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陳獨秀主義(2)|蔡和森

論陳獨秀主義(2)

　　從以上所述，就可明顯的看出陳獨秀主義在第三次大會時期所形成之理論的基礎，——即中國革命的工人運動中之少數派的路線；他對於革命動力的估量——重視資產階級，輕視無產階級，而忽視農民；對於民主革命聯合戰線的瞭解——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妥協，無產階級隸屬于資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對於革命性質和前途的觀念——看不見土地革命的內量，看不見工農民主獨裁而更沒有看見革命有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途，只有「一心不亂的幹國民革命」，只有「自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自然資產階級的握得政權」，待資本主義發展之後，將來再來社會革命。所有這些就確確實實形成了中國少數派的總路線。從他的「造國論」以至「汪陳宣言」以至中東路事變後的三封信，不過把這總路線「一言以貫之」罷了！

　　為什麼使他這樣呢？這不是偶然的，因為他自始至終是站在左翼民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來影響中國革命的無產階級。既然自始至終是站在民族資產階級的立場，所以不能瞭解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而只能瞭解資產階級的領導；不能瞭解土地革命，只能瞭解反帝國主義和反軍閥；不能瞭解工農民主獨裁，而只能瞭解資產階級握得政權和建立資產階級的國家（造國論之精神）；不能瞭解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必然要轉到社會主義革命，而只能瞭解革命是停留在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階段之上，或完全跳過此階段。

　　陳獨秀在三次大會的立場既然如此，他當時發出些什麼具體的口號呢？「一切工作歸國民黨！」「沒有階級鬥爭，只有民族鬥爭！」「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獨立性此時是鬼話！」「等待和國民黨分家後，再組織共產黨不遲！」……

　　三次大會閉會後，陳獨秀和馬林共同提議響應上海資產階級的民治委員會召集國民會議的主張，辦法是請求國民黨發宣言，而不用共產黨名義發宣言。當時，我向他們抗議，才把這一個企圖打消。難道現在陳獨秀的取消主義和叛逆是沒有歷史的深遠的來源？

　　一九二五年的革命高潮，推動中國党開始由智識分子的小團體變為工人群眾的党。党在這一高潮中起了相當的組織的和領導的作用。這一高潮首先就是證明中國無產階級之領導的能力與作用，打破陳獨秀馬林以至鮑羅庭等對於中國工人階級勢力之不相信和輕視。陳獨秀在相當的短時期中，似乎多少變動了對於革命動力的機會主義觀點。可是一到五卅末期——張學良出兵鎮壓上海工人，郭松齡事變及吳佩孚攻取河南之後，又使陳獨秀對於工人階級勢力發生悲觀，對於時局發生不正確的估量。他同魏金斯基立刻修改以前堅決反對國民黨右派的政策，由此以至武漢時期就實行陳獨秀主義之機會主義的實際政策。

　　第一、改變只要左派國民黨的方針（堅決打擊右派，削弱中派和強大在中共領導之下的左派）號召國民黨右派合作，並送右派首領回廣東，這是三月事變的主觀原因之一。

　　第二、對三月事變完全採取無原則的退讓政策，並實行鄉村聯合戰線的機會主義策略，阻滯廣東的土地革命。

　　第三、北伐開始後，即將獨立的工人運動隸屬於蔣介石所要挾的民族利益之下，實行阻止和削弱罷工運動的方針；同時擴大鄉村聯合戰線的口號，去阻滯湖南高漲的土地革命。

　　第四、在上海工人三次暴動中實行「幫助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工人階級只要政治自由」的孟塞維克策略。

　　第五、對於已經開始反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其代表蔣介石採取卑鄙的屈伏退讓政策。

　　第六、北伐出發，鮑羅庭同陳獨秀完全把廣東交于李濟深，盛行「以甲制乙以乙制甲」的小政客式的上層政策。

　　上面這些機會主義的實際策略，就規定了一九二七年四月間上海和廣東之大失敗。

　　現在再看武漢時期陳獨秀主義之實際政策。這一時期，陳獨秀主義與鮑羅庭主義混合起來，有名的西北學說的理論與實際成為陳獨秀主義之變形發展。他的主要內容是：（一）回避帝國主義離開東南工業中心，接出馮玉祥同到西北去建立革命根據地；（二）停止土地革命，等打到北京後再說；（三）取消所謂工農運動的過火；（四）向小資產階級讓步；（五）承認國民黨的領導權，共產黨在政治上完全處於隸屬地位；（六）完全向汪精衛，唐生智投降，自動的承認退出國民黨和其政府，以換得共同打到南京去（詳見我的党的機會主義史）。

　　中國第一次大革命之斷送于陳獨秀主義及其變形的西北學說之手，難道還不顯明？

　　五 [1]

　　武漢失敗後，陳獨秀進到消沉與動搖時期。這一時期的特徵，他不僅頑固的拒絕承認機會主義的錯誤，而且開始演進到取消主義和合法主義的階段。一九二七年七月底，他向臨時中央局提議：（一）把一切工會農會及政權機關轉交于國民黨左派；（二）我們在左派政權下進行下層群眾日常工作；（三）暫時專做反帝運動，工農運動不要有所動作，以避回大的犧牲和破壞，這就是他的「保全」自己勢力的方法——取消主義合法主義。

　　以為資產階級完全勝利了，革命完全沒有了。現在要緊的只是怎樣回避犧牲保全勢力——這就是陳獨秀主義發展到取消主義的根本精神。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擴大會議時，他提出下列主張：（一）蘇維埃口號現在不宜採用；（二）農民運動應在四不主義（不納稅，不還債等）的限度下進行；（三）中國共產黨不能一黨包辦革命，如譚平山等仍應與之黨外合作。

　　這一取消主義的「溫和」綱領，難道不是中國孟塞維克路線之繼續向前發展？

　　六

　　陳獨秀拒絕出席黨的六次大會，違抗兩年以來共產國際的電召；他只是口口聲聲說，共產國際「犧牲了我和平山」。然則他向那方面走呢？早就看得明白：他非走到反革命的營壘不可。南京政府向蘇聯進攻的冒險事業，就成了他的最後的轉變。他向中央進攻的三封信，不外是「資產階級工黨」的大綱。

　　他對中東路事變的態度根本是站在資產階級國家主義和愛國主義的觀點上，絕對的與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的觀點相反。這不是偶然的。因為他自來就是帶著資產階級國家主義的影響跑到中國共產黨內來，現在仍然不得不帶著這副本來面目跑出中國黨的隊伍之外去。所以他不關心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祖國之被攻，而且只關心于國民黨強盜統治的中國之變為塞爾維亞第二。他們的主要藉口是：「此時中國大多數民眾尚在眼前的具體的民族利益蒙蔽之下，不能懂得擁護蘇聯的口號」。他所謂大多數民眾自然是把工人與資產階級混在一起。經過長期激烈的階級血戰之後的中國工人階級，在陳獨秀看來還是這樣落後，這樣不能瞭解擁護蘇聯口號。這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他在一九二三年認定中國工人「還沉睡在宗法社會裡」「沒有國家的覺悟」，現在經過七年以上的鬥爭，中國工人已有了「國家的覺悟」即在民族利益的蒙蔽之下，拿這個一九二三年他所說的中國工人對照起來已經是大進步了！陳獨秀先生！你不是沒有進步的呵，拿你的進步，與你所想像的中國工人的落後或進步去比較：你是進步得更遠了！中國工人只領導中國革命進到蘇維埃階段，而你卻領導孟塞維克主義進到資產階級工黨：——進到公開反革命！陳獨秀先生，你不必拚命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口號」罷，你自己的「反對誤國政策」就是你們自己的階級口號；改組派同你們一樣的採用此口號：

　　陳獨秀對於革命失敗後的政權性質取了托洛斯基主義的觀點。這完全沒有什麼奇怪。因為他自始至終的立場是資產階級的，一切階級關係都用資產階級做中心來決定。看他怎樣說一九二七年的事變：

　　「這一種轉變時期的特徵便是社會階級關係之轉變，主要的是資產階級得了勝利，在政治上對各階級取得了優勢地位，取得了帝國主義的讓步和幫助，加增了他的階級力量之比重，封建殘餘在這一大轉變時期中受了最後的打擊，失了統治全中國的中央政權形式，失了和資產階級對立的地位，至少在失去對立地位之過程中變成殘餘之殘餘！為自存計，不得不努力資本主義化，就是說不得不下全力爭取城市工商業的經濟勢力，做他們各個區域內的統治基礎。」……這「中國歷史上一大轉變時期」，他所看到的主要的只是「資產階級取得勝利，取得了帝國主義的讓步和幫助」，「封建殘餘受了最後打擊，……變成殘餘勢力之殘餘」。他絕對不會夢想到由這一轉變中國革命進到蘇維埃階段，資產階級投降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階級，無產階級取得了中國之唯一的領導地位。這些小事情，在他是不會夢見的。為什麼呢？因為他的中國革命的圖表素來就是這樣預定的：革命的勝利自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建立資產階級的國家，在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之下，發展資本主義，再來做社會主義革命。

　　所以現在陳獨秀對於中國革命性質問題完全過渡到托洛斯基主義，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中國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是由蔣介石所代表的中國資產階級完成了，封建勢力不存在了，帝國主義讓步了，現在所有的事情只是等待提高生產力發展資本主義以後再來幹社會主義革命；所以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不要了，以後直截了當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這是陳獨秀主義和托洛斯基主義之共同立場。工農民主專政這一口號，自來在陳獨秀腦中就沒有設想過，直到現在依然不能設想。因為他所能設想的，只是既然叫做資產階級民權革命，那末一定是資產階級勝利，建立資產階級政權，那裡會有什麼工農專政這回事。中國資產階級從一九二七年以來已經勝利了，已經「形成了自己為中心領導的統治者，並且已實現了這樣的統治，就是國民黨的南京政府」，再則反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在陳獨秀看來簡直不可瞭解，他至死也不會瞭解，因為這與他素來所設想的相去太遠了。他素來設想的革命主要動力是資產階級，若失了資產階級這革命便沒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然則現在革命動力既然把資產階級除外，而革命任務又要反對資產階級，——這不是社會主義革命是什麼？

　　所以陳獨秀和托洛斯基接著就提出「國民會議」做目前政治任務的中心口號與中國共產黨工農民主獨裁和蘇維埃口號相對抗。陳獨秀自來就不贊成採用蘇維埃口號。托洛斯基咒駡在武漢失敗後，採取此口號是犯了罪惡。不是別的，只是因為它們認為蔣介石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現在所應有的任務只是召集國民會議來做議會行動，合法運動，及「取得一些自由」罷了。這不是新的，仍是發展他一九二七年七月底的取消主義的大綱。

　　在這樣的取消主義之下他們自然要拚命否認中國革命高潮，用反對「盲動主義」來做阻止與破壞高潮的藉口。陳獨秀曲解列寧兩個波濤間的話來掩飾自己的取消主義，其實他在武漢失敗時就宣言革命在很近的將來很難再起。從他看來中國的事變似乎已經證實了他與彭述之的革命階段論：現在是南京政府穩定發展資本主義的時期——長的歷史時期現在所有軍閥戰爭不過是資產階級發展的過程。托洛斯基在一九二八年就預言蔣介石制度的穩定。國民會議的口號就是建立在他所估量的中國革命低潮上面。

　　陳獨秀把自己裝做是革命勢力「保全者」極力咒駡八七以來共產國際與中共新的政策如何犧牲了幹部如何喪失了革命勢力，那麼我們首先看他在武漢政變時用什麼政策「保全」革命勢力；他同鮑羅庭規定投降的政策來「保全」革命勢力——自動退出國民黨與國民政府，把一切革命領導權政權工農組織交給國民黨左派，用「適合工商業利益的政綱」同汪唐共同打到南京去。上帝呵！假若此時沒有共產國際堅決的出來打碎你們這一「保全」革命勢力的投降政策，還有今日布爾塞維克化的中國黨嗎？還能取得中國革命中無產階級之唯一的領導地位麼？你們自命為革命勢力的「保全」者和反對盲動主義的英雄，實際你們只是可恥的投降者，頑固的叛徒。再看你們七月會議的大綱十一月的大綱（一九二七）以至中東事變後的大綱，難道你們革命勢力的「保全」者之假面具還不顯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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