；古者蓋謂之仁。」

　　學部舊設普通教育、專門教育兩司；改教育部後，我為提倡成人教育、補習教育起見，主張增設社會教育司。

　　我與次長范靜生君常持相對的循環論，範君說：「小學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中學？中學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大學？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小學整頓。」我說：「沒有好大學，中學師資哪裡來？沒有好中學，小學師資哪裡來？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大學整頓。」把兩人的意見合起來，就是自小學以至大學，沒有一方面不整頓。不過他的興趣，偏於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參加一點意見。我的興趣，偏於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參加一點意見罷了。

　　我那時候，鑒於各省所辦的高等學堂，程度不齊，畢業生進大學時，甚感困難，改為大學預科，附屬于大學。又鑒於高等師範學校的科學程度太低，規定逐漸停辦；而中學師資，以大學畢業生再修教育學的充之。又以國立大學太少，規定於北京外，再在南京、漢口、成都、廣州各設大學一所。後來我的朋友胡君適之等，對於停辦各省高等學堂，發見一種缺點，就是每一省會，沒有一種吸集學者的機關，使各省文化進步較緩。這個缺點，直到後來各省競設大學時，才算補救過來。

　　清季的學制，于大學上，有一通儒院，為大學畢業生研究之所。我于大學令中改名為大學院，即在大學中，分設各種研究所。並規定大學高級生必須入所研究，俟所研究的問題解決後，始能畢業（此仿德國大學制）。但是各大學未能實行。

　　清季學制，大學中仿各國神學科的例，于文科外又設經科。我以為十四經中，如《易》、《論語》、《孟子》等，已入哲學系；《詩》、《爾雅》，已入文學系；《尚書》、三《禮》、《大戴記》、春秋三《傳》，已入史學系；無再設經科的必要，廢止之。

　　我認大學為研究學理的機關，要偏重文理兩科，所以于大學令中規定：設法商等科而不設文科者不得為大學；設醫工農等科而不設理科者，亦不得為大學；但此制迄未實行。而我于任北大校長時，又覺得文理二科之劃分，甚為勉強；一則科學中如地理、心理等等，兼涉文理；二則習文科者不可不兼習理科，習理科者不可不兼習文科。所以北大的編制，但分十四系，廢止文理法等科別。

　　我五十一歲至五十八歲（民國六年至十二年），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民國五年，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要我回國，任北大校長。我遂於冬間回來。到上海後，多數友人均勸不可就職，說北大腐敗，恐整頓不了。也有少數勸駕的，說：腐敗的總要有人去整頓，不妨試一試。我從少數友人的勸，往北京。

　　北京大學所以著名腐敗的緣故，因初辦時（稱京師大學堂）設仕學、師範等館，所收的學生，都是京官。後來雖逐漸演變，而官僚的習氣，不能洗盡。學生對於專任教員，不甚歡迎，較為認真的，且被反對。獨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別歡迎；雖時時請假，年年發舊講義，也不討厭，因有此師生關係，畢業後可為奧援。所以學生于講堂上領受講義，及當學期、學年考試時要求題目範圍特別預備外，對於學術，並沒有何等興會。講堂以外，又沒有高尚的娛樂與自動的組織，遂不得不於學校以外，競為不正當的消遣。這就是著名腐敗的總因。我于第一次對學生演說時，即揭破「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云云。於是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認真教授，以提起學生研究學問的興會。並提倡進德會（此會為民國元年吳稚暉、李石曾、張溥泉、汪精衛諸君發起，有不賭、不嫖、不娶妾的三條基本戒，又有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不飲酒、不食肉、不吸煙的五條選認戒），以挽奔競及遊蕩的舊習；助成體育會、音樂會、畫法研究會、書法研究會，以供正當的消遣；助成消費公社、學生銀行、校役夜班、平民學校、平民講演團與《新潮》等雜誌，以發揚學生自動的精神，養成服務社會的能力。

　　北大的整頓，自文科起。舊教員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諸君，本已啟革新的端緒；自陳獨秀君來任學長，胡適之、劉半農、周豫才、周豈明諸君來任教員，而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理科自李仲揆、丁巽甫、王撫五、顏任光、李書華諸君來任教授後，內容始以漸充實。北大舊日的法科，本最離奇，因本國尚無成文之公、私法，乃講外國法，分為三組：一曰德、日法，習德文、日文的聽講；二曰英美法，習英文的聽講；三曰法國法，習法文的聽講。我深不以為然，主張授比較法，而那時教員中能授比較法的，止有王亮疇、羅鈞任二君。二君均服務司法部，止能任講師，不能任教授。所以通盤改革，甚為不易。直到王雪艇、周鯁生諸君來任教授後，始組成正式的法科，而學生亦漸去獵官的陋見，引起求學的興會。

　　我對於各家學說，依各國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兼容並包。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即使彼此相反，也聽他們自由發展。例如陳君介石、陳君漢章一派的文史，與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黃君季剛一派的文學，又與胡君適之的一派不同；那時候各行其是，並不相妨。對於外國語，也力矯偏重英語的舊習，增設法、德、俄諸國文學系，即世界語亦列為選科。

　　那時候，受過中等教育的女生，有願進大學的；各大學不敢提議於教育部。我說：一提議，必通不過。其實學制上並沒有專收男生的明文；如招考時有女生來報名，可即著錄；如考試及格，可准其就學。請從北大始。於是北大就首先兼收女生，各大學仿行，教育部也默許了。

　　我於民國十二年離北大，但尚居校長名義，由蔣君夢麐（麟）代理，直到十五年自歐洲歸來，始完全脫離。

　　我六十一歲至六十二歲（十六年至十七年）任大學院院長。大學院的組織，與教育部大概相同，因李君石曾提議試行大學區制，選取此名。大學區的組織，是摹仿法國的。法國分全國為十六大學區，每區設一大學，區內各種教育事業，都由大學校長管理。這種制度優於省教育廳與市教育局的一點，就是大學有多數學者，多數設備，決非廳局所能及。我們為心醉合議制，還設有大學委員會，聘教育界先進吳稚暉、李石曾諸君為委員。由委員會決議，先在北平（包河北省）、江蘇、浙江試辦大學區。行了年余，常有反對的人，甚至疑命名「大學」，有蔑視普通教育的趨勢，提議於大學院外再設一教育部的。我遂自動的辭職，而政府也就改大學院為教育部；試辦的三大學區，從此也取消了。

　　我在大學院的時候，請楊君杏佛相助。我素來寬容而迂緩，楊君精悍而機警，正可以他之長補我之短。正與元年我在教育部時，請範君靜生相助，我偏於理想，而範君注重實戰，以他所長補我之短一樣。

　　大學院時代，院中設國際出版品交換處，後來移交中央研究院，近年又移交中央圖書館。

　　大學院時代，設國立音樂學校於上海，請音樂專家蕭君友梅為校長（第一年蕭君謙讓，由我居校長之名）。增設國立藝術學校於杭州，請圖畫專家林君風眠為校長。又計劃第一次全國美術展覽會，但此會開辦時，我已離大學院了。

　　大學院時代，設特約著作員，聘國內在學術上有貢獻而不兼有給職者充之，聽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補助費。吳稚暉、李石曾、周豫才諸君皆受聘。

　　我于六十一歲時，參加中央政治會議，曾與吳稚暉、李石曾，張靜江諸君提議在首都、北平、浙江等處，設立研究院，通過。首都一院，由大學院籌辦，名曰國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開辦，我以大學院院長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我離大學院後，專任研究院院長，與教育界雖非無間接的關係，但對於教育行政，不復參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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