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陳潭秋

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

　　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1)

　　（一九三六年七月）

　　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樓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來了九個臨時寓客。樓下女學校，因為暑期休假，學生教員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靜得很，只有廚役一人，弄飯兼看門。他受熟人的委託，每天做飯給樓上的客人吃，並照管門戶。不許閒人到房裡去，如果沒有他那位熟人介紹的話。他也不知道樓上住的客人是什麼人，言語也不十分聽得懂，因為他們都不會說上海話，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還有的說北方話。這些人原來就是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為了正式組織共產黨，約定到上海來開會的。這九個人是：長沙共產主義小組代表毛澤東同志、何叔衡同志；武漢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董必武同志和我；濟南共產主義小組代表王盡美同志、鄧恩銘同志，王、鄧兩同志那時是兩個最活潑英俊的青年，後來王同志在努力工作中病死了，鄧同志被捕，在濟南被韓複榘槍斃了。還有一個北京的代表劉仁靜，後來變成了托洛茨基的走卒，被党開除，現在國民黨警察所特殊機關賣氣力，專門反對共產黨。一個廣東代表包惠僧，國共分家後投降了國民黨，依靠周佛海謀生活。再一個是留日共產主義小組代表周佛海，在廣東時期，因行動違背共產黨黨綱，被黨開除了。

　　這次到會的一共有十三個人，除上面九個人以外，還有北京代表張國燾同志，上海代表李漢俊與李達，李漢俊因為一貫保持其右傾觀點，並與北洋軍閥、政客相結納，放棄了黨的立場，在四次代表大會上被開除黨籍，然而武漢國民黨叛變後，他仍不免以「共匪」罪名死于桂系軍閥槍彈之下。李達在「五卅」運動後，被偉大的革命浪潮推落到黨的戰鬥隊伍以外去了。還有一個廣東代表陳公博，在陳炯明背叛孫中山以後，他幫助陳炯明反對孫中山，經黨歷次警告不聽，最後被開除黨籍，然而不久他竟然一變而為國民黨的要人了。

　　取消派領袖陳獨秀，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後，曾長期擔任党的領導工作，後來在一九二七年革命緊急關頭，用機會主義的投降政策，斷送了大革命。然而他並沒有出席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那時他在廣東陳炯明部下任教育廳長。

　　七月底大會開幕了，大會組織非常簡單，只推選張國燾同志為大會主席，毛澤東同志與周佛海任記錄。就在博文女校樓上舉行開幕式，正式會議是在李漢俊家中開的，大會進行了四天，討論的問題是：當時政治形勢，黨的基本任務，党的章程，以及發展組織問題，在這些問題的討論中間，對於黨的基本任務與組織原則曾經發生過嚴重的爭論。一方面是以李漢俊為首的「公開馬克思主義派」。他認為中國無產階級太幼稚，不懂馬克思主義，須要長期的宣傳教育工作，因此，不贊成組織真正無產階級政黨，並且不主張為實現無產階級專政而奮鬥，而主張實現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在資產階級民主制下，再來公開的組織和教育無產階級。所以他不主張立即進行職工會的組織，而要集中力量做學生運動與文化宣傳工作，首先把知識分子組織好，施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教育，等候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有了普遍的影響，然後由這些知識分子去組織工人，教育工人。因此他不贊成組織嚴密的、戰鬥的工人政黨，而主張團結先進知識分子，公開建立廣泛的和平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政黨。基於同樣的觀點，他提出黨員的條件是不論成分，學生也好，大學教授也好，只要他信仰馬克思主義，瞭解馬克思主義與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即可入黨，至於是否實際參加黨的一定組織擔負黨的一定工作，他認為是不關重要的。當時李達與陳公博擁護李漢俊的觀點。另方面是以劉仁靜為首的極「左」派。他主張以無產階級專政為直接鬥爭的目標，反對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反對任何合法運動，認為知識分子都是資產階級的思想代表，一般應拒絕其入黨。包惠僧是贊成劉仁靜的意見。大會大多數代表，嚴厲批評了兩方面的錯誤意見，最後在原則上通過一個基本立場，以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為黨的基本任務，但在過渡階段的鬥爭策略上，不但不拒絕而且應當積極組織無產階級來參加和領導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運動。決定建立嚴密的戰鬥的工人政黨，並以職工運動為中心工作，但在一定的有利於無產階級發展的條件下，應當利用公開合法運動。至於党的組織與黨員入黨的條件，則決定採取經過歷史事變試驗過的俄國布爾什維克的組織經驗，反對孟什維克主義式的原則。這一原則的通過，已奠定了中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的初步基礎。

　　大會決定的第四天的夜晚，最後通過黨章，下午八點鐘晚飯後，齊集李漢俊寓所的樓上廂房裡，主席剛剛宣佈繼續開會，樓上，客堂發現了一個獐頭鼠目的穿長衫的人。當時李漢俊到客堂去詢問他，他說是找各界聯合會王會長，找錯了房子，對不起，說畢揚長下樓而去。離李漢俊寓所的第三家，確實是上海各界聯合會的會所。但是上海一般人都知道，各界聯合會沒有會長，也沒有姓王的人。於是我們馬上警覺到來人的可疑，立即收檢文件分途散去，只李漢俊與陳公博未走。果然，我們走後不到十分鐘，有法華捕探等共九人來李漢俊家查抄，但除了公開出版的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以外，沒有抄出其他可疑的東西，所以並沒有逮捕人。

　　我們分散後，各人找旅館住宿，不敢回博文女校，因為據我們的推測，偵探發現我們的會議，是由博文女校跟蹤而得的。

　　我們原定會議期間是七天，被偵探發現後，決定縮短為五天，但是在上海我們再沒有適宜開會的地方，於是決定乘火車到杭州西湖繼續開會，到了上火車之前又想到西湖遊人太多，遂中途變計，到離上海約三百里之嘉興城下車，嘉興有一個南湖，也時常有人雇船遊覽。我們借游湖為名，雇了一隻大船，並預備酒食，在船上開會。

　　這是會議的最後一天，李漢俊與陳公博兩人未出席，因為他們自昨夜事件發生後，即被偵探監視，不便行動，所以他們沒有來嘉興。

　　這一天早晨天色陰暗，但到了八時以後，即有不少遊船往來湖上，對於我們的會議進行，殊感不便。到九時半以後，天忽大雨，遊人均系舟登岸，大為敗興。然而對於我們倒很便利了。我們很放心地進行了一天的討論，直到夜晚十一時閉會。這一天的會議，除通過黨章外，並討論了對孫中山的態度與關係問題，最後討論成立臨時中央局與選舉中央局委員。在討論對孫中山的態度與關係問題時，曾發生過小的爭論，包惠僧認為我們與孫中山是代表兩個敵對的階級，沒有妥協的可能，他說我們對孫中山，應當與對北洋軍閥一樣，甚至還要更嚴厲些，因為他在群眾中有欺騙作用。他的意見，被大會打擊以後，當時通過下面原則：對孫中山主義，採取批評態度；而對於某些進步的運動，則採取黨外合作的形式來援助他。這一原則的決定，可以說對於以後國共兩黨合作，發展廣大的反帝反北洋軍閥的運動，種下了一種根基。

　　當時正式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的除留日學生與留法勤工學生外，只有北京、上海、武漢、廣州、長沙、濟南幾個地方。其他如南京、成都、杭州等地則僅有個別通信關係的同志。但總計全國可以符合當時條件的黨員，不過七十餘人。因此，決定暫時不組織正式中央機關，只成立臨時中央局，與各小組發生聯繫。確定黨名為中國共產黨，並選舉張國燾、陳獨秀、李達為臨時中央局委員，周佛海、李漢俊、劉仁靜為候補委員。

　　第一次代表大會就此告終，而領導中國革命，為中國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而奮鬥的偉大政黨——中國共產黨——乃正式生產而呱呱墮地了。

　　中國共產黨的年齡，雖然還很幼稚（現在只十五歲），然而，它經過了許多的風浪，艱苦的鍛煉，巨大的犧牲。它在降世不久，即領導了全世界聞名的香港海員罷工、京漢鐵路大罷工、開灤五礦同盟罷工，在這些罷工鬥爭中，它壯大了自己。於是它有力量組織了「五卅」運動，爭取了大革命的領導權，組織了堅持十六個月的省港大罷工，組織了上海工人的三次起義，組織了有世界革命意義的、開闢中國蘇維埃革命道路的廣州起義。在國民黨背叛革命以後，它的數萬黨員和幹部以及無數萬的工農勞苦群眾，曾犧牲在國民黨的屠刀之下，然而這些黨員、幹部以及工農勞苦群眾的鮮血，已經凝成了數十萬的英勇紅軍與數百萬方裡的蘇維埃區域。這些鮮血所凝成的赤色的果實，在今天民族危機與社會危機的緊迫情況下，有充分的力量與堅定的信心，它能夠團結和統一一切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的力量，來勝利地完成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的任務。

　　中國共產黨在它十五周年紀念的時候，它所提出的反日人民統一戰線，已經得到全國人民廣大的反映，正在開展著廣大的抗日鬥爭，它將在這一鬥爭中，要表現更偉大的作用。

　　黨內思想鬥爭，是中國黨的發展、健全、布爾什維克化的主要關鍵。黨在第一次大會就開始了正確的黨內鬥爭的傳統，第一次大會反對孟什維克主義與極「左」派的鬥爭，「八七」會議反對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鬥爭，六次大會反對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的鬥爭，四中全會反立三主義，反羅章龍右派以及反對對立三路線的調和主義的鬥爭，都逐步地推動了黨走上布爾什維克化的道路。

　　最近十五年來因為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因為中國黨的艱苦奮鬥，一般老的黨員，有的在鬥爭中犧牲了，有的被革命風浪打落了。計算出席第一次大會及那一時期的黨員，現在存留在黨內的，真是寥寥無幾。然而党在第一次大會後新生的力量，在黨內外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黨的、蘇維埃的、紅軍的優秀領袖，如我們最敬愛的毛澤東、朱德，以及其他同志，正在領導著中國人民作偉大的有歷史意義的鬥爭。

　　中國共產黨在第一次大會時，雖然與共產國際還未正式發生組織上的關係，然而它的總路線與組織原則的決定，是直接以列寧、斯大林的布爾什維克黨與共產國際為模範的。黨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即決定正式加入共產國際。自此以後中國共產黨的全部生活，一切的鬥爭，黨的全部政策，紅軍蘇維埃的發展與鞏固，無一不得力於共產國際之指導與幫助。正因為如此，中國共產黨對共產國際的尊重、信賴與忠實，也是與本身的進步與發展程度同時加強的。

　　【注】

　　(1)這是陳潭秋為紀念中共誕生十五周年寫的回憶文章。曾發表在莫斯科《共產國際》月刊一九三六年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又刊登在巴黎《全民月刊》第一卷第七、八期合刊。標題是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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