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大公報》最近言論|陳潭秋

評《大公報》最近言論

　　評《大公報》最近言論(1)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今天的中國，正處在日寇漢奸交相煎迫的情形之下，國家危亡之際，真所謂「千鈞一髮」，同時全國各地救亡運動，也正在洶湧澎湃地開展起來。在這樣民族存亡的最後關頭，確實需要有威不能迫、利不能誘的，始終站在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堅定立場的言論機關，擔負起「摘奸發覆」、「討賊禦寇」的責任，代表民眾的呼聲，發揮救國正論，溝通各地各界救國人民的意見，促成全民抗日聯合戰線的組織。這種偉大的神聖的任務，我們更不能不屬望於國內那些歷史較久、威信與地位較高和銷行較多的日報。可是遍觀全國各大報紙，固不少在國難當前，不避艱險，代表大眾要求，發抒救國意見的，然而也有些無氣節的報紙，在威迫利誘之下，改變原有立場，反而一味阿諛取容，發揮賣國理論，替日寇漢奸張目的。最近的《大公報》即其一例。

　　《大公報》在中國有三十年的歷史，是全國有名的日報之一，平時言論，表現它有一定的政治立場，在反對「黨治」、爭取民主政治的鬥爭上，曾有過相當的努力。「九一八」後，也曾嚴厲指責過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雖因對民族自信力的薄弱，有時不免猶豫妥協，不敢提出更積極堅定的民族解放主張（這正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特點），然而一般的還是站在反日立場，為民族利益說話，因此，它在中國輿論界上取得了相當的威信和地位，在銷行數量上也日益增加。去年十二月初，在傀儡式的「冀察政委會」成立的前夜，該報曾因一篇《勿促國家之分裂》的社論，而受到停郵一星期的「處分」，在該報解除停郵處分時的社論說：「本報停郵處分後，全國讀者諸君畀以深厚之同情……此一星期餘所得各地各界之援助與鼓勵，不堪備述……」由此可見該報過去因為還能相當代表大眾的意見，而取得全國各界之同情與擁護。

　　然而該報自受此次停郵處分以後，遂逐漸改變態度，四月以後則完全走向反動方面去了。我們現在就救亡運動的幾個根本問題來考察該報的前後言論，可以看出它逐漸反動的過程。

　　一、對學生運動問題

　　學生運動，對於民族解放鬥爭的偉大意義，以及全國各界對學生運動之同情與援助，這是毋庸贅言的。現在且看《大公報》過去和最近對學生運動的態度怎樣。

　　當去年十二月學生運動勃發之初，該報於十一日《對學生請願之感言》中說：「……希望中央及地方當局，認識平津教育界匡救運動之真因，在客觀的時局之惡劣，而不在私利私見之抵觸，故應付方法，只宜出以開陳利導，蓋四萬萬人中有民族意識的知識分子，只有此數，義應愛護也。」

　　又該報十二月十四日社論，又深責政府當局對不起青年，亟應「切實反省，設法補救」。及至二三月間，對學生運動還表示相當同情，還認為「其心可諒，其情可憫」。可是最近在平津學生響應「世界學聯和平自由文化促進會」之號召，舉行反戰爭、反法西斯主義的定期罷課事件發生時，則大罵學生「盲目服從」，為「幼稚無政見」，認為國際學聯性質至不鮮明。該報並又藉此發表了一篇「高明的」漢奸理論。該報社論說：「……當知世間因果律之支配，乃絕對的而非相對的，中國國難嚴重至此，斷非無因而至，將欲解除困難，非從科學技術上實際努力，決無捷徑可走……再則，方今世界同情，孰不集中於亞比西尼亞，然而國聯之援助，何敵於意大利之大炮飛機，英國之制裁，何補於亞國人之流離顛沛，科學殘酷，無血無淚，爆裂彈所加於亞比西尼亞之國土與人民者，任何國民之精神同情，對之固不能有絲毫幫助。吾人此際益應明瞭，任何外國人之同情，絕不能減免一國之困難。」這篇社論，我認為是該報「最出色的」「集反動之大成」的文章。這篇文章的用意，很明顯的是要從各方面完全取消中國的救亡運動，以便使日本帝國主義毫無畏忌地來放心宰割全中國。

　　它師一般漢奸的故智以「科學救國論」或「唯武器論」的煙幕來說明中國無力抗日，特別以亞比西尼亞的抗戰失敗來作證明。（關於亞國抗戰失敗的教訓，本刊本期已專文論述，在此不贅。）

　　它以「任何外國人之同情，絕不能減免一國之困難」的理論來替日寇廣田三大原則之一項（即所謂「停止以夷制夷政策」）作注釋，要中國民眾拒絕列強任何善意的同情與援助，特別要放棄聯俄抗日的主張，使中國在國際上更加孤立無援，以便日寇肆意擺佈。

　　它說：「國際學聯性質極不鮮明」，說學生「遙受指導」的「盲目服從」，這不但是侮辱國際學聯，侮辱平津學生，而且是暗示當局以壓迫學生的藉口（關於國際學聯的真相及其對中國歷次解放運動之同情和援助，這次決議的光明正大以及平津學生定期罷課之合理，天津《益世報》在四月二十五日——即《大公報》社論發表後之次日——社論中已指出）。

　　《大公報》在去年十二月曾分析學生運動爆發原因之一，是連年「埋頭讀書不問政治之指導原理」的反作用，然而在四月這篇社論中，它又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也採用了這種「指導原理」。這就是說要中國人民，特別是愛國學生，應當伏首帖耳，任人宰割，不准反抗的意思。

　　二、對防共問題

　　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紅軍，數年來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鬥爭的事實，是每一個有心肝有耳目的人共同承認的，只有漢奸賣國賊如汪精衛、宋哲元[1]、殷汝耕、楊立奎之流，才會無恥造謠誣衊，只有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才會提出共同防共問題。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共產黨紅軍在抗日工作上，曾經進行過許多具體的步驟，如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派出[2]，如與過去福建人民政府及十九路軍訂立抗日協定[3]，以及盡力幫助北方馮、吉、方、孫抗日的發動等。特別是去年華北問題發生後，該黨與蘇維埃政府宣言不分黨派團體，一致團結，建立全民抗日統一戰線。而該党所領導的紅軍，在長途西征以後，複不避艱難，不畏勞苦，由川而甘陝，由陝入晉，以求實現其抗日救國素志。該黨這些實際抗日步驟，不但取得全國人民的同情與擁護，不但取得在野名流的讚揚，一致主張停止剿共，聯合抗日，就是南京政府要人馮玉祥[4]，西南元老鄒魯[5]，甚至一向反共最力的章太炎先生[6]，也不能不承認共產黨紅軍是抗日救國的偉大力量，而主張「停止剿共」，主張「開放黨禁」，主張「不問過去是否加入共產黨，只看今日主張如何」。

　　《大公報》對於這一問題怎樣？

　　該報去年十二月九日社論云：「吾人業報者，只認國家，不認黨派，惟主張全國之有國民意識者，俱立於一條戰線上為救亡而努力。」這明顯地表現該報這時還是贊助反日統一戰線的，也主張不分黨派，凡願意抗日救國的，應形成統一戰線，還不失為代表全中國廣大人民的要求。

　　該報在今年二月紅軍入晉後的幾次社論，雖在「言禁森嚴」之下，未敢公開肯定說紅軍是真正抗日救國的不可戰勝的力量，未敢正面提出停止「剿共」與聯共的主張，然而隱約的暗示與側面的敲擊中，確已多少表示了這種意見。如該報二月二十五日社論有云：「近數月來整個共黨在政略上已有重大變化，蓋不復言否認私有，沒收土地之陳話，而集中於抗日之煽揚，且拋棄專政之口號，今在華北睦鄰防共空氣之中，而有渡河入晉之事，其意是否不顧利鈍而自動的迎頭接觸，此一大問題則不可知矣。」又該報三月五日社論云：「……夫剿共興師，六七年矣，瑞金之毛澤東，今在汾西焉，此誠大變化也。然變化之尤大者，為國家之形勢，今之華北，已非數年前之華北，山西本腹地奧區，今則勢同邊省。……此次共黨傾巢東來，乃以對外為號召……官電侈言聚殲可期，此事實所或有，但常情所難信，陝北往事，其明證也……誠能使共黨放棄赤化中國之企圖，則宜兼致力於招撫，庶幾望內憂之漸消，亦可免外患之牽動……」

　　我們再看該報在四月以來，關於防共問題的言論，則完全一反以前之立場，不但主張徹底消滅抗日救國的紅軍，並且為日寇「防共」政策作辯護。該報四月二十二日社論說：「陝北共匪，潛蹤渡河，晉省防務，立告吃緊，外交方面，因受刺激，冀察防共問題，亦隨之突形急迫。邇來晉省軍事幸告緩和，然而共禍本體並未消除，以致外方所傳共同防共之呼聲，張弛不一……雖然，此事癥結，始終在內而不在外，我為自有辦法，外交上殊不足懼，蓋外人心理，決不願以實力與共匪直接周旋，我自能了，實彼所衷心願望者也……甚望軍事當局，妙算無遺，速速聯合聚殲，使共同防共，目標喪失，此策之最善者也。」不但如此，同時該社論中還建議防共具體辦法五條，其中有甄別中小學教職員（即所謂取締「不良分子」）及整頓團防，辦理保甲，使「共黨欲入境且不可得」。最後還說：「……不出三月，防共之效，必可大見，彼時縱有防共協定，實際無須執行。」

　　我們細按這一社論的用意，可以看出它的反動性，它的荒謬絕倫，它的自欺欺人的漢奸理論。如果把這一社論用更簡單的話解釋起來，就是：「因為紅軍要抗日，才引起日寇要共同防共的問題。」但這並不是日寇的野心，而是中國自己的錯誤。因為日寇本不敢打紅軍，如果中國自己能消滅紅軍，那麼，日寇是很高興的。甚望軍事當局，速速聯合聚殲紅軍。而具體防共辦法，必須大批屠殺先進愛國分子（所謂甄別中小學教職員）與桎梏人民的行動（所謂「整頓團防，辦理保甲」），使共黨不能入境。這樣，「不出三月，防共之效，必可大見」，至於防共協定，此時簽訂無妨，因為到了「大見防共之效」的時候，「縱有防共協定，實際無須執行」了。

　　該報在五月二日《冀察如何防共》一文中，同樣並不反對防共協定，只是希望日寇暫時「只可以進言而不可進兵，以防激動中國人心，更為共黨增聲勢」而已，這實際也是效忠於日寇的一種漢奸式的建議。

　　我們深為《大公報》慶倖，它的防共建議，已辱蒙「冀察當局」採納了：防共協定已正式簽字，冀察各縣農民被捕三百餘人，被殺五十餘人，中小學教職員也正在被捕殺、「甄別」中。

　　三、對聯俄問題

　　關於聯俄抗日問題，已成為全國救亡運動中廣大群眾的一致主張。上海文化界救國協會在駁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宣言中，曾痛切論到國民黨因執行反俄政策，自陷於孤立無援的國際地位之失計，北平文化救國會，早已提出「恢復總理遺教，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決議；許多名流學者，更多發揮聯俄問題的重要；特別在蘇蒙協定發起後，全國人士更深刻認識蘇聯幫助弱小民族的誠意與毅力（只有南京政府才會受日寇指使，提出抗議）；而最後馮玉祥、鄒魯兩先生的談話，亦都認聯俄為外交政策之中心問題。

　　《大公報》在對聯俄問題上，同樣表現出它的反動過程。

　　該報平時言論，對聯俄問題，一般還是站在同情與贊助的立場。至該報四月九日社論，對蘇蒙協定的分析，尚認為是防禦的軍事同盟性質，防止日寇侵略外蒙為目的，尚主張中國對日蘇關係不應作左右袒，雖然已放棄從前聯俄立場，但尚未到極端反動的程度。可是在四月十八日《日蘇關係與中國》一篇社論中，則完全暴露「漢奸」面貌。該社論說：「……日本既以東亞唯一安定的勢力自命，欲不戰而勝，且尤其日蘇對峙之今日，則其對華政策，在種種觀點上，義應優於蘇聯。此為收攬人心之必要條件也。蘇聯關於外蒙，尚始終承認其為中國領土完整之一部分，日本于東北四省何以不能？若曰蘇聯為空言，則空言固勝於無也。日本何並此空言而靳惜不與乎？以上所述，東亞大計也，根本也，此言尤為對日本而發。誠以日本政治家果能瞭解及此，則今後東亞難局，將一齊迎刃而解。譬如日本允與中國合理的解決滿洲問題，而蘇俄依然閉塞外蒙不能踐約，則中日竟演成共同行動之局面，亦不可知。倘中日不侵之約成，而中蘇間或日蘇間不能如願，則中日間之政治關係更有重要發展，亦不可知，此日本不戰而勝之路也。」這一段話，表面上似乎是希望日寇改變對華侵略政策，但實際仍是漢奸式的建議。其真正意思，就是向日寇獻策：儘管各方面實際加緊侵略中國，但形式上可以緩和一點，來收攬人心。那末，中國願意受日寇指使，反對蘇聯，做日寇進攻蘇聯的炮灰。這是何等忠順的奴才論調啊！

　　上述是《大公報》最近在救亡運動中的幾個根本問題上的言論。實際上就是幫助日寇實現「不戰而勝」的政策。

　　此外該報最近關於對內蒙問題，對德「滿」商務協定問題，對華北「中日經濟合作」問題，對國聯問題，對憲法與國民大會問題，無一不是站在漢奸的立場，阿諛取容的態度，更用不著一一列舉，多費本刊的篇幅了。

　　究竟《大公報》墮落、反動的真正原因是什麼，我們跡寄海外的局外人，當然不知其詳。據國內傳來的消息，說是該報社已經改組，從前的編輯已經被撤換，新的編輯卻是主張「提攜親善」的人物。從該報最近言論看來，這個消息大約是不虛的了。我們不能不為《大公報》之歷史痛惜，更不能不對被撤換的舊的編輯表示同情與憤慨。我們希望他們能夠繼續為抗日救國而呼號，繼續在輿論界主持正義。我們更希望國內一切輿論界，在國勢危如累卵的今日，堅定地站在挽救危亡的立場，不為任何惡勢力所屈服，真正做到愛國民眾的喉舌，特別要剷除輿論界蟊賊，肅清漢奸論調。

　　【注】

　　[1]宋哲元（一八八五——一九四〇）：山東樂陵縣人。曾任馮玉祥部師長，陝西省政府主席，國民黨軍二十九軍軍長、察哈爾省主席、第三軍團總指揮、平津衛戍司令等職。在九一八事變後，主張抗日，參加了長城抗戰。後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並兼河北省政府主席。七七事變後，起初對日妥協，後來表示要固守北平。

　　[2]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中共「不辭一切困難」，派出由尋淮洲、粟裕領導的紅七軍團組成「抗日先遣隊」，從瑞金出發，經福建、浙江，十月進入贛東北，與方志敏領導的紅十軍會合，繼續北上，遭到國民黨強大兵力圍攻而受到極大損失。但它推動了群眾抗日鬥爭的發展。

　　[3]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同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軍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規定「雙方立即停止軍事行動」，「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立即進行反日反蔣軍事行動之準備」。

　　[4]在九一八事變前夕，中共北方組織就與馮玉祥建立了聯繫，派人面晤馮玉祥，商討中國革命問題。在馮玉祥同意之下，中共在馮的骨幹力量——汾陽軍校中發展黨員。在馮被迫隱居泰山期間，中共繼續與他保持聯繫，幫助他學習進步著作，探尋抗日救國之路，勸馮發動民眾抗日，交換組織抗日力量的意見。在馮到達張家口後，中共應邀派出數百名黨員，從起草文件、聯絡力量、尋求外援等多方面協助馮籌建抗日同盟軍。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正式成立，馮為總司令，下轄方振武的兩個軍四個師，吉鴻昌的第二軍四個師，佟麟閣的第一軍四個師，孫良誠的騎兵兩個軍等共十萬人。在同盟軍建立後的抗日鬥爭中和同盟軍失敗後的繼續鬥爭中，中共都給予了多方面的合作與援助。

　　[5]鄒魯（一八八五——一九五四），廣東大埔人。早年參加同盟會，一九二四年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常委兼青年部長，反對孫中山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西山會議派」骨幹分子。九一八事變後，任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委員和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委員，一九三三年任廣州中山大學校長，一九三五年任國民黨中央常委及國府委員。

　　[6]章太炎（一八六九——一九三六）：浙江余杭人。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早年追隨康、梁，主張改良，後又同改良派進行了鬥爭；他曾倡言革命排滿，策動討袁，參加護法，也曾擁護黎（元洪）、袁（世凱），反對孫（中山）、黃（興）。五四運動後，章太炎堅持「聯省自治」，大叫「反對赤化」。九一八事變後，他主張堅決抗日，聲援十九路軍抗戰，號召青年拯救國家危亡，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也開始有了變化。

　　(1)這是陳潭秋以筆名餘傑發表在《全民月刊》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上的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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