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統一戰線政策|陳潭秋

論統一戰線政策

　　論統一戰線政策(1)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日）

　　「抗日救國」的呼聲，在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逐步加緊的侵略之下，已成為全中國愛國民眾一致的迫切要求，在這種普遍的呼聲之下，國內外各個黨派、團體、名流、學者，發表了不少的「對時局宣言」、「告同胞書」、「通電」、「決議」以及個人的談話，著作，競相提出救國主張。我們綜合各方面的意見，最大多數是主張「以抗日救國的統一戰線來組織民族革命戰爭以爭取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國家獨立與領土完整」，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民族是最後危亡關頭的一線生機。

　　然而救國的總方針雖然漸趨一致，而在統一戰線政策的實際運用上，則仍舊發生一些不相同的觀點與主張，這種觀點和主張的歧異，如果不能克服下去，則將要對於統一戰線的形成與抗日鬥爭的進程上，不免發生多少暗礁，在實際上這只是更便利於敵人的進攻，便利於敵人破壞我們統一戰線的力量。因此，我們應當把關於統一戰線政策上不同的主張，提出公開討論和批評，以謀得救國政策的一致。

　　首先我們應當承認，最初提出抗日救國統一戰線的是中國共產黨，該黨中央及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早在去年八月一日，在華北問題爆發後，即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該書中明白的具體提出了「全民反日統一戰線」的主張，並以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為這一統一戰線的具體內容和形式。毫無疑義的，這種主張是能代表最大多數國人的意見的。所以該書發表以後，很快得到各方面的同情與響應，特別是全國學生救國運動發生後，不但是各地學生，而且各界團體、名流、學者、政論家們，都擁護「全民統一戰線對日抗戰」的主張，並具體提出「停止內戰」，「停止剿共」的口號，正因為如此，所以宋哲元以至下流無恥的楊立奎誣指學生運動及一切愛國團體為「受共產黨利用」，「共產黨操縱把持」。

　　然而共產黨這一主張，也不是沒有受到反抗。首先是殷汝耕、宋哲元、楊立奎一般賣國漢奸完全投到日本帝國主義懷抱中，替日本帝國主義效忠，為組織日帝用以滅亡中國的「反共統一戰線」而努力；然而上述這種人，是明顯的國賊，公開反對統一戰線，容易為一般民眾所認識所痛恨。對於統一戰線更危險的要算第二種人，他們以「左」的詞句，表面上也主張抗日救國，也贊成統一戰線，但實際上是自覺的或不自覺的反對抗日救國與破壞統一戰線的。

　　在上述第二種人中間我們發現有所謂「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者，於去年十二月一日發表對時局宣言。所謂「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究竟是一個什麼東西，我們都「莫名其妙」，有人說是第三黨的變名，有人說是少數落魄分子想在抗日戰線中來投機取巧，還有人說是日本帝國主義收買來的奸細，專門為破壞抗日統一戰線的。但不管它是什麼，總之，它不是群眾的組織，不能代表真正救國群眾的意見，是可以斷言的。本來，這類「莫名其妙」的東西，值不得我們多費時間和精力去批評它，但因為它宣言中的主張，對抗日救國含有「毒素」的作用（無論是主觀的或客觀的），所以又不能不予以揭發。這種揭發，不但對於所謂「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就是對於上述第二種人的其他部分，也是必要的。

　　該宣言中所提出的主張，似乎比中國共產黨還「左」些，還「革命」些，但究其實際，則恰恰得到相反的結果。

　　該宣言中有這樣一段：

　　「……在中國有軍閥、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地主豪紳的集團，為一切帝國主義者鎮壓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屠殺和監禁中國的革命的進步的分子，出賣中國主權和領土。……因此，我們堅決指出，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戰爭，絕對不能與反國內的軍閥、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地主豪紳的戰爭分開。」又一段說：

　　「我們應當鄭重聲言，中華民族的解放，斷不能屬望于南京統治者和南京系統以外之一切軍閥、官僚等反動集團，而以能求之在已，只能由工農勞苦大眾以及真正革命的分子自己的手來完成這歷史的大業。……」

　　該宣言這兩段，主要的指明：中國民族解放革命的目標，不僅是外國帝國主義，同時還有國內的一切軍閥、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地主豪紳。因此，民族革命戰爭應當與反軍閥、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地主豪紳的戰爭同時進行。而民族解放運動斷不能望于南京和南京系統以外之一切軍閥、官僚等反動集團，只能由工農勞苦大眾以及真正革命分子來自己動手。

　　我以為這種策略方針，只能適合於中國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的政治形勢，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失敗後所執行的，正是這種政策，然而今天如果還採取這種政策，則不但是統一戰線的桎梏，而且將要成為增加民族解放的障礙的政策。其實也正是日本帝國主義所需要的政策。

　　我以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之所以這樣提出問題，客氣點說，是因為沒有看到今天的與大革命失敗後那一時期的客觀條件的不同，沒有看到下面的新的特點。這特點是：

　　民族危機到了新的空前的階段。大革命失敗後的民族危機，絕不像現在的危急程度，就是「九一八」後，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還只踏遍了關外的東三省和熱河，關內還沒有受到直接的蹂躪（部分雖然是有的），在今天的情形就不同了，不但日本帝國主義在東三省施行的掠奪、屠殺、奴役的毒辣政策，一一實現於關內，而且華北內蒙被占，華中、華南各省岌岌可危！領土的割裂，主權的喪失，都達到了不可終日的形勢。不但數百萬方裡的土地，一萬萬餘人民及富饒的物產，盡陷入日本帝國主義的血掌，而且中國一切內政、外交、軍事、財政、文化、教育，無一不受日寇的強暴干涉，甚至官吏之任免，軍隊之撤駐，以及國民黨黨部之存廢，都須決於日寇之意志。此種亙古未有之奇恥大辱與行將到來的亡國滅種之慘禍，不但是中國工農勞苦大眾，凡是有血性的中國國民莫不痛心疾首的。

　　同時，國內經濟危機隨著民族危機而深入。自大革命失敗後，中國經濟，在帝國主義與國內反動統治的掠奪、剝削之下，已逐步的凋零破壞。特別是華北問題發生後，有關中國經濟命脈的主要鐵路和礦山，完全陷落于日本強盜之手，對中國民族經濟與國家財政有極端重大意義的海關，也喪失了很大一部分，加之連年巨大的災荒，農村經濟走上毀滅的命運。而微弱可憐的中國民族工商業，在內外夾攻之下，也急劇地陷於破產滅亡的慘境。

　　在這種民族危機與經濟危機條件下，不但中國工農勞苦大眾遭受空前的浩劫，飽嘗壓迫、剝削、屠殺、摧殘、失業、破產的痛苦，而且中國的民族工商業者，軍人、官吏、知識界以至國民黨黨員，也莫不有「朝不保夕」的恐懼。因此，「抗日救國」，在今天不僅是工農勞苦大眾的呼聲，而且是全民族的一致迫切的要求了。

　　對的，那般軍閥、官僚、買辦、資產階級、豪紳地主，過去和現在都是壓迫和剝削人民的，是替帝國主義來侵略和奴役中國人民的；並且我也承認，在他們中間，還有不少的人仍在繼續進行其禍國殃民的勾當。然而在今天這樣的民族危機與經濟危機條件下，在這些人中間，是否也有願意抗日或可能抗日的呢？我肯定地說：有的，而且不在少數。十九路軍的蔣光鼐、蔡廷鍇，過去北方的馮玉祥、吉鴻昌、方振武，東北軍的馬占山、李杜、王德林、蘇炳文、王以哲、何國柱等不都是抗日軍官嗎？過去福建人民政府的陳銘樞、李濟深、陳友仁等不是主張抗日救國嗎？西南的胡漢民、鄒魯、肖佛成等現在不也在主張抗日嗎？最近的學生運動不是取得了各界熱烈同情與援助麼？上海十四法團與九十三同業公會不是通電主張抗日討賊麼？他們不是包含了各階級的成分麼？特別是東北的實例，更可證明，東北有許多商人地主、軍官、官吏在各方面同情和援助義勇軍的抗日鬥爭，以及最近「北興安省」省長等的反日事件，都證明「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所指出應當反對的那些人中間，還有很大一部分反日力量。姑無論他們的反日，是真正為了全民族的解放，抑或為了保存自己個人的身家性命、財產、地位，然而他們今天反日是事實。試問爭取這些反日力量與拒絕這些反日力量，哪一種策略對於反日更有利呢？我想，只要不是沒腦筋的人，都會知道多一份力量比少一份力量總要好些。

　　所以，就策略意義來說，革命隊伍，應當盡一切可能來爭取一切有利於革命的力量（哪怕是暫時的、動搖的、不可靠的力量）到革命方面來，因為這樣一方面是增加了革命的力量，同時也就是削弱了敵人的力量。所以我們對於一切反日的力量，無論是軍閥、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地主豪紳、國民黨員，無論他們過去曾作過禍國殃民的勾當，只要他今天是誠心反日的，都應團結在反日統一戰線之內。只有那些死心塌地甘願做日本帝國主義走狗的漢奸賣國賊，才是我們要反對的目標。因此，在今天我們的口號不應當是一般的提出「反對國內一切軍閥、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地主豪紳」，而是「反對甘心做日本帝國主義走狗的漢奸賣國賊」。如果一般的提出口號，則在革命方面，失去了這些可能的反日力量，在日本帝國主義方面，有機可乘來勾引這些可能的反日力量，在被拒絕其反日的情況下，有可能仍舊走向反動的營壘去，甚至走向漢奸賣國賊的營壘去。這樣，革命隊伍不但削弱了自己方面的反日力量，而且增加了敵人的力量。

　　至於說到革命的動力，固然，工農勞苦大眾是民族解放戰線上的基本隊伍，但在今天總決不是唯一的隊伍。然而這種基本隊伍，在大敵當前的時候，為了擴大自己的陣線，為了增加自己的實力，為了更有力的打擊敵人，也決不應絲毫拒絕——而且也沒有理由拒絕一切反對共同敵人的同盟軍。相反的，應當儘量爭取和利用這些同盟軍。即令這些同盟軍，有的是不堅決的，甚至要半途變節的，也應當儘量利用到它的反日作用終了為止。因此，我們就不應當說：「中國民族解放運動，斷不能屬望于南京和南京系統以外之一切軍閥、官僚等的反動集團，只能由工農勞苦大眾以及真正革命的分子自己動手來完成這歷史的大業。」而應當說：「中國反日的民族解放運動，要由中國工農勞苦大眾與一切反日力量團結一致來完成這歷史的大業」。換句話說，就是要由「全民反日統一戰線」來完成。

　　我們回頭再看中國共產黨是怎樣提出問題的。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王明（即陳紹禹）先生在他《抗日救國政策》中這樣寫著：

　　「……中國共產黨深刻相信：在民族危機日甚一日的條件下，除了我們的偉大民族全體總動員去進行堅決的、無情的、英勇的反日鬥爭而外，別無其他救國方法；同時在共產黨方面，除了抗日救國的人民統一戰線這個策略而外，沒有其他任何辦法能動員全體中國人民與日本帝國主義作神聖的民族革命鬥爭。」

　　又該黨去年八月一日告同胞書中有這樣一段：

　　「……當今我亡國滅種大禍迫在眉睫之時，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再一次向全體同胞呼籲：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和利害上的歧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鬩牆，外禦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此外，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現在更進一步地懇切號召：

　　一切不願意當亡國奴的同胞們！

　　一切有愛國天良的軍官和士兵兄弟們！

　　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神聖事業的黨派和團體的同志們！

　　國民黨和藍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識的熱血青年們！

　　一切關心祖國的僑胞們！

　　中國境內一切被壓迫民族（蒙、回、韓、藏、苗、瑤、黎、番等）的兄弟們！

　　大家起來！

　　與蘇維埃政府和東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與紅軍和東北人民革命軍及各種反日義勇軍一塊組織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

　　中國共產黨這樣提出問題的根據是什麼呢？據王明先生在《抗日救國政策》中說道：

　　「……因為中國共產黨，不僅是工人階級的政黨，而且是中國全體人民爭取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政黨。工人階級及其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一部分。因此，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命運，與中國全體人民的命運是血肉相連而不可分離的。工人階級和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先鋒隊，因此他對全體人民的命運最關切和最負責。除了中國人民利益之外，中國工人階級和共產黨沒有其他任何的利益。」他說：「……目前在中國，從階級力量對比的觀點看，有了很大的變動：現在不僅工人階級，農民和一切勞動者，更加日益覺悟到必須為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而進行堅決的鬥爭，不僅廣大小資產階級群眾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反對失業的痛苦，反對饑寒交迫的境況，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日益迫切感覺到，必須採取堅決辦法，來阻止日本帝國主義貪欲無厭的侵略，來挽救國民經濟繼續不斷的崩潰。」

　　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所以「不念舊惡」，願意與一切政黨、團體、軍隊及各界人士共同組織全民抗日統一戰線最有力的根據（當然還有其他根據）是：第一，由於該党對解放中國全體人民所負的不可卸脫的責任；第二，由於階級關係的變動。

　　不但如此，共產黨對於它幾年來的死對頭——蔣介石和南京軍隊——所採取的態度，也是以反日為前提來決定的。王明先生在他《抗日救國政策》中說：

　　「……我們公開宣稱：雖然他（指蔣介石，下同——作者注）作了無限賣國殃民的罪惡，但是，如果他真正停止與紅軍作戰，並掉轉槍頭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話，那麼，中國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不僅給他以向人民和國家贖罪的自新之路，而且準備與他及南京軍隊一起，在共同的一條戰線上，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由上面幾段引證中，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對反日統一戰線的觀點和立場，與「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所提出的，有根本的差異。前者是主張不分黨派、團體、信仰，團結一切反日力量，組織全民族的反日統一戰線；而後者是固執派別成見，主張拒絕一切反日力量，共同組織統一戰線，實際上就是反對全民統一戰線。二者之中，我們認為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是正確的，而且是必需的，真正能夠抗日救國的政策。

　　其次，「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對時局宣言中另一段寫道：

　　「中國民族解放的實質，就是被壓迫被剝削的工農勞苦大眾，從帝國主義者、軍閥、買辦、資產階級、地主豪紳的榨血機下解放出來。……可見中國的土地革命，便是中華民族解放的主要內容，除開土地革命，則民族解放，必成為官僚政客欺騙人民的術語。我們堅決主張：民族解放與土地革命，絕對不能分離，在民族革命戰爭中，必須毫無顧忌地進行徹底的土地革命。」

　　這一段的中心意思，就是「民族解放的實質，就是工農勞苦大眾的解放」，「民族解放與土地革命絕對不能分開」。

　　無可爭辯的，土地革命問題，在中國最初提出者和實行者是中國共產黨。

　　究竟民族解放的實質是否就是工農勞苦大眾的解放，以及民族解放與土地革命的關係問題，我想用不著我們來多加討論，我以為王明先生在他的《抗日救國政策》中，已經很明確地指出來了。他寫了這樣一段：

　　「其實，對這兩種革命運動的相互關係，應當有下列正確的瞭解：革命的這兩大巨流彼此間有極密切的聯繫，但是，無論從任務方面看，無論從動力方面看，都不能把它們混為一談。雖然反帝革命推動千百萬農民去進行解放鬥爭，同時，農民是反帝革命的基本動力之一，如果沒有農民的積極參加，那末，任何反帝革命，都不能得到真正勝利的結局，然而，反帝革命運動本身，並不能解決土地革命運動的任務。同樣，雖然土地革命運動歸根到底要喚起農民去實行反帝鬥爭，而且土地革命運動本身，也並不能直接解決反帝革命運動的任務。因為反帝革命運動的基本任務，在於驅逐外國帝國主義者出中國，使中國全體人民得到民族解放；而土地革命運動的基本任務，卻在於剷除封建殘餘，首先就是要取消中國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度和軍閥官僚的統治。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兩個任務，雖然客觀上都帶著全民族和全民的性質，然而經驗證明，反帝革命運動的動力，要比土地革命運動的動力還寬廣些。」

　　這一段話，完全可以說明「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完全把民族解放與土地革命混為一談，也正因此，所以不能不得出「只有工農勞苦大眾才是民族解放的動力」的結論，所以不能不拒絕工農勞苦大眾以外的反日力量。所以實際上不能不是反對全民統一戰線。

　　雖然中國共產黨根據各種理由，在全民抗日鬥爭中並不放棄它的土地革命的原則立場，但他們在土地政策上也有很多新的轉變，如《抗日救國政策》中所提出的：對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不沒收，並允其繼續出租；對富農的土地及多餘的工具均不沒收；對抗日軍人的土地不沒收；對商人兼大地主只沒收土地不侵犯商業；以及在某些特別情形下沒收的土地，由政府給予相當代價等。

　　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政策，為什麼有這些轉變呢？據他們自己的聲明是為的糾正過去執行中的個別錯誤，尤其重要的是為的要適合於便利於建立抗日救國的廣大人民的統一戰線；因為他們認為今天擺在他們面前的最中心的最緊迫的任務，是「抗日救國」，如果國不得救，則土地革命也成為虛話。這種觀點以及上述土地政策的轉變與「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所提出的「在民族革命戰爭中，必須毫無顧忌地進行徹底的土地革命」的主張，也是根本不同的。

　　此外，「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與中國共產黨在對外政策上，同樣有很大的歧異。

　　「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除主張恢復聯俄政策與聯合世界上一切被壓迫剝削民眾外，對英美等帝國主義，與對日本帝國主義一樣看待，不過「中國的反帝民族革命戰爭，應自對日宣戰始」而已；而共產黨則主張「聯合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民眾作友軍，聯合一切同情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民族和國家作同盟，對一切對中國民眾反日解放戰爭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國家，建立友誼關係」。就是說，「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主張聯合蘇俄，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而中國共產黨則主張不僅要聯合同情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民族和國家（蘇聯）作同盟，而且要與一切對中國民眾反日解放戰爭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國家（英美也包括在內）建立友誼關係。這兩者的不同，同樣表現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還沒有瞭解「統一戰線」的策略意義。

　　帝國主義危害於中國，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我想中國人除了漢奸賣國賊外，誰也不會對帝國主義有好感的；然而為了革命的利益，為了集中力量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在策略上應當而且必需盡可能避免多樹敵人，應當而且必需利用敵人中間的矛盾。今天我們的最危險和是最主要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我們要削除它的外援，使它孤立，並盡可能地聯合一切反對它的力量來打擊共同的敵人。因此，我們今天的策略，不是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而是集中力量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要將英美列強與日本帝國主義分別看待。相反的，如果我們不會利用敵人間的矛盾而提出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政策，那將使日本帝國主義有可能來緩和它與其他列強——特別與英美的矛盾，甚至聯合起來一致壓迫我們。

　　其實，「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口號，是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前後就提出過的。在「九一八」後，該黨還繼續提出「反對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的口號。但在今天，他們已經修改了這個口號。因為，在大革命前後，各帝國主義間雖然存在著矛盾，然而它們進攻中國的統一戰線還是很鞏固的，這種統一戰線，對於中國大革命的失敗有很重大的意義；在「九一八」時，各帝國主義間的矛盾雖繼續發展，然而它們共同進攻中國的統一戰線，還未完全破裂，所以當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東北時，不但未引起其他帝國主義的嚴重反抗，甚至英法在當時還採取同情和輔助日本帝國主義的態度。可是今天的情形就不同了，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已達到更加尖銳的形勢，日本帝國主義在排擠英美、獨佔中國的積極政策下，使自己陷於孤立無援。在英美則有合作對日的趨勢，而且對中國民眾的抗日鬥爭表示中立甚至還多少同情（自然是為了它們彼此的矛盾，而不是真正希望中國民族解放），所以提出「反對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在大革命前後，或「九一八」時，在一定意義上說是正確的策略口號，而在今天則是愚蠢的策略了，因為只有蠢才才不知道利用敵人間的矛盾來加強自己的力量。

　　我們再看共產黨關於這個策略問題是怎樣說明的。在《抗日救國政策》中說：

　　「……在這種情形（系指彼此競爭的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間的矛盾——作者注）之下，布爾什維克黨正確的、恰當的政策，便是在於對中國革命這些間接後備軍的作用和意義，給以適當的和應有的估計，靈活地、正確地和及時地善於利用它們去便利於革命的事業，隨時隨地地注意集中革命的力量，去打擊當時當地最危險的、最受全體人民痛恨的、最少內助和外援的敵人。

　　「……在今天這種形勢之下，關於革命間接後備軍的作用和意義問題，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我黨的新政策的實質，恰就是為的要去利用革命的一切可能的間接後備軍。」又更具體地寫了這樣一段：

　　「……現在，不應該把一切帝國主義列強都一律看待，蘇維埃外交政策反對的主要對象，應當是日本帝國主義，對於其他的帝國主義國家，蘇維埃不僅應當設法去與他們建立經常的關係，而且在一定條件之下，還可與他們聯絡一起去反對共同的敵人。」

　　這已經很明白地具體地闡明了對外政策的真義了。

　　上述各點是所謂「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去年十二月一日對時局宣言與中國共產黨新政策主要不同的地方。

　　最後，我要懇切聲明的，我完全同意和擁護共產黨的主張，而反對所謂「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的和與它相類似的含有「毒素」的主張。但我的同意和反對，決沒有任何黨派門戶之見存乎其間，只以大敵當前，國亡無日，竊以為惟有以全民統一戰線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決死鬥爭，才是我「有數千年文明歷史的」偉大民族的唯一生路。在愛護祖國的熱忱鼓蕩之下，我自己認為對於一切自覺的或不自覺的為害于全民統一戰線的主張，有批評的義務和權利。同時，我希望我上面所說的那般第二種人們，在民族陷於生死關頭的今天，應當要細心思考自己提出的主張，是否適合於救國的實際需要，是否能在抗日救國事業上收到實際的效果。

　　【注】

　　(1)這是陳潭秋以餘傑的化名發表在巴黎《全民月刊》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的文章。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