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我在五四運動時的回憶

我在五四運動時的回憶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民國五年的冬季，我正在法國，接到教育部的電報，要我回國任北大校長。本來，在民元我長教育部以前，那時名叫京師大學堂，我便在那大學堂一部分的譯學館任國文及西洋史的教員。現在要我來任北大校長，我算是第二次為北大服務了。

　　當我從法國回到上海的時候，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於自己的聲名有礙，這當然是出於愛我的意思。但也有些朋友說：既然知道他的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我到底接受了後說，到北大來。

　　到北大以後，我們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我在譯學館教書的時候，就知道北京學生的習慣，他們平日對於學問上並沒有什麼興會，只要年限滿後，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便算功德完滿了。尤其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注重在畢業以後的出路。所以我到校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然而要打破這些習慣，只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授著手。

　　因此，我到北大，由醫專校長湯爾和君的介紹，便首先聘請了主編《新青年》的陳獨秀君任北大文科學長，同時在《新青年》上，我們認識了留美的胡適之君，他回國後，即請他到北大任教職。

　　五四運動發生的時候，我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裡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所以民國七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外交問題，結隊遊行，向總統府請願，當北大學生出發時，我曾力阻他們，而他們一定要參加，我因此引咎辭職，經慰留而罷。

　　到八年五月四日，學生不簽字于巴黎和約與罷免親日派曹、陸、張（章）的主張，仍以結隊遊行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了。他們因憤激的緣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攢毆章宗祥的事。學生被警廳逮捕者數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的學生居多數。我與各專門學校的校長向警廳力保，始釋放。但被拘的雖已保釋，而學生尚抱再接再厲的決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態度。都中喧傳政府將明令免我職，而以馬其昶君任北大校長，我恐若因此增加學生對於政府的糾紛，我個人且將有運動學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辭職，一面秘密出京，時為五月九日。

　　我離京之時，學生仍每日分隊出去演講，政府逐隊逮捕，因人數太多，就把學生都監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學生受了這樣大的壓迫，於是引起全國學生的罷課，而且引起各大都會工商界的同情與公憤，將以罷工、罷市為同樣的要求。政府知勢不可侮，乃釋放被逮諸生，並決定不簽和約，罷免曹、章、陸，於是，五四運動的目的完全達到了。

　　雖然五四運動的目的既達，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復，獨北大因校長辭職問題又起多少糾紛。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繼任，而為學生所反對，不能到校。各方面需要我複職。我離校時本預定決不回去，不但為校務的困難，實因校務以外，常常有許多不相干的纏繞，度一種（勞）苦而無功的生活。

　　但是，隔了幾個月，校中的糾紛，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決的狀態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發表《告北京大學學生及全國學生聯合會（書）》，告以學生救國，重在研究學術，不可常常為救國運動而犧牲。至此，北大因五四運動而起的糾紛才算平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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