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蔡和森

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

　　自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高潮推動中國革命進到土地革命和蘇維埃的階段，民族資產階級公開背叛革命，與帝國主義地主階級結成反革命聯合戰線，以反對工農的革命勢力：這一巨大的變動，顯然是革命動力和革命階段的變動。

　　中國革命性質問題是一個舊問題同時又是一個新問題。因為這一問題還是在中國共產黨生長以前擺在我們的前面，但在理論上從未獲得正確的解決，所以這一問題是舊的；同時在最近三年偉大的革命時期中，革命進展的速度有如此之快，使革命動力和革命階段起了上述之巨大的變動，所以在這樣歷史的事變之後提出這一問題，人們自然要感覺是新的。

　　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呢，還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或已轉變到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這一根本問題將決定今後革命之一切戰術與策略：

　　資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

　　過去三世紀歐洲資本主義先進國的革命運動（如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及十九世紀歐洲各國的革命運動）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模型。資產階級革命的特性：（一）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資產階級的國家和資本主義的社會；（二）資產階級是革命的領導階級；（三）無產階級還未形成為獨立的政治勢力。這類資產階級革命都是在資本主義進到帝國主義的前期。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資本主義經過長期的和平發展，工業資本與財政資本完全混合，達到他的最後階段——即帝國主義階段。從這個時期起，「民主共和」的口號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已沒有重大意義，因為這些國家都已成為資產階級的專政（表面上或民主共和或君主立憲）；同時無產階級在數量上與質量上隨著資本主義而有偉大的發展和集中，成為偉大的組織的獨立的政治勢力。所以擺在先進國無產階級前面的歷史任務已不是推翻封建制度的民主革命，而是直接推翻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

　　然而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平衡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在資本主義落後國——農奴或半農奴制的封建專制國家仍然是必不可避免的歷史任務。可是這一任務已經不是資產階級所能完成。縱然這些地方的資產階級需要推翻封建制度，掃除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然而因為財政資本與工業資本的混合，資產階級已與地主階級發生密切的經濟關係，所以這些國度的資產階級之革命性是很不徹底的半途而廢的；他不僅不能做革命的領導階級，反之只有無產階級聯合占人口優勢的民權主義的及資產階級性的農民反對這種不徹底的動搖妥協以至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才能使民主革命達到徹底的勝利。所以資本後進國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與前世紀資本先進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在歷史的任務上是一致的，而在革命的動力和革命的效果是不同的，第一、這一革命的領導者不是資產階級而是無產階級；第二、農民在這一革命中占重要地位，超過於以前任何資產階級革命中所占的地位；第三、這一革命的徹底勝利只有在工農聯合而反對不徹底的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的條件之下才能完成；第四、因此，這一革命的徹底勝利不是資產階級的勝利而是無產階級與農民的勝利，即不是資產階級專政而是工農民權主義獨裁制；第五、這一革命的徹底勝利不僅是徹底肅清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切障礙（封建制度農奴制度等）而必然要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前途。這一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歷史模型，就是俄國一九〇五到一九一七年的革命。

　　資產階級民權革命與社會革命

　　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權革命的區別是很顯明的，因為無產階級社會革命是根本推翻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他的政權性質是無產階級專政，而不是與農民平分政權。在資本主義後進國，無產階級不能超過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的道路，去達到社會主義革命，不能把民權革命看為是資產階級的事而把這一最低度黨綱（爭民主共和）從最高度黨綱（爭社會主義）排除出去。無產階級只有堅決的與農民聯合引導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到底，在民權革命完全勝利的條件之下，才能開始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民權革命的完全勝利，不外就是工農民主獨裁制。列寧說：「無產階級與農民革命民主的狄克推多無條件的僅僅是社會主義者過渡的暫時的任務，但在民權革命的階段中不認識此任務，簡直是反動。」

　　資產階級民權革命與社會革命的關聯，是俄國革命中主要的爭論問題。最初是民粹派與馬克斯派的爭論：民粹派整個的理論是否認資本主義，否認產業工人階級的地位，否認資產階級民權革命與政治自由；他們認農奴制度的殘餘——農村公社為俄國可以立即實行社會主義的基礎，他們認反封建制度和農奴制的農民運動，直接是社會主義革命運動。農民運動，在馬克思派看來，不是社會主義的運動，而是民權主義的運動；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也如其他各國一樣，沒有超過的例外；同時也不能超過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民粹派這種反動的理論，客觀上是回避土地革命和民權革命，而欲維持俄國於舊有的土地制度和封建秩序之上的。

　　此後多數派與經濟派，以至少數派的爭論也是以這個問題為中心。經濟派企圖把俄國無產階級限制於經濟鬥爭的狹隘範圍，把政治鬥爭事業完全奉送給自由主義的大資產階級。少數派雖然承認參加政治鬥爭之必要，可是認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為民權革命的主人，忽視農民的地位，忽視無產階級的領導。因此在俄國革命中，完全形成兩個不同的戰術和策略的路線：多數派的路線是：

　　「無產階級應當引導民權革命到底，使農民群眾加入自己方面來，一面用力打破專制政府的抵抗，一面使不堅決的資產階級瘋癱化。無產階級應當完成社會革命，使人口中一切半無產階級成分加入自己方面來，一面用力摧毀資產階級的抵抗，一面使不堅決的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瘋癱化」。（見列寧：《兩個策略》）

　　少數派的路線完全是與自由主義大資產階級聯盟，把無產階級當做大資產階級的尾巴，以為無產階級在這一革命中的目的不過是政治的自由。少數派以為民權革命的主人是大資產階級，以為民權革命的勝利是資產階級的勝利，所以他們反對工農民權獨裁制，反對無產階級政黨參加這一革命政府。

　　孟塞維克主義把資產階級民權革命與無產階級社會革命截然劃分為兩個不相聯繫的階段，以為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勝利之後，必須在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之下經過一長期的資本主義發展，等到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成熟時再舉行社會革命。所以孟塞維克主義絕對不「夢想」從民權革命轉變到社會革命。

　　布爾塞維克就不同，列寧在一九〇五年就肯定的說：「鄉村無產階級與農民資產階級（富農）間的階級抵抗是必不可免的，我們預先就要暴露他，說明他，並準備他的爭鬥的基礎。……沒收土地給誰呢？我們不抹煞此問題，不發平均分配或『社會主義』等誓約，我們但說：我們還要爭鬥，從新爭鬥，同著那些同盟者到新的戰場上去爭鬥：在那裡，我們將無條件的同著鄉村無產階級和一切工人階級去反對農民資產階級。實際上，在徭役或農奴式的大財產佔優勢的地方，在大的社會主義生產和國有的物質條件還沒具有的地方，可以把土地移交于農民小私有階級，在民權革命完全勝利，和大資本歸工人社會有的條件下，那時候我們就要開始轉變——在我們無產階級的自覺力和組織力的限度內——開始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我們是要不斷革命。我們不會停在半路上。……我們用全力幫助全體農民幹民權革命，使我們無產階級政黨容易盡可能的迅速走到新而高的任務——社會主義革命。……」（見列寧：《社會民主黨對於農民運動的態度》）

　　「……人們知道除了經過民權主義，經過政治自由，沒有向社會主義的其他道路。所以要努力完全徹底實現民權主義以達到最終目的——社會主義。民權主義的爭鬥與社會主義的爭鬥難道是同一的條件嗎？所以工人在這種與那種的鬥爭中將不停的有各種不同的聯盟者。在民權主義的爭鬥，工人將同著一部分的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在社會主義的爭鬥，工人將反對一切資產階級。同豪紳地主爭鬥，可以而且應當同著全體農民，中農以至於富農。同資產階級以及富農爭鬥，那就只能希望與鄉村無產階級共同行動。」（見列寧：《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聯合全體農民反對地主階級和封建專制。聯合鄉村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反對一切資產階級——農民資產階級在內。」這是布爾塞維克在俄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總路線。十月革命的成功，完全證明這一路線之正確。

　　中國革命是不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

　　中國的國際地位是與俄國完全不同的。然而中國革命，按照他客觀的意義，無條件的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因為國際地位的不同，這一革命的根本任務不僅是反對地主階級，消滅一切封建殘餘，而且是反對國際帝國主義，形成為世界革命之一助力並且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這些客觀任務無非是要求在帝國主義和半封建半農奴制的壓迫之下解放出資產階級的中國，而掃除其一切發展的障礙。

　　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占中國人口的最大多數。農民處於帝國主義和半封建半農奴制（佃田制）的剝削壓迫之下，處於不可支持的農業恐慌和普遍的貧窮化之下。封建殘餘，在全中國還占很重要的地位。農民普遍的革命要求，如抗租抗稅，土地農有，反對豪紳地主，反對軍閥，反對帝國主義，要求農民政權，農民武裝，統一賦稅，統一中國，凡此等等都是徹底的民權主義的要求。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換過說也就是資產階級性的農民革命。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自然比俄國更加重要。聯共反對派以為中國資本主義受共管海關的壓迫，在城市中不能發展因而轉向鄉村發展，中國農村業已資本主義化，封建殘餘已不占重要地位，所以現在中國土地革命已超過資產階級民權革命性質。這完全是一種無根據的分析之錯誤結論。

　　中國是半殖民地，中國革命將成為殖民地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模型。越往東方，資產階級越卑鄙，他由革命跑到反革命的速度也越快。在民族資產階級公開叛變之後，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無疑的只有在聯合農民反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條件之下才能徹底勝利。然而這不是說前一時期——反帝國主義的全國聯合戰線時期——聯合一部分資產階級的策略是錯誤的。因為那時民族資產階級還有革命作用，還是拿著武器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與他暫時的共同爭鬥是必要的。托羅斯基派，機械的利用俄國革命經驗，以為中國機會主義的錯誤由於與資產階級合作的策略。實際是不對的，他們忘記中國國際地位與俄國之不同，忘記前一時期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也與俄國的有不同——無論後來怎樣叛變和反革命。

　　我們在中國革命中所犯的錯誤，首先在對於中國革命性質之不正確的觀點：（一）認「資產階級力量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在這革命若失了資產階級的援助在革命事業中便沒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認「國民革命的勝利自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國民革命成功後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二）認「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幼稚的無產階級目前只有在此勝利之奮鬥中才有獲得若干自由及擴大自己能力之機會，所以和革命的資產階級合作」；（三）忽視農民，偏向于「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四）以為「中國農民運動必須國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後國內產業勃興，然後普遍的農業資本化，然後農業的無產階級發達集中起來，然後農村間才有真正的共產的社會革命之需要與可能」。這些認識，顯然是對於革命動力的估量不正確，忽視無產階級的領導，忽視農民的重要，而偏向於與資產階級聯盟，根本不知道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是工農民權獨裁，而認革命勝利一定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根本沒有革命轉變的觀念，以為國民革命成功後，要經過一長期的資本主義發展才有社會革命之需要與可能，——總括一句，這是「二次革命論」，中國原始的孟塞維克傾向。

　　「二次革命論」之後，又發現「一次革命論」：以為從民權主義到社會主義就是「一次革命」直達社會主義，以為「中國現時的革命既是資產階級的又不是資產階級的，既不是社會主義的又的確是社會主義的，這一次革命的勝利終竟是社會主義的」。這「一次革命論」不僅混淆中國革命的性質，要有落到托羅斯基不斷革命論的錯誤，不僅混淆無產階級政黨最低度黨綱（工農民權獨裁的）與最高度黨綱（無產階級專政的）的任務，而且要使從民權革命到社會革命的「轉變」成為沒有意義，必致使無產階級政黨忽視此轉變的條件與準備，所以「一次革命論」也是不正確的。

　　資產階級叛變後革命性質沒有變化嗎？

　　民族資產階級叛變後，中國革命有什麼特殊現象呢？有：

　　（一）土地革命深入；

　　（二）開始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政權；

　　（三）工農革命聯盟對抗帝國主義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反革命聯盟。

　　以上現象是證明革命階段的深入和革命動力的轉變，而不是革命任務和性質的轉變。只有革命任務改變了，革命性質才會改變。革命的客觀任務——如打倒帝國主義消滅地主階級的兩個主要任務：現在不僅沒有完成和消失，反而因民族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帝國主義妥協，而愈益加重了這些客觀任務的需要與意義。縱然在資產階級叛變後，於上述兩大主要的客觀任務外，還要加上更堅決的反對領導反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這一新任務。然這一新任務的意義，並不是因為民族資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的代表而應反對，乃因民族資產階級變成為帝國主義的工具地主階級的同盟，出賣革命變成為反對民權革命的反革命之領導者而應反對的。所以這一新任務並沒有超出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性質，並不會毀滅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客觀上反而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起點。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不一定就是社會革命，二十世紀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就只有反對資產階級才能進行才能勝利。這本是列寧主義關於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原則，並不是中國革命的創例。

　　土地革命不是社會革命嗎？土地革命在前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中也曾實行過。土地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中樞，他的性質徹頭徹尾是民權主義的而不是社會主義的：

　　「在馬克思派，農民運動不是社會主義的，而是民權主義的運動。他在俄國也如在其他各國一樣，按照他的社會經濟的內容，他必然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之伴行的衛星。他並不是反對資產階級的基本制度，反對商業經濟，反對資本。他所反對的是農奴制的殘餘，鄉村中資本主義前期的關係，以及反對為一切農奴制殘餘之主要抵柱的地主的壟斷土地。所以農民運動的完全勝利不是廢除資本主義，反之，但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更廣大的基礎，純全加速資本主義的發展。農民暴動的完全勝利只能創造資產階級民主共和的牆基，在這牆基下就完全顯然的要發展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

　　「……按照他的客觀意義，農民暴動的完全勝利有什麼意義呢？這個勝利是徹底消滅一切農奴制的殘餘，但完全不是消滅資產階級的經濟，不是消滅資本主義，不是消滅劃分階級——富人與貧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社會。何以近時農民運動是資產階級民權運動？因為他消滅豪紳地主政權，創造民權制度的社會，這民權社會並沒廢除資產階級的基礎，沒有消滅資本的統治。然則自覺的工人，社會主義者對近時農民運動應當怎樣呢？應當維持此運動，以最好的努力幫助農民，徹底幫助他們推翻整個的豪紳地主的政權。但同時應當向農民解釋推翻豪紳地主的政權還不夠。推翻這政權，應當同時準備消滅資本的政權，資產階級的政權，為要做到這個，便應立即宣傳社會主義的完全，換過說，宣傳馬克思聯合起來團結起來的教訓，組織鄉村無產階級來與農民的資產階級及全俄的資產階級爭鬥……」（以上見列寧論《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可見中國農民的土地革命是徹底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而不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只有當土地革命深入，民族資產階級和國民黨要背叛此徹底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時便高叫土地革命是社會革命，無恥的宣傳「中國共產黨實行社會革命來破壞國民革命」！只有豪紳地主反對此徹底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時，便把農民一切革命行動，如打破宗法的禮教風俗，女子剪髮放足等事都叫成為「社會革命」！

　　然則工農兵蘇維埃政府不是社會革命的政權形式麼？蘇維埃是社會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形式，也可以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工農民權獨裁制的政權形式。蘇維埃政權的真意義是什麼？對於工農群眾本身是徹底的民權主義，工農群眾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真正自動手來管理國家政治，是真正平民的徹底的民權主義，是民權主義的最高形式。工農蘇維埃政權對地主資產階級一切敵人，不客氣的是所謂「暴民專制」，革命獨裁，消滅地主豪紳資產階級一切復辟和反革命的可能，剝奪其一切權利與自由，保障革命的徹底勝利。所以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勝利不外就是工農民權獨裁，不外就是工農蘇維埃政權。工農平民的民權共和國，就是工農蘇維埃共和國！在民權革命的階段，蘇維埃是保證民權革命徹底勝利而容易轉變到社會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的最好的方法，但決不因為採用這一徹底民權的政權形式，便改變了民權革命本身的性質。

　　所以民族資產階級國民黨反革命後，中國革命的動力和革命的階段雖有顯明的變化，但是革命的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

　　社會主義的前途及其轉變的條件

　　因為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社會主義革命在國際範圍內有三個主要的方向：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如英美德法等帝國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有最高度的發展，所謂民權革命都已過去，無產階級的歷史任務只是直接實行社會革命，便能迅速的完成社會主義的建設而幫助其他經濟落後國；在資本主義後進國如以前的俄國或現在的日本，這些國家資本主義有相當程度的發展，足夠單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從民權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速度是很快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如中國與印度，農民占最重要的地位，還有嚴重的封建殘餘，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低，不夠獨立的建設社會主義，必須社會主義先進國的幫助，所以這些地方從民權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不能機械的想像如俄國一樣，同時也不能象機會主義的觀點，這個中間隔了一個萬里長城。

　　中國革命是處在世界無產階級社會革命時期，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已有十年之久，世界資本主義不停的向前崩潰；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背叛國民革命，客觀上更有利於中國革命之社會主義的前途，因為在此革命中，革命的動力已經只有無產階級和農民，而無產階級的領導權，由於資產階級的叛逆更確定的建立起來，這就更見開闢了中國革命將來發展的前途——即社會主義的前途。

　　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不僅有轉變到社會主義前途之歷史的可能，而且有歷史的必要。將來民權革命徹底勝利時，驅逐帝國主義，沒收其一切企業與銀行，必致與帝國主義作更殘酷的鬥爭，將不僅有武力的干涉而且有經濟的封鎖。在此情形之下，勾結帝國主義與革命作敵的各派資產階級對於工農民權獨裁的蘇維埃政府，至少也會採取經濟怠工的方法，那時候勢必使工農蘇維埃政府不得不由沒收外國一切大企業進而沒收本國資本家一切大企業，去組織指揮全國的經濟生活。另方面從農業來說，中國農業生產力是很低弱的，當土地革命徹底勝利，可以從此開始向資本主義發展時，必然就要遇到一個極大的障礙，這障礙也就是上面所指的帝國主義，豪紳地主，資產階級之聯合的干涉，或企圖用新的剝削方法，來壓制剛從半農奴制企圖解放發展的小農經濟，使之處於不利地位（如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到那時候，一定迫使最大多數的農民（自然富農除外）提出這樣的問題：怎樣才能更加集中力量去戰勝中國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障礙呢？彼時所能得到的答覆一定是趕快準備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即消滅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代以有組織的在國有城市大工業統率之下的農村集體經濟。到了這樣轉變的時候，就已經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起點，而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初步了。

　　所以中國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到底，就必不可免的要開始社會主義的轉變。工農民權獨裁的蘇維埃政權，便要成為這一轉變的起重機，也就是這一轉變的基本條件。至於這一轉變要到甚麼時候才能完成，這一轉變將要採取怎樣的速度，這些問題只有將來的爭鬥和階級力量的對比才能決定，換過說即只有城市無產階級的和鄉村無產階級以及半無產階級的自覺力、團結力與組織力才能決定。

　　這裡還有一問題：是不是有和平轉變的可能？在純粹理論方面，當然不排除這一問題的提出，可是在實際方面決不應預先存此和平轉變的幻想。在將來不僅因為有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殘酷抵抗的遠景擺在我們前面，而且因為中國的富農（鄉村資產階級）之反革命的可能性（他一身兼具資本，田租，高利貸三種剝削資格）是不可輕視的。在有利於全體農民的民權革命階段中，富農多少還可參加鬥爭，或保持中立；但到革命徹底深入而要開始轉變的時候，這一鄉村資產階級說不定將成為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之破壞革命的劇烈工具。只有經常的保持與發展鄉村無產階級（雇工）及貧農在農民運動中的領導權，只有不停的提高與發展鄉村半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與獨立的組織，最後，只有無產階級能鞏固在整個民權革命及工農蘇維埃政權中的領導地位，只有在這些條件之下，才能保證將來革命轉變的順利與勝利。一九一八年，蘇俄勝利的無產階級很容易的鎮壓富農反革命的暴動，驅逐代表鄉村資產階級的左翼社會革命党於蘇維埃政權之外，就是這種革命順利的轉變之模範。為什麼有這樣順利的轉變呢？因為無產階級在蘇維埃政府中，在軍隊中，在城市與鄉村的一切組織勢力中，都保持絕對的優勢和領導地位，平素就監視這種暫時的爭鬥同盟者如敵人，所以不難在反動開始的時候就解決了他們。

　　資產階級曲解中國革命的企圖

　　孫中山用三民主義口號來引誘勞動群眾參加革命，他仿效俄國民粹派的把戲，利用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幻想來遮蓋其資產階級資本主義之本性。他所代表的要求，分明是資本主義的發展，他卻要裝做害怕資本主義，其實他所害怕的只是隨著革命而必然發展的階級鬥爭，和將來的社會主義革命。他怎樣「預防」此社會革命呢？於是他大言不慚的宣佈他「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資本主義社會政策，就是社會主義，他的國民黨式的革命就是社會革命。他要中國革命在他的掌握中一次革完，他要騙取勞動群眾相信他有包辦國民革命和社會革命的魔力。這種曲解中國革命性質的騙術，在革命運動還未深入，階級分化還不顯明的時期是可以蒙蔽一般勞苦群眾的。

　　五卅後革命高潮發展到極度時，胡漢民在莫斯科表示要求國民黨加入第三國際，表示不滿於國民黨之小資產階級立場而要求為國民黨建立社會主義的政綱，尤其在他回國時，特別「努力」於反對考茨基。可是這些無恥的「口頭左派」——（胡漢民蔣介石汪精衛等都是）到資產階級民權革命深入到土地革命階段時，他們反革命的策略便是：宣佈CP企圖社會革命破壞國民革命。在分共時期，他們確是利用這一反革命的宣傳政策成就了他們萬惡的反革命事業。

　　民族資產階級投降帝國主義地主階級不到一年，他的反革命真相完全暴露，他對於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完全破產，於是民族資產階級所謂「左派」學者政客，曾經叛逆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上層領袖，以及共產黨的叛徒陳公博譚平山施存統等他們或用什麼國民黨左派名義，或用什麼中華革命黨或第三党名義出來反對「共產黨的超時代的政策」，反對農民暴動，反對工農蘇維埃政權，抬出反革命化的三民主義國民黨臭招牌來塗飾他們自以為己有的「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非資本主義前途」的金坳，他們續演孫中山的騙術，或是否認資產階級的存在，或是曲解什麼民生主義即是非資本主義，或是把中國革命分成為民主革命社會革命兩個階段，而由這階段到那階段的道路，就是節制資本平均地權以及提倡國家資本，獎勵私人社會資本的道路！由此他們的共同結論是：中國革命與西方不同，所以馬克思與孫中山的革命方法不同，一主階級鬥爭一主階級調和，但目的是相同的，因為都是要達到非資本主義前途；然而第三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用馬克思的方法——階級鬥爭以至武裝暴動建立工農蘇維埃政權——來破壞中國國民革命，所以國民革命一定只有在國民黨領導之下反對這超越時代的第三國際中國共產黨才能完成……。

　　這些資產階級的叛徒，學者，政客對於中國革命的曲解，他們目的與作用不僅在遮蓋民族資產階級及國民黨各派的反革命，主要是在民族資產階級要徹底叛逆中國國民革命，利用這些曲解來貫徹其破壞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到底。中國徹底革命的代表者——中國共產黨人絲毫也不忽視這些曲解的反革命作用，應在全國群眾之前揭破這反革命和假革命的鬼臉。

　　這裡有兩個完全不同的圖表擺在群眾前面：徹底代表中國革命利益的無產階級共產黨，認為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徹底勝利就是以蘇維埃為政權形式的工農民權獨裁制的徹底勝利，這徹底勝利只有無產階級領導及聯合農民更堅決的反對反革命的組織者民族資產階級，準備全國的武裝暴動推翻豪紳資產階級國民黨和帝國的統治才能完成。徹底反革命的各派民族資產階級以為中國革命運動的徹底消滅只有聯合帝國主義豪紳地主更堅決的鎮壓工農革命勢力反對第三國際與中國無產階級共產黨而成功資產階級領導的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獨裁制。自覺的工人農民，你們看誰是徹底革命的主張，誰是徹底反革命的主張？

　　施存統等自以為「民權革命」是他們對於中國革命性質的新發明，他們因此號召「一切民主勢力集中」于城市小資產階級店東廠主資本家之下，與同他們蔣總司令對峙的桂系封建勢力來拚命，他們更裝做很革命的腔調說：現在反動的封建勢力統治一切，必須一切民主勢力集中起來結成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打破現在的反動統治才能完成民主革命。

　　你們這些叛徒，你們是主張民權革命的麼？民權革命進到深入的階段——土地革命——你們就叛變了！你們是主張民權革命的麼？共產黨一提出徹底的民權革命的口號——武裝暴動沒收地主階級土地，工農蘇維埃民權獨裁制——你們就大嚷：「共產黨實行超時代的政策」，「共產黨企圖社會革命，破壞國民革命」！你們是贊成民權革命的麼？民權革命進到這樣深入階段，階級分化這樣的尖銳，很顯然的一切革命的鬥爭，就是階級鬥爭；可是你們不是否認階級鬥爭，便是否認中國沒有資產階級，用不著階級鬥爭來「削弱」民主勢力的集中！你們贊成民權革命麼？中國民權革命只有在中國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及國際無產階級幫助之下，聯合農民反對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才能進行；你們完全相反，你們是要為已經叛變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維持假革命的招牌，欺騙民主革命勢力，「集中」於你們資產階級旗幟之下，聯合帝國主義與地主階級來消滅中國民權革命！誰反對農民暴動沒收地主土地？誰反對工農蘇維埃政權，誰隱蔽民族資產階級在反革命中的主要作用而單止揭出封建勢力的反動來做號召，誰便是真正反民權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的走狗。沒有民族資產階級國民黨的叛變，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哪能有今日這樣的猖獗？沒有你們這些無恥的學者，政客，變節者的出賣革命，曲解革命以回護民族資產階級的反革命作用，地主豪紳資產階級及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哪能向前進行到今日？

　　你們這些無恥的革命的賣淫婦，當民權革命發達到最高點（土地革命）的時候，你們發抖，你們動搖，你們叛變，當革命因為你們的叛變而暫時失敗的時候，你們又高談「民權革命」，「民主共和」，「自由」，「民權」，「反封建勢力」，「一切民主勢力集中起來」，「工農小資聯盟」，「非資本前途」……。你們要用這些高調和空談，一面遮蓋你們過去反叛革命的罪惡，同時替反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維持革命的假招牌，使不自覺的群眾認你們的主人和你們自己還是「民主革命的」，企圖從精神上來麻痹中國革命動力。可是你們這種企圖終於逃不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燈塔，這一燈塔首先就要暴露你們反民權革命的真面目！

　　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勞苦群眾之前，高聲的肯定中國革命有社會主義的前途，他的最高任務就是爭得此前途之盡可能的迅速的實現；同時他堅決的反對誤解或曲解中國革命現在階段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性質，他始終一致的認定完成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為中國無產階級政黨之至低限度的黨綱，誰要拋棄或超過此至低限度黨綱的任務，誰便是反革命。

　　中國共產黨明顯的告訴全國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中國無產階級必須聯合農民反對反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領導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到底，成功工農蘇維埃民權獨裁制；以這工農蘇維埃政權為出發點，聯合鄉村無產階級和人口中一切半無產階級的成分反對不徹底的富農，使革命迅速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前途。

　　中國共產黨明白告訴全國革命分子，只有在工農聯合反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條件下，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的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才能徹底勝利；在此勝利下的平民式的民主共和國，就是工農蘇維埃共和國；一切民權革命的鬥爭，就是尖銳的階級鬥爭，現在所謂「一切民主勢力集中」主要的除了「工農聯合」外，簡直沒有意義。一切真正的革命分子決不要誤聽革命叛徒施存統等的誘惑，以為還可與反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或其接近的羽翼聯合。

　　中國共產黨不怕第三党譚平山等譏笑他是「孤立」是「單獨革命」，中國無產階級政黨有三萬萬以上的農民革命的同盟軍，有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後援。譚平山這些害怕孤單的賣淫婦只有到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中去找她們的姘夫。有鞏固的工農革命的聯盟存在，終於要打碎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反革命事業，即徹底成功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

　　由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叛變，客觀上更創造了有利於無產階級領導權和社會主義前途之可能，但中國共產黨決不誇張他的領導權之建立，而絲毫忽略揭破民族資產階級種種欺騙民眾的假革命的企圖或民族改良主義的企圖，與這種企圖作長期的艱苦的奮鬥，是中國共產黨人一秒不忘的任務。

　　因為民族資產階級的叛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統治的猖獗，千百萬群眾處於極端的黑暗的白色恐怖之下，使完成民權革命的要求在客觀上愈加緊迫。但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決不如那些動搖叛變過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一樣，只是於革命失敗後空談或幻想「自由呵」「民權呵」「共和呵」……以表示自己還是「民主革命派」，如施存統譚平山這輩人，恰好只能證明他們是無常的變節者。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家，在革命暫時失敗後，只有愈益堅決的深入到確定的革命階級中去做最艱苦的工作，準備革命最後勝利的必要條件，用這些艱苦卓絕的群眾工作去代替小資產階級「民權派」之虛偽的口頭禪。他們只是口頭上喚民權革命，「民主勢力集中」，共產黨人卻是要在艱苦的工作中取得工農群眾的大多數。無產階級是徹底的民權革命的實行者，他決不與任何小資產階級民權派同化，他只有繼續不停的同小資產階級民權派的動搖，不徹底，空談，幻想，以至叛變的一切奮鬥才能引導此民權革命到底。

　　中國共產黨以全力幫助農民運動，以至暴動沒收地主土地。中國共產黨不因此運動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去幫助她。而是因為此運動是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中樞，是徹底民權主義性質的，故幫助她。叛徒陳公博輩說中國CP自知中國產業工人過少，不足奪取政權，故違反馬克思唯物主義而求助於流氓土匪的農民運動，中國CP決不害怕這些物觀論的「高等」叛徒的誣衊，而停止他對於民主主義的農民運動之幫助。可是中國CP對於農運的任務不僅是幫助而且是領導。中國CP決不沉溺于小資產階級的農運中而失其獨立性，決不由農民意識來動搖或影響自己的領導，而是要以自己無產階級的正確領導去矯正農運中種種弱點和缺點。只有小資產階級民權派才會把農運看做是完滿無缺的社會主義運動，自己不是指導農民而是追隨農民。中國共產黨不是這樣的，他知道中國農運中還有種種大的缺點——如平產主義，無政府傾向，盲動傾向等，須要矯正，客觀上主觀上都還含有資產階級的影響須要解除。中國CP並不誇張他對於農運的領導，鄉村資產階級還有侵佔與危害這種領導的可能。所有這些，都愈增加中國CP群眾工作之艱苦的任務。

　　中國革命固然有社會主義前途，因民族資產階級之叛變，愈益增加這一前途之可能與必然，可是若說這一前途現成的擺在前面，這簡直是騙子。真正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決不象叛徒兼騙子的施存統輩一樣，以為革命的社會主義前途，是現成的擺在前面，沒有什麼轉變中的任務，也沒有什麼障礙還須努力鬥爭。中國共產黨人將不客氣的反對黨內黨外這一類非資本前途的油腔滑調，而認真在此貫徹民權革命的鬥爭中準備此種轉變勝利的條件；同時中國共產黨人也將不停的反對黨內黨外一切類似陳公博「物觀論」的機會主義，以為民權革命後必須經過資本主義的長期發展成熟經濟的先決條件，再來實行社會革命。

　　（載《布爾塞維克》第2卷第1期　署名：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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