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救國運動的意義及其前途|陳潭秋

學生救國運動的意義及其前途

　　學生救國運動的意義及其前途(1)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日）

　　華北問題發生後，全國各地的學生蓬蓬勃勃的起來作救亡運動。這次運動對於中國國家命運和民族前途，有極端重大的關係。我們對於這次運動的意義及其發展的前途，應當作一次正確的估計與深刻的研究。

　　這次學生運動，發生於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佔領華北（成立傀儡式的「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與「冀察政務委員會」），南京政府節節退讓，中國正處在由半殖民地變成完全殖民地的千鈞一髮的危機的時候；發生于南京政府執行日本帝國主義的要求，嚴厲禁止反日運動的時期；發生於全國民眾在「亡國滅種」的威脅下，一致迫切要求「救亡圖存」的時候；發生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蘇維埃提出組織全民反日統一戰線的號召以後。這樣，使這次學生運動更具有非常偉大的意義，它在中國救亡運動史上寫下了最光榮的一頁。

　　第一，它是上海戰爭後中國民眾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強盜及其走狗的第一個當頭痛擊。上海戰爭後，雖然各地曾不斷地有反日運動以至部分武裝抗日發生，但都沒有能夠成為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運動。這次學生運動是中國民眾在國家危急存亡的關頭，不顧「睦鄰」佈告和「反日」的禁令而爆發的民族解放鬥爭。

　　第二，它是最近的將來的全中國廣大民眾武裝抗日救國的實際行動的序幕。這不但已經為九一八學生運動後緊接著爆發上海工人市民及十九路軍的英勇抗日戰爭的事實所證明，不但日本帝國主義正在萬分擔憂地說：「學生運動是中國民眾反日運動的先聲」；而且學生自身已經在逐漸自覺地作武裝的準備（如北平、廣州以及各地的學生，男生學習軍事，女生學習看護，北平南下請願學生的軍事組織形式——有小隊、大隊、團、旅、軍等組織）。

　　第三，它顯然的帶有全民運動的性質。堅持了一個月以上的時間而且還在繼續著，這不但表現在這次運動得到社會各階層的熱烈同情與援助，而且學生本身成分，已經不是一個階級，而是包含著社會各個階層的子弟——自地主、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一直到工人階級的子弟。並且他們正在向各方面求援，到各方面聯絡，到工廠中、市民中、農村中去進行宣傳和組織的工作。

　　因為如此，不能不使日本強盜擔憂，不能不使賣國賊喪膽，不能不使他們想盡一切方法來破壞這次學生運動。

　　就過去的經驗和目前的事實看來，日寇漢奸破壞這次學生運動的手段，不出下面幾種：

　　第一是欺騙的辦法。九一八後當局曾經數次提出一些欺騙的口號，可是終於被事實所揭穿了。去年十月十九日蔣介石在五全代會的演講，所謂「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這本來又是一套新的障眼法，無奈不識趣的殷汝耕竟于蔣氏演講後的第六天，宣佈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不到一個月，「親善的」日本又硬要成立第二個「滿洲國」式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固然當局還可以說：「現在和平還未到完全絕望，犧牲還未到最後關頭」，然而熱血的青年學生，不曾諒解當局的「苦衷」，竟「放棄和平」「輕言犧牲」地起來作救國抗日運動；這樣，逼得南京當局又不得不再換一套手法來試演，這就是南京教育部於本月十五日所召集的中學以上校長及學生代表會議的一幕。然而我們可以預見，這一幕仍然不會得到當局所想像的效果。因為華北學生已有拒絕遣派代表的決議和否認代表的聲明，其他各地學生對這次會議也表示異常冷淡，最滑稽的是蘇州某大學學生不願派出代表，而學校當局乃以蔣院長的「令郎」去充數。由此我們可以說他們第一個辦法——欺騙的辦法，是很難生效的。

　　第二是分散的辦法。就是說用提前放假和延期收假來分散學生的辦法。這次學生運動發生後，在平津，在上海，在武漢，在山東，在河南，都採用這種辦法以「避免救國運動的擴大」——這次採用這種辦法，將要得到什麼結果呢？我們從下面的消息可以看出：一、「北平學校提前放假，學校停止伙食，許多學生不願歸家，滿街覓食，繼續愛國運動」；二、「許多地方學生會決議，在假期中回家學生進行農村運動，喚醒民眾，一致救亡」。就是說留校的學生艱苦地繼續其救國活動，回家的則進行農村工作，這完全說明這次當局所採取的分散的辦法，不但沒有如他們所想的「避免愛國運動的擴大」，反而將這一運動實際擴大和深入到廣大群眾中去了。由此我們可以說他們的第二個辦法——分散的辦法，仍是很難成功的。

　　第三是分裂的辦法。這種辦法，利用學生階級成分的複雜——由地主到工人階級的都有；宗教信仰的不同——教會學生與非教會學生；以及政治思想的分歧——比如說共產主義、國家主義、三民主義等；——從中挑撥離間，使學生互相對立，甚至發生內訌，由分裂學生來破壞學生運動。在這次學生運動中，如宋哲元、吳鐵城告學生書中都說：「有陰謀家利用學生運動」，中央通訊社說：「上海學生運動有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從中搗亂」，或是說學生受少數人的壓迫等等。但是這些造謠誣害，都沒有能夠動搖學生的統一陣容。而這次學生運動表現的特點之一，正是消除了過去那種教會學生與非教會學生的對立現象，消除了過去那種爭意氣、鬧派別的現象，他們有了比較整齊的步驟和一致的主張。雖然我們現在還不能確定地說，在今後運動發展的過程中，絕對不會發生分裂的事情，然而學生群眾在過去失敗的教訓中已經教育了自己，特別是在亡國滅種的慘痛面前警醒了自己，他們知道沒有內部的一致，是不能戰勝兇惡的敵人的。由此我們可以說破壞學生運動的第三種辦法——分裂的辦法，也很少有成功的希望。

　　最後第四是屠殺壓迫的辦法。這種辦法是我國歷來統治者為鎮壓革命運動慣於採用的辦法，並且他們認為是「最有效的」辦法。遠之如五四、三一八，近之如九一八，以及對付「南下示威團」，都是採取了這種「最有效的」辦法的。這次學生運動在開始的時候，雖然宋哲元用了快槍、警棍、水龍頭來對待學生，而其他地方（如滬、漢、京、粵等地）為了欺騙群眾控制運動起見，暫時還沒有拿出看家本領來，反而假惺惺表示其愛護學生運動的醜戲（如吳鐵城等），然而一到了運動開展，他們控制不了的時候，馬上就板起面孔，張開血盆大口來吞噬這些愛國青年（自然日本帝國主義的慫恿與鼓勵，更增強了他們的決心）。所以在平津宋哲元藉口「共產黨希圖暴動」，繼續不斷地殺傷和拘捕學生；在山東則武裝押解學生回籍；吳鐵城則假借「不逞之徒想利用青年，釀成禍變」而用鐵甲車囚禁赴京請願學生回校；陳濟棠更大演其流血慘案；在上海、南京、漢口三大城市，則以「維持秩序，防止共黨擾亂」的理由宣佈戒嚴，禁止一切集會遊行和散發宣傳品。然而這樣兇殘的壓迫屠殺，是否能將運動鎮壓下去呢？我們且看學生群眾的表現怎樣？北平十個大中學校學生自治會的通電說：「奠都以來（按，即南京政府成立以來），青年之遭屠戮者，報紙記載，至三十萬人之多，而失蹤監禁者更不可勝計，殺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複加以毒刑，地獄現形，人間何世！昔可以『赤化』為口實，今複可以『妨礙邦交』為罪名，而吾民則舉動均有犯罪之機會矣……」武漢學生救國聯合會的宣言說：「雖然我們知道北平學生有許多已經為愛國運動而犧牲在本國軍警屠殺之下了，但是不足以威嚇我們，我們有熱血有頭顱，有百折不回的精神，有愛國雄心，難道還害怕畏縮嗎？……」廣東學生在大屠殺之後，仍舊召集緊急會議，高喊著「打倒廣東政府」、「驅逐賣國賊陳濟棠」。同時我們還要看社會對屠殺學生的輿論怎樣？上海十四法團致宋哲元書說：「警報傳來謂公移忠勇殺賊之刀，轉向赤誠愛國的學子，流芳遺臭，公能自擇」；甚至章太炎先生致宋哲元電說：「學生請願，事出公誠，縱有加入共黨者，但問今之主張如何，何問其平素？」這些充分說明用屠殺的方法對付這次學生運動，不但沒有能夠壓平學生，反而使學生更堅決地奮鬥；用「反共」作藉口來屠殺學生，不但沒有取得社會的同情，反而引起社會更大的憤怒。由此我們又可以說用第四個辦法——屠殺壓迫的辦法，並沒有把學生運動壓下去。

　　這次學生運動雖然具備了偉大的意義和許多優美的特點，堅持了一月以上而且繼續著，但是運動的目的還沒有達到，而且隔離得很遠。怎樣才能達到它的目的，完成它所負的偉大的歷史任務，這是每一個愛國學生應當研究和必須研究的問題，也是每一個真正愛護學生運動、愛護中華民族的人所應當研究和必須研究的問題。

　　這裡我們首先要問，這次學生運動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天津《益世報》記者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再論學生應即複課》的社論中說：「吾人以為學生這次運動，慷慨激昂，早已博得中外人士的真切認識，運動的目標可謂完全達到」，這似乎是說：「這次學生運動的目標，不過是表現民氣而已，現在已經充分表現出來了。」這種論斷，我以為是沒有瞭解學生運動的目標，而是對於學生運動的一種近視的觀察。他又說：「現在學生運動業已成為全國的運動，學生原來的本意，可謂得到最大的成功」，這也是把學生運動的某一過程當作了學生運動的目標。我們再看同日《大公報》的社評是怎樣說的。它說：「學生運動宜固守學生之單純立場，而不為政治行動化……此次學生運動之特點，為向政府請願，擁護國權，反對分裂，故不表現反政府的政治運動色彩，惟其然也，則在政府當局表明接受請願所有努力之後，可視為請願目的之告一段落。」這也是把手段與目的混為一談的說法。至於說：「學生運動，宜固守學生之單純立場，而不為政治行動化」，我也不敢苟同，因為這次學生運動，事實上已經是偉大的政治運動。我們再看胡適先生怎樣確定學生運動之目標，他在《大公報》上發表的《為學生運動進一言》中說：「青年學生應該認清他們的目標……赤手空拳的學生運動。只能有一個目標，就是用抗議的喊聲來監督或糾正政府的措施……一切超過這種抗議作用（輿論作用）的直接行動，都不是學生集團運動的目標。」胡先生這種肯定的說法，我以為與上兩種說法只是語句上的差異，實質上是完全相同的。這些先生們這樣來指出學生運動的目標，我認為只有「一個」作用，就是自覺地或不自覺地降低學生運動的意義和縮小它的範圍。

　　我也同胡先生一樣，認為這次學生運動，「只能有一個目標」，可是這個目標是「救亡」，而不是如胡先生所說的「抗議」。我認為「抗議」只是「救亡」的手段的一種。而這次「救亡」運動的初步要求，就是北平學生第一次請願的七個條件，即（一）反對秘密外交，公開中日外交；（二）（略）；（三）反對領土破裂；（四）保障人民言論、集會、出版及愛國運動的自由；（五）立即停止一切內戰；（六）不得任意逮捕人民；（七）立即釋放被捕學生。總括起來說，就是：（一）要求出兵討逆與實力抗日；（二）要求停止一切內戰，一致對外；（三）要求保障民主自由。很明顯的，這些要求是目前全國一致的最迫切的要求，也就是「救亡」的最初步的要求。而「救亡」的最終目的，則是武裝抗日收回失地，達到國家的完全獨立與民族的徹底解放。

　　如果我們對於這次學生運動的目標的認識不錯的話，那末，我們就應當更進一步地來研究怎樣達到這種目標的辦法。我認為目前應該嚴重注意到下列幾個基本問題：

　　一、要有鞏固的團體與一致的步驟。這次學生運動，不是普通「學潮」，而是偉大的「救亡」運動。這種運動須要長期艱苦的奮鬥和堅忍不拔的精神。這就首先需要學生自身有鞏固的團結和一致的步驟。這次學生救亡運動，在北平學生發動與領導之下，已經普遍到全國的範圍，而且一致擁護北平學生所提出的要求條件，同時各地學生正在進行和加強他們統一的組織——如北方的學生聯合會辦事處（包括平、津、徐、濟等地），武漢三鎮的學生救國聯合會，及各地學生救國聯合會等。但是我以為這還不夠，還應當把所有教會學校學生（還有些教會學校學生未見積極參加這次運動）都吸收到這次運動中來，這項工作，首先應當是由現在參加運動的教會學校學生去負責聯絡他們；同時要把這次運動更加廣泛地擴大到全國所有較小的城市和鄉村中的中學及小學中去，這項工作，主要由回家的學生分途負責進行。這是一方面。在另方面，更應當特別注意防備敵人的分裂和破壞的陰謀。

　　這是無可諱言的，學生中階級成分的複雜與政治派別的分歧，是學生運動的一大弱點，如果這些弱點不能設法補救，再加上敵人的挑撥離間，則在運動發展的過程中，就難保其不發生分裂或破壞的想像，特別是那些與日寇和賣國賊有關係的成分，更容易發生動搖與叛變。所以這次學生運動成功的先決條件，就是首先要在學生內部組成堅固的統一戰線，應不分政治派別和宗教信仰，大家要確認一個最高原則的共同目標——「抗日救國」。大家向著這個共同的目標前進，至於過去彼此間的嫌隙和小的意見上的分歧，彼此都應當站在「鬩牆」「禦侮」的觀點上，互相讓步，互相諒解，或者以公開的民主的方式求得解決和一致。而對於那些甘心做敵人的奸細，公然破壞運動的少數分子，則應給以無情的打擊，揭破他們的奸謀詭詐，要使他們成為群眾的公敵，再不必施行其破壞伎倆。

　　二、要有靈活的策略與正確的口號。過去學生運動多半是採取罷課、示威、請願，與軍警流血衝突，這幾種簡單的步驟，結果學生中的領袖分子與堅強幹部，大批被殺、受傷、被捕，群眾亦因而解體，運動不能不消沉下去；同時過去所提的口號，也多是過高與過早的口號，這種口號，是運動向前發展時所必需的，但在運動的初期，這種口號還不能獲得廣大群眾的瞭解與接受，反而可以作為當局壓迫運動的藉口，結果使運動陷於孤立無援的地位，很快地被壓迫下去。這次學生運動的策略與口號，我以為一般是有進步的，特別所提出的口號都是全國一致的迫切要求，取得了社會各階層的熱烈擁護，同時當局也無法利用來作為壓迫的藉口。

　　但是應當指出在執行策略上還有些缺點：（一）北平學生拒絕派遣代表出席南京教育部所召集的會議，是不十分正確的。其實學生們正應當利用這種公開的會議來進行自己的運動，更可借此來使全國民眾更加清楚瞭解南京政府對外政策的真相。（二）學生長期罷課的辦法（如北平），也是不十分妥當的。我以為應當採取長期堅持鬥爭的辦法，就是一方面經常有一部分學生（或用輪流的辦法）在群眾中進行宣傳組織工作，發動和幫助廣大群眾的抗日救國運動，派代表與各界發生經常的密切的聯繫。另方面在某種條件下可以複課，不過上課的內容應當改變，要著重研究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從各方面侵略中國的事實，要研究中國政府屈辱外交的事實及其原因，特別要研究抗日救國的實際辦法，要學習軍事，要學習與抗日救國有關係的各種知識。

　　三、要進行武裝抗日的要求與準備。我們知道「抗日救國」不是「空口白說」的事，不是「赤手空拳」所能做到的事，必須要動員全國武裝力量和武裝全國民眾才能做到的。學生運動應該向著這方面努力。雖然現在各地學生已經在開始學習軍事，學習看護，但這還不夠，必須（一）向政府要求發給槍支，實際武裝起來，組織學生救國軍；（二）要求政府武裝全國民眾，立即作抗日的軍事動員；（三）並在「停止一切內戰，一致對日作戰」的口號下，各地學生還應直接地派代表或用電報、書函向各軍事機關及地方駐軍的各級官長呼籲，請他們實現民眾的要求，從內戰上撤退下來，去執行他們禦侮衛國的神聖天職。

　　四、要進行基本群眾的發動與組織。「抗日救國」的偉大事業，是全民的事業，僅靠一部分學生是絕對不能完成的，必須動員全國所有的力量，所有的民眾，組織反日的全民統一戰線，特別要動員最廣大的、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基本隊伍——廣大的工農群眾。「九六老人」馬相伯先生說得對，「與其呼籲政府，莫如開導人民，街頭巷尾，茶寮酒肆，皆諸君為國宣力處也」（馬先生告復旦同學書），這確實應當成為「抗日救國」最基本的工作。這次學生運動，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他們向各界要求援助，他們組織了宣傳隊到工人市民中去宣傳，北平步行南下學生，決定沿途宣傳和組織民眾，以及許多地方學生會有「假期中回家學生進行農村運動」的決議。並且現在各大城市的工人（上海、武漢、廣州、鎮江等地），某些地方的農民，上海十四法團以及九十三個同業公會，都已經積極起來響應了。

　　然而我們應當說，現在學生運動，還沒有把這項工作，看作是最中心的基本任務。我以為他們應當不僅只派宣傳隊去宣傳，還要動員每一個學生，利用他們與工農商各界的各種聯繫，——親戚、朋友、同鄉等——儘量幫助他們組織，幫助他們武裝起來，成立各地工人的、農民的、商人的救國軍、運輸隊、供給隊等組織。這裡特別要指出的，就是軍隊中的工作，還沒有引起學生們的注意，這是最可惜的。我們知道軍隊是「抗日救國」的實在的和直接的力量，只有他們的發動，才能最有力的最快的實現「停止內戰，對日作戰」的口號，這是今後學生運動應該特別著重注意的，應當是與發動工農商各界同時並重甚至更重要的工作。

　　【注】

　　(1)這是陳潭秋以餘傑筆名發表在《全民月刊》第一、二期合刊上的一篇文章。文中所指學生救國運動即指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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