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辛亥那一年

辛亥那一年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辛亥是我留德的第五年。我于丁未五月間經西伯裡亞往德國。到柏林後，始知有徐伯蓀先烈刺恩銘於安慶，及秋競雄先烈等在紹興遇害之事。上海報戴（載）問官說：「汝受孫文指使麼？」（大意如此）徐先烈說：「我運動革命，已二十年，還要受別人指使麼？」駐德孫慕韓公使讀到此，有點寒心，乃強作解嘲語說：「革命黨真是大言不慚。」

　　自丁未到辛亥五年間，差不多年年都有驚人的大事。例如丁未七月間，孫先生有欽廉之役。十一月，又有鎮南關之役。戊申三月，有河口之役。是年十月，有熊成基先生在安慶起義。庚戌，有汪精衛先生刺載灃之事。至於辛亥三月間，溫生才先生刺殺孚琦，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難，於是促成八月十九日之起義，而告一大結束。我也於是年回國了。

　　辛亥八月中旬（陽曆十月初旬），德國大學的暑假尚未完，而中學已開課。我因幾位德國朋友的介紹，往維鏗斯多中學參觀。這中學是私立的，是較為革新的，在課程上，重頓悟不重記誦；在訓育上，尚感化不尚拘束，於會食前，誦一條世界名人格言，以代宗教式祈禱；注重音樂，除平時練習外，每星期必有一次盛大的演奏；學生得舉行茶會，邀教員及男、女同學談話。我寄住在此校教員宿舍中，曆一星期，覺得他們合理化的生活，是很有趣的。我在此校住了一星期，忽見德國報紙上，載有武漢起義的消息。有一德國朋友問我：這一次的革命，是否可以成功？我答以必可成功，因為革命黨預備已很久了。不久，又接到吳稚暉先生一函（自倫敦來，或自巴黎來，我此時記不清了）。以武漢消息告我，並言或者是一大轉機，我輩均當盡力助成（大意如此）。我於是先到柏林，每日總往同學會，與諸同學購報傳觀，或集資發電，大家都很熱烈的希望各省響應就是了。同學中，有一位劉慶恩君，稍稍做了一點可資談助的事：同學會中，本有兩面小龍旗，插在案上花瓶中。有一日，劉君把這龍旗扯破了，他去備了兩面五色旗來替它。又有一日，來了一位使館的秘書，帶笑帶說道：「袁宮保出來了，革命軍勢孤了！」仿佛很得意的樣子。劉君罵道：「放屁！」就打他一個耳光，別人趕緊勸開，那秘書也只好悄悄的去了。

　　我在柏林住了一個月光景，接陳英士先生電報，催我回國，我就從西伯裡亞回來。到上海，正是黃克強先生由漢口來上海的時候，孫先生還沒有到。有一日，說是有一個省代表會，將於第二日舉大元帥，大約舉黎宋卿先生的多一點。我因為聽說黎先生本來不是贊成起義的，又那時候很有與北軍妥協的消息，覺得舉黎不妥，特地到湯蟄仙先生處，同他磋商，適章太炎先生亦在座，詳細討論，彼等亦贊成我舉黃的提議。但湯先生不肯于第二日直接舉黃，而要求我亦到會，於會中推我為代表而投票舉黃。不知何以要有如此曲折，我那時也不求甚解而允之。第二日，開選舉會，依湯先生所定之手續，我投票舉黃，章先生及其他有選舉權者，皆舉黃，蓋事前受章、湯兩先生疏通了。大元帥舉定後，章先生忽起立，垂涕而道，大意說：「黎先生究系首難的人物，不可辜負他，現在大元帥既選定，請設一副元帥，並舉黎先生任之。」全體贊成。

　　那時候，又有一段新聞，關於辜湯生先生的事。自武昌起義以後，望平街各報館每日發好幾次傳單，並在館門口用大字謄寫，借示行人，於是望平街有人山人海之狀。辜先生那時正在南洋公學充教員，乃撰一英文論說，送某報，責問公共租界工部局，謂：「望平街交通阻滯，何以不取締？」南洋公學學生閱之，認辜先生含有反革命意，乃于辜來校時，包圍而詰責之。辜說：「言論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辭職。」學生鼓掌而散，辜亦遂不復到校。此為我回國以後所聞，未知確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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