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關於不合作宣言

關於不合作宣言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易傳》說：「小人知進而不知退。」我國近年來有許多糾紛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釀成的。而且退的舉動，並不但是消極的免些糾紛，間接的還有積極的努力。

　　當民國七年南北和議將開的時候，北京有一個和平期成會，我也充作會員。會員裡面有好幾位任北方代表的，中有一位某君在會中發言道：「諸君知道辛亥革命清室何以倒的這樣快？惟一的原因，是清朝末年，大家知道北京政府絕無希望。激烈點的，固然到南方去做革命的運動，就是和平點的，也陸續離去北京。那時候的北京，幾乎沒有一個有知識有能力的人，所以革命軍一起，袁項城一進北京，清室就像『摧枯拉朽』的倒了。現在的政府也到末日了，且看他覺悟了沒有。若是這一次他還是不肯開誠佈公的與南方協議，那就沒有希望了。我們至少應該相率離京，並家眷也同去。」我那時聽了這一番話，很為感動。當局的壞人，大抵一無所能的為多，偶有所能，也是不適於時勢的。他所以對付時局，全靠著一般胥吏式機械的學者替他在衙署裡面，辦財政、辦外交等，替他在文化事業上作裝飾品。除了這幾項外，他還有什麼維持的能力呢？所以這班胥吏式機械式的學者，只要有飯吃，有錢拿，無論什麼東西，都替他做工具，如俗語說的「有奶便是娘」的樣子，實在是「助紂為虐」。他們的罪，比當局的壞人還多一點兒。

　　八年的春季，華北歐美同學會在清華學校開會，有一部分會員提出對於政治問題的意見，在會場上通過。我那時候就問他們：「我們提出去了，萬一政府竟置之不理，我們怎麼樣？我個人的意思，要是我們但為發表意見，同新聞記者的社論一樣，那就不必說了。若是求有點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幫忙的決心。」我那時候就縷述和平期成會中某君話告大眾，並且申說：「現在政府那一個機關，能離掉留學生？若學生相率辭職，政府當得起麼？」此是我第一次宣傳某君的名言。

　　去年春假，教職員聯席會議，因教育經費沒有著落，請八校校長出席發表意見。我因前一年從歐美歸來，不久進病院，這一回算是第一次出席聯席會議。我那時候聲明我的意見，以為教育費不發，教職員無論為教課上進行障礙，或為個人生計困難，止須向校長辭職。若教職員辭職的多了，校長當向政府辭職。我想這種辭職的效力，要比罷課與包圍教育當局還大得多，也縷述某君的一番話備他們參考。這是我第二次宣傳某君的名言。

　　但是我個人性情，是曾經吳君稚暉品評過，叫做「律己不苟而對人則絕對放任」。我自己反省過來，覺得他的品評是很不錯。我對於某君的名言，雖然極端佩服，但是除前說兩次宣傳外，偶然于談話時傳述過幾次，卻從沒有用這種主張向何等人作積極的運動，不過為自己向這個方向準備。

　　我是一個比較的還可以研究學問的人，我的興趣也完全在這一方面。自從任了半官式的國立大學校長以後，不知道一天要見多少不願意見的人，說多少不願意說的話，看多少不願意看的信。想每天騰出一兩點鐘讀讀書，竟做不到，實在苦痛極了。而這個職務，又適在北京，是最高立法機關行政機關所在的地方。止見他們一天一天的墮落：議員的投票，看津貼有無；閣員的位置，稟軍閥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選舉是金錢的決賽；不計是非，止計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權利。這種惡濁的空氣，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我實在不能再受了。我們的責任在指導青年，在這種惡濁氣裡面，要替這幾千青年保險，叫他們不致受外界的傳染，我自忖實在沒有這種能力。所以早早想脫離關係，讓別個能力較大的人來擔任這個保險的任務。

　　五四風潮以後，我鑒於為一個校長去留的問題，生了許多支節，我雖然抱了必退的決心，終不願為一人的緣故，牽動學校，所以近幾年來，在校中設立各種機關，完全倚幾位教授為中堅，決不致因校長問題發生什麼危險了。

　　到現在佈置的如此妥當，我本來隨時可以告退，不過為校中同人感情的牽扯，預備到學期假中設法脫離。不意有彭允彝提出羅案再議的事件，叫我忍無可忍，不得不立刻告退了。

　　羅案初起，我深惡吳景濂、張伯烈的險惡，因為他們為倒閣起見，盡可用質問彈劾的手續，何以定要用不法行為，對於未曾證明有罪的人，剝奪他的自由？我且深怪黎總統的大事糊塗，受二個人的脅迫，對於未曾證明有罪的人，草草的下令逮捕，與前年受張勳壓迫，下令解散國會，實在同一糊塗。我那時候覺得北京住不得了，我的要退的意思，已經很急迫了。但是那時候這個案已交法庭，只要法庭依法辦理，他們的倒閣目的已達，不再有干涉司法的舉動，或者於法律保障人權的主義，經一番頓挫，可以格外昭明一點，不妨看他一看。現在法庭果然依法辦理，宣告不起訴理由了，而國務員匆匆的提出再議的請求，又立刻再剝奪未曾證明有罪的人的自由，重行逮捕。而提出者又並非司法當局，而為我的職務上天天有關係的教育當局，我不管他們打官話打得怎麼圓滑，我總覺得提出者的人格，是我不能再與為伍的。我所以不能再忍而立刻告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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