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陳獨秀主義|蔡和森

論陳獨秀主義(1)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日）

　　一

　　陳獨秀主義是什麼？是中國革命運動和工人運動中之機會主義和孟塞維克路線之典型的代表。所有從中國近時革命運動中發生出來的各種機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自戴季陶主義，彭述之主義，譚平山主義，以至鮑羅庭主義，都可以且應該歸納在這一中國孟塞維克的總路線之中——即陳獨秀主義之中。

　　陳獨秀從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左翼，而且帶著民族資產階級的理想跑到中國共產黨裡面來影響中國工人運動，原來是很明顯的。他是歐戰後中國資產階級文化革命運動的主唱者，美國式的「科學」和「民主主義」（《新青年》雜誌的兩個主要口號）的宣傳者；哲學上，他是從美國杜威博士的實驗主義進到法國啟蒙時代的機械唯物論。這恰好是當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從歐洲大戰時期中發展起來的思想的和政治的表演。這一時髦的表演，在「五四」時期確是起了不少的革命作用。

　　憑靠在民族資產階級和學生群眾的「五四」反日運動，漸漸的軟弱下來，而由此運動所引起的北方工人運動（主要是京漢路工和唐山礦工）和上海以及廣東的罷工鬥爭繼續不斷的表現出新的社會階級帶著偉大的革命力量跑出舞臺。於是陳獨秀首先起來對民族資產階級和學生群眾說：「工人的力量比我們大些」。此時正當他們對於「五四」運動的前途發生悲觀，對於「五四」以後的發展方向發生彷徨，他們的先進分子正想「從下等社會」中找出自己的力量的來源和憑靠，這就不得不使他們看中了時髦的工人運動。因此陳獨秀同著他所影響的急進的智識分子就開始與胡適之派（《新青年》雜誌中的左翼）分化，改變自己的方向：由資本主義的美國方向改變到社會主義的俄國方向；由凡爾賽會議和華盛頓會議改向遠東民族會議（一九二二年在第三國際旗幟之下召集的）。由此，陳獨秀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發起者和組織者之一。

　　二

　　陳獨秀主義不是忽然一下形成的，他的發展經過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大約可分為四個時期：一九二三年黨的三次大會之前後建立了他的孟塞維克的路線之一般的理論基礎；一九二六年三月事變前後以至武漢時期建立了他的機會主義的實際策略；武漢失敗至六次大會時，是他的動搖和消沉時期，一九二九年中東路事變後，進到公開的反對共產國際和中共的總路線，由取消主義進到「資產階級工黨」之叛逆的社會民主黨地位。

　　三

　　首先看他在黨的三次大會時期所形成的孟塞維克路線之理論的基礎。這一時期有他最典型的兩篇文章：《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和《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這兩篇文章最能代表他的一般理論的立場和傾向。

　　假若在一九一九——一九二二年陳獨秀看重過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那末，到一九二三年京漢路罷工失敗後，他就跑到孟塞維克的根本立場——不相信工人階級的勢力。他說：「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固然是主要分子——然亦只是主要分子而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概括來說，是因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產業還未發展，連資產階級都很幼稚，工人階級在客觀上更是幼稚了。詳細說來，產業幼稚的中國，工人階級不但在數量上幼稚，而且在質量上也很幼稚。此時中國工人階級的理想界分為三願：（一）大多數還沉睡在宗法社會裡，家族，親屬，地方觀念還非常之重……有許多目前雖是近代產業工人，而他過去未來的生活並未能與獨立生產者（小手藝，小商人，小農等）的環境絕緣，不感政治的需要，並不脫神權，帝王之迷信……工人階級的思想尤是宗法社會的而非國家的……。第二，只少數有了國家的覺悟，有了政治的要求，……只在最進步的海員及鐵路工人罷工中才表現出來……。第三，真有階級覺悟並且感覺有組織自己階級政黨的工人更是少數中的極少數，因此，我們可以知道：中國最大多數的工人還沒有自己的階級政治鬥爭之需要與可能，而且連一般的政治鬥爭之需要，都不曾感覺的工人，也並不是少數。」（《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

　　固然中國工人階級不是沒有缺點的，可是陳獨秀經常的樂於從缺點方面來看中國工人階級。他在三次大會的演說中，簡直把中國工人階級咒駡得不成東西。什麼「宗法思想」呵！「不脫神權帝王迷信」呵！沒有「國家覺悟」呵！他舉了許許多多的瑣細事實來形容中國工人階級之「窮極醜陋」而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上面所引的文章，是在大會開幕後寫的，語句口氣已經比在大會爭論時客氣萬倍了。他在大會中從中國工人階級的落後，神權帝王迷信及沒有國家覺悟的立場發出來的分析中國革命的動力，拚命的肯定中國工人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之後，他就很驕傲的誇大民族資產階級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動力。他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會階級固然一體幼稚，然而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國民運動若輕視了資產階級是一個很大的錯誤觀念」（同上文）。又說：「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狀況既然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在這革命若失了資產階級的援助，在革命事業中便沒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基礎（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此文是大會前二星期寫的）。」他在大會的答辯中，熱烈地辯護民族資產階級是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主人。

　　他對於農民怎樣呢？大會中的左翼曾提出工人階級與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動力的理論與他對抗，這在他看來簡直不值一笑，因為中國農民更是宗法觀念，反動思想，神權帝王迷信，散漫不集中的「四不象」。大會閉會後，在他的論文中很客氣的這樣說：「農民占中國人口之大多數，自然是國民革命之偉大勢力，中國之國民革命若不得農民之加入，終不能成功一個大的民眾革命。但是，農民居住散漫，勢力不易集中，文化低下，生活欲望簡單，易於趨向保守，中國土地廣大易於遷徙，畏難苟安，這三種環境是造成農民難以加入革命運動的原因」。

　　在他的革命勢力的計算中始終沒有農民，因為他看定了三個原因，農民難於加入革命。試看他所計劃的民族革命聯合戰線：「中國的經濟狀況，軍閥階級已與資產階級顯然分開，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分化尚未到截然分離的程度，所以革命的資產階級應當與革命的無產階級妥協，打倒共同的敵對的軍閥階級……中國國民黨目前的使命及進行的正軌應當是：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行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在一切時候，陳獨秀是把農民放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線之外，並自始至終瞭解這聯合戰線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聯合，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階級合作和階級妥協，在這革命聯合戰線中資產階級是居領導地位，而無產階級是附屬的。

　　陳獨秀怎樣決定中國革命的性質和任務呢？他說：「半殖民地的經濟權大部分操諸外人之手，政治權形式上大部分尚操諸本國貴族軍閥之手，全國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都在外國帝國主義者及本國貴族軍閥壓迫之下，有產無產兩階級共同起來，對外謀經濟的獨立，對內謀政治的自由，這是半殖民地國民革命的特有性質」。

　　固然在黨的六次大會以前，對於中國革命性質和任務全黨都沒有明確的觀念，然而如象陳獨秀始終不認識土地革命為中國革命之主要內容，始終不認識而且不願認識工農民主獨裁制，這對於他完全不是偶然的。他說：「在普通形式之下，國民革命的勝利自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國民革命成功後，普通形式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但彼時如有特殊的環境，也許有新的變化……但是這種未來的機會我們沒有預算的可能，也並沒有預計的必要，現在只有一心不亂的幹國民革命」（同文）。

　　那末，工人階級為什麼目的要加入這革命呢？他說：「殖民地半殖民地國民革命的意義就是對外要求民族之經濟的政治的獨立，對內則要求一般國民在政治上之自由。這種一般國民之政治自由，如集會結社罷工等之自由，正是中國工人階級目前至急的需要」（同文）。工人階級參加革命的目的就僅僅在這裡——不是為得爭取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之領導權，不是為得工農民權獨裁制的勝利，更不在爭得革命之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前途。這種轉變的觀念在他是完全沒有的。他同俄國的少數派一樣，把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截然劃分為兩個不相連續的階段，即現在既然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工人階級只有幫助資產階級取得政權；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和資本主義發展以後，再來實行社會主義革命。他對於農民運動也就是從這樣的立場出發，他說：「所以中國農民運動，必須國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後國內產業勃興，然後普遍的農業資本化，然後農業的無產階級發達集中起來，然後農村間才有真的共產的社會革命之需要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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