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原則」是侵略原則|陳潭秋

「三大原則」是侵略原則

　　「三大原則」是侵略原則(1)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三大原則」是去年十月間日本廣田外相為調整中日關係對南京政府提出的，並準備作為最近盛傳的「中日南京會議」中討論的基礎。這「三大原則」就是：（一）南京政府須肅清一切反日運動，停止依賴歐美以夷制夷之政策；（二）中國須立即承認「滿洲國」及華北「特殊性」；（三）中日「滿」須成立「反共軍事同盟」，肅清蒙古、新疆及內地的赤化勢力。很明顯的，這所謂「三大原則」，就是日寇徹底滅亡中國、獨霸亞東的侵略原則。北平文化界救國協會在「一二八」四周年時，曾發宣言反對三大原則。宣言中指出：「所謂三大原則，其精神與內容均為徹底殖民地化我全國之基本綱領。承認三原則，不但正式斷送我北部十餘省，縱敵騎蹂躪我全部領土，必且斷絕我民族生存，使我人民永淪于奴隸厄運，無論政府已否接受或原則上接受，或接受其個別具體細目，我人民自身，決誓死反對。」這個一字一淚的宣言，已將三大原則的全部內容，完全警告我們了。現在讓我把三大原則再作一個簡要的分析如下：

　　一、第一個原則的用意，是要順利地把中國變成日本獨佔的殖民地。它的作用是分為兩方面的：第一，是要完全消滅中國民眾對於它的反抗。雖然中國「政府要人」很容易講話，要滿洲就送滿洲，要華北就送華北，要撤退駐軍就撤退駐軍，要解散黨部就解散黨部；雖然南京政府用了極大的力量禁止反日運動，屠殺和拘捕反日志士，頒佈「睦鄰」命令，提倡「中日親善」；可是中國民眾不是容易屈服的。日本帝國主義每一項對中國的進攻，都要遇到中國民眾的頑強反抗，特別是東北義勇軍和遊擊隊的堅決抗日行動，使日本帝國主義感受到極大的苦惱。因此，第一大原則的前半段，是要南京政府更加百倍的努力肅清一切反日運動，要使中國民眾都乖乖地俯首帖耳地像「党國要人」一樣去歡迎它來宰割全中國。第二是完全拒絕列強——特別是英美對於它的掣肘與競爭，這一點也就是日本帝國主義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獨佔中國宣言中的基本要點。日本帝國主義見英美列強一方面對日本在華行動，不免時常予以干涉和監視，同時又常有對華「共同行動」、「共同借款」的提議，特別是李茲羅斯之來華，與南京政府金融政策之改變，這些都給它以不可忍受的威脅，並且南京政府中的所謂「英美派」，也具有相當的力量和影響，對日本帝國主義獨佔中國也不能不是一個大的阻力。這就是第一個原則的後半段——停止依賴歐美以夷制夷之政策——所以提出之原因。

　　二、第二個原則的用意，是要在國際上取得侵略中國的合法權利。日本帝國主義雖然製造了「滿洲國」這個傀儡，但因中國民眾的誓死反對，以及世界各國的拒絕承認，這給日本帝國主義以非常不利的影響，全世界公認日本之對於滿洲，是強盜的搶劫行為，因此，列強間至今沒有一個國家承認「滿洲國」的存在。如果中國自己首先承認日本這種搶劫為合法，自然可以改變列強對「滿洲國」的觀點和對日本強盜的輿論。同樣，承認華北特殊性的問題，也是為了便利於正式成立第二個傀儡——「華北國」；同時，如果中國承認了華北特殊性，也可以減弱美英——特別是英國干涉日本在華北行動的藉口。

　　三、第三個原則表面上似乎比一、二兩個簡單，但其內容至為複雜，用意至為深遠。「反共」本來是日本帝國主義近十年來侵略中國所採用的一貫的傳統的口號。日本帝國主義所以要採用這個口號，以及這次正式提出作為三大原則之一的理由，我以為至少具有下面的四種用意：

　　第一，為要減弱中國國內對於它的反抗力量，日本帝國主義清楚知道，在中國政府中以及社會上，有一小部分害怕「赤化」、仇視共產黨的人物，所以它採用「反共」口號，取得這一小部分人的同情，來分散中國對外力量的一致。蔣介石在「九一八」以後提出的「抗日必先剿共」以及最近誣指愛國學生為共產黨而大加逮捕，都是響應日本帝國主義的「反共」口號。這樣的一呼一應，為的是要鎮壓中國「反日」運動的開展，以便利用日本強盜的野蠻侵略。

　　第二，為的要減弱國際帝國主義對於它的掣肘和干涉。國際帝國主義中最反動的營壘沒有一天忘記了進攻蘇聯，這是公認的事實。日本帝國主義所以自任為進攻蘇聯的東方憲兵，所以採用「反共」為侵略中國的口號，正是抓住了帝國主義這一弱點。日本帝國主義向國際帝國主義說：「我們大家不是都要進攻蘇聯嗎？好的！我擔任東方憲兵的職務。但憲兵須要有堅固的陣地，那末，你們應當同意我奪取滿洲、華北，以至整個全中國，有了這個陣地，才能防止赤化的東侵和蔓延。」的確的，日本強盜佔領滿洲時，沒有引起其他帝國主義強有力的干涉和反抗，甚至還有採取同情和援助它的立場（如當時的英法等），不是沒有原因的。所以日本帝國主義現在又提出要「肅清蒙古、新疆及內地的赤化勢力」，這不僅是為了要滅亡全中國，同時也是再一次向國際帝國主義表示它進攻蘇聯的決心。

　　第三，日本帝國主義確實認定中國共產黨是它最厲害的敵人。很顯然的，「九一八」以後，南京政府實行不抵抗主義，節節投降，節節退讓，而共產黨所領導的蘇維埃政府，曾發表對日作戰宣言，紅軍軍事委員會曾下過對日作戰的全體動員令，並願意與國民黨任何軍隊訂立對日作戰協定，而且實際上與十九路軍正式訂立過這種協定，並且曾有過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派出。這些事實，在日本帝國主義看來，確實成為它侵略中國的最大阻力。日本帝國主義也知道所謂中國的共產運動，實際上是代表中國人民解放的核心。加之最近以來，共產勢力又發展到了甘陝及山西，逐漸逼近和威脅著日本「勢力範圍」。特別是最近共產黨所提出的「全民抗日統一戰線」，已經為全中國廣大的反日民眾所擁護，這更是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侵佔中國的唯一方案。因此，日本帝國主義認為不消滅中國的共產運動，它始終不能「高枕無憂」地併吞全中國。所以它提出這一原則做根據，以便直接用自己的武力來消滅這種運動。

　　第四，日本帝國主義雖然以「反共」的藉口和「亞洲主人」的資格取得東北四省和華北五省，然而這不能滿足它的欲望，它的目的是要滅亡全中國。因此，它利用「肅清蒙古、新疆及內地的赤化勢力」，可以把自己的勢力，特別是軍事勢力深入到中國的西北邊境及腹地去，可以肆無忌憚地為所欲為了。

　　南京政府是承認還是否認三大原則呢？

　　在滅亡全中國的三大原則提出以後，引起了全國愛國民眾的極大憤怒與激烈的反對，然而南京政府對這三大原則，究竟採取了什麼態度呢？是承認還是否認呢？這是一個極端值得我們每一個關心中國命運和自己命運的人所應當特別注意的問題。

　　據廣田在貴族院的演講說：「南京政府已同意三大原則。」日本的報紙說：「蔣在原則上同意三大原則，但關於實際的細目和步驟還要討論。」而南京政府外交部一月二十二日的聲明則說：「日外相廣田前對蔣大使（作賓）所提三原則，我以其措詞廣泛，無從商討，要求提示具體內容，迄今尚未見提出，乃廣田近在貴族院演講，竟謂我已承認，並非事實。」

　　這樣看來，兩方各執一說，似乎「三大原則」，雙方還沒有完全一致，特別是南京外交部既對全國民眾負責聲明否認，論理，也許政府當局還沒有接受三大原則的決心，所以胡適之先生二月二日在《大公報》論文中提到這一問題，他說：「這個否認，是近年來中國政府的第一壯舉，因為這個否認，可以消除一切疑慮，可以杜絕將來一切積非成是的危險。」不過，我以為胡先生的這種說法，似乎近于樂觀了一點，在今天的事實看來，胡先生的這種說法，只能算是我們的一種希望，還不能作為肯定的斷語。在我看來，日方宣傳與南京外交部的聲明，並沒有實質上的不同，不過字面上一個是「承認」，一個是「否認」罷了。日方說「蔣在原則上同意三大原則，但關於實行的細目和步驟還要討論」；而南京外交部說「我以其措詞廣泛，難於商討，要求提示具體內容」，只要商討具體內容而並沒有根本否認三大原則。試問兩者實質上的區別在什麼地方呢？不錯，或者還可以說，中國文字可以有各種不同的解釋，我們不要以詞害意。好的，我們再來看事實吧！

　　首先我們看，「肅清一切反日運動」，南京政府是怎樣否認的呢？過去的事實，頂好讓方志敏[1]、吉鴻昌[2]、方振武[3]、十九路軍的將士[4]、杜重遠[5]以及其他一切死去和在監的反日烈士志士們去回答吧；再說最近的事實，北平、廣州發生慘案[6]，不見政府明令懲罰那些屠殺愛國學生的負責者，上海、南京、武漢各地的學生不少被毆被捕的事情，一切反日文字、反日消息，禁止報紙登載，這些事件有什麼意義呢？特別是最近中央的宣言，行政院、軍政部、教育部的命令，以及北平大捕學生解送南京，這些事件，又有什麼意義呢？

　　其次我們看，承認「滿洲國」與「華北特殊性」南京政府怎樣否認的呢？關於這一點，我們有以下的疑問，就是過去的「通車」、「通郵」以及「聯運」是什麼意義呢？最近「滿洲國」的外次大橋到了北平，受了極優渥的待遇，並有被聘任為冀察政委會高等顧問的消息，又是什麼意義呢？冀察政委會為什麼成立呢？為什麼政府不出兵討伐殷逆汝耕呢？我以為日本提出的承認「滿洲國」這一要求，現在所差的只是與「滿洲國」交換國書、公使和領事，「承認華北特殊性」，也只是差的公開的命令罷了。

　　再其次我們問「中日『滿』反共軍事同盟」，政府是怎樣否認的呢？過去的且不講它，只問今天中國一百多萬軍隊，沒有開去抗日，究竟開到什麼地方去了呢？代理剿匪總司令張學良為什麼在西安、太原飛來飛去呢？軍委會的副主席閻錫山在山西每天忙的什麼公事呢？我想這些用不著回答的。事實上日本提出的第三個原則，現在沒有做到的，只是中日「滿」反共聯軍總司令部還沒有公開成立，和日滿軍隊今天還沒有開到湖南、四川、陝西去罷了。

　　綜上所述，我以為南京政府雖然聲明否認「同意三大原則」，但它過去和現在所作的事，許多都是恰合於三大原則的要求，無怪乎不能取信於全國抗日民眾，無怪乎北平文化界救國協會不能不有「無論政府已否接受，或原則上接受，或接受其個別具體細目，我人民自身，決誓死反對」的宣言。

　　因此，我認為在今天我們國民的責任，不在於空空希望政府對三大原則作書面的否認聲明的「壯舉」，就可以「消除」疑慮，可以「杜絕」將來積非成是的危險。而是要進一步地團結一致地要求和督促政府當局「臨崖勒馬」，根本改變過去的外交方針和對內的行動方針，維護群眾的救國運動，實際允許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實行討伐叛逆，懲罰賣國賊，停止內戰，團結一切反日力量，武裝全國民眾，實際對日抗戰，收回失地。這樣，從實際行動上才能證明南京政府是真實的根本的拒絕三大原則。我以為胡先生也應當從這一方面積極的「努力」，才能把現在對於「壯舉」的希望，變成將來的事實。否則恐怕胡先生將來又要說：「現在看來，我完全錯了。」

　　國難已到了生死關頭，廣田滅亡中國的三大原則，不僅是擺在南京政府的面前，而且是嚴重地擺在全國人民面前了。我們只是簡單地希望和督促政府去拒絕它，還是不夠的。我們應當更積極地負起責任來，從我們人民自身的行動上來拒絕它。我們不但根本拒絕廣田滅亡中國的三大原則，而且要堅決地大膽地提出我們自己抗日救國的三大原則與它對抗。我們抗日救國的三大原則是什麼呢？

　　第一，為對抗廣田的第一原則，我們提出：「擴大民眾的反日運動，並聯合歐美以平等待我或同情於我的民族和國家，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第二，為對抗廣田的第二原則，我們提出：「立即出兵討逆，收回華北及滿洲。」

　　第三，為對抗廣田的第三原則，我們提出：「立即停止內戰，聯合蘇維埃與紅軍及一切反日力量，對日宣戰，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

　　【注】

　　[1]方志敏（一九〇〇——一九三五）：江西弋陽人。曾任江西省農民協會主席，中共江西省委書記，紅十軍政委，中共中央委員等職。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率紅七軍團和紅十軍北上抗日，遭國民黨重兵圍攻而被俘，一九三五年八月在南昌被秘密殺害。

　　[2]吉鴻昌（一八九五——一九三四）：河南扶溝縣人。原為馮玉祥部下，曾任馮部師長、國民黨第二十一軍軍長和寧夏省政府主席。一九三二年四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三年五月，與馮玉祥、方振武等在張家口組成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任第二軍軍長兼北路軍前敵總指揮。在同盟軍失敗後，又在平津等地繼續從事抗日活動。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被國民黨政府逮捕、殺害。

　　[3]方振武（一八八五——一九四一）：安徽壽縣人。曾任馮玉祥部軍長、軍團總司令，國民黨軍軍團總指揮、濟南衛戍司令、安徽省政府主席、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等職。一九三三年與馮玉祥、吉鴻昌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任前敵總司令，在察哈爾東部抗擊日軍。同盟軍失敗後，被迫流亡香港。一九四一年遇害身亡。

　　[4]國民黨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副總指揮兼軍長蔡廷鍇。九一八事變後，曾在江西贛州集體宣誓反對內戰，團結抗日，十月被調往上海駐防。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軍進攻上海，十九路軍奮起抵抗，堅持苦戰，最後被迫撤退。五月二十三日，國民黨將十九路軍調往福建「剿共」，又在十九路軍發動「福建事變」、與紅軍訂立抗日反蔣協定後，對其發動軍事圍攻，將其打散。

　　[5]杜重遠（一八九七——一九四三）：遼寧開原人。九一八事變後，在上海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組織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以記者身份在各地宣傳抗日救亡，幫助鄒韜奮編輯《生活週刊》，參與籌辦《生活日報》，一九三三年創辦《新生週刊》，任主編及發行人，倡導發動「一場自己的反帝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一九三三年五月，因該刊發表涉及日本天皇的《閒話皇帝》一文，被當局逮捕、審訊和判處十四個月徒刑。後於一九四三年十月在新疆被盛世才毒殺於獄中。

　　[6]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學生在中共領導下舉行抗日救國請願大遊行，抗議華北偽自治運動，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遭到軍警鎮壓，百餘人受傷，三十多人被捕。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三日，廣州學生舉行抗日救國示威遊行，軍警大舉搜查，捕走學生三十余人，並實行全城戒嚴。

　　(1)這是陳潭秋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以筆名餘傑發表在《全民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上的文章，原名為《所謂「三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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