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順直問題的口頭報告|蔡和森

關於順直問題的口頭報告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五日）

　　附注：此項報告用常委會記錄整理後到本刊付印前交和森同志修改，和森並未修改，又另作一書面報告，但書面報告與當時口頭有很多的差別，故將口頭報告一併發表。

　　我對少奇報告大體同意。在我未報告之先須先聲明的：今天的報告不是答辯的性質，因為答辯可以掩蔽過去的錯誤，得不到真正的工作出路。我的報告分三部分：

　　1.北方工作的總結；
　　2.我在北方工作的錯誤及提出的具體辦法；
　　3.以後北方工作的問題。

　　（1）北方局是去年九月到北京，到津而京。此時北方的狀況，天津僅僅一工人且尚找不到。北京比較好一點。外埠更無組織。京綏路工人××反了黨，重要的是王藻文。原因是於他們以為北方党是知識分子把持了。北方鐵路工作整個停止了兩年，工運北方不起來，農運亦沒有。同時還有党的糾紛，同志反對省委，省委與他們的關係非常之壞。反對省委之事實還是述之未到以前就開始。北局去時秋白與我們討論，要北局去調查。並告訴我們述之不作書記，我同荷波去後即分發出去調查，荷波調查天津唐山等工人。當時唐山曾有同志以菜刀殺負責人的事實，負責人非常腐化，不能而且阻止工人鬥爭，唐山還有鬧經濟問題的事實。京東農運是幾個同志領導起來的，有三百群眾，但京東無党的領導。山東情形昆弟去巡視後報告說，山東黨有了五個月無工作，群眾要求鬥爭，濟南工作失敗後從未恢復，此時我們決定派人到京綏路去找反省委的人王藻文與張抵升，張未找著，王找著了。藻文作了一報告：當南口退出後馮玉祥要他去當交通隊長未去，黨令他離開也未接受。後閻錫山到被捕，七月放出，找到一部分同志，並找到了省委。時述之已到，述之、為人等商後答覆他說：京綏已另派了人去。當時省委對西北的工作方針不正確，失業問題党是不能管。因此省委與王藻文決裂了。王回後作了一個反黨的大宣傳，此時荷波等與他談後，他表示既中央到來，他願停止反黨宣傳並完全聽党指揮。北方局以為還是可以恢復王藻文的工作——到天津作一部分工作。同時認為省委的處置亦不對。其次說到第一次改組問題。當時同志均反對省委，荷波調查了一些材料。天津僅胡茂公可以作一點工作。省委對學生運動是在天津辦一學校，找不到學生於是命令北京派了十個C．Y．同志入學，工運省委亦未作。述之報告武漢中央的政策太左了，並說革命已到地下去了。第一方面他表示第三党必然發展，於是省委都動搖了。秘書某因此而請求退黨。另一方面在北京也得到一些材料，述之在張有第三派的組織，錢都用在機關上，因此北局開會決定要改組，事實上北局開會時述之等即表示不能即改組，後要他們到京開北局會議也不到，在北局開會時，荷波即主張完全改組，我及昆弟則以為述之仍應在省委只不作書記，伯莊則調山東，為人則參加滿洲臨委。不過荷波仍主張對述之問題根本解決。會之次日省委即來一信說省委自動開一擴大會，大家即以為是省委避免改組。因此決定仍是開改組會，並決定就是在省委召集的會中改組。後北局又開了一次會，有京津的活動分子參加，省委同志均參加，會中首先提出改組問題，述之主張自下而上改組，最後仍決定改組。對糾紛問題，北局會議判斷省委錯誤要多些，自然同志也有錯誤。最後並批評省委政策的錯誤，決定改組及人才之分配，此次會中詳細討論了「八七」會議的決議案，述之對幾個主要問題仍表示其有錯誤。改組會的成分是就省委召集的擴大會代表而由北局加了幾人，述之宣佈開會時仍說是擴大會。荷波才上去報告是改組會，於是當時另推荷波作主席。我作了一詳細報告，並對省委批評，最後提出一決議案。會先即決定要找工人出頭負責，北局更是找暴徒出頭負責的觀念，事先即決定朱景堂參加省委，後因述之在會中表現不好改以他擔任書記，改組結果舉出了十三人的省委。知識分子僅七人，改組會中對各種工作方針有大致的討論，北局初到，各種情形都不清楚，於是北方局曾議決召集一個工人活動分子一個農民活動分子討論後才起草工農運決議，省委的先恢復黨後恢復工運的意見北局是批駁了。改組會決定鐵路工作首先要注意恢復京綏，因為五大鐵路僅京綏可找到線索，可以找到幾十個活動分子，南口還有幾十個同志，且能開會。京奉要注意整頓黨的支部，慢慢的發動鬥爭。時京浦路有一鬥爭，即派昆弟去京浦路要注意恢復。對農運仍無材料，不能作一整個決議，僅對京東農運有決議，指示京東農運無組織基礎，決定馬上改組，擴大農協的組織與宣傳提高農民階級的意識，大的方向不出「八七」會議的決定。京東農運決議未寫出。現在談到政治的錯誤。省委改組後即舉行北京、唐山的改組，次京東改組，京東改組建立了一個二農一智的常委，並對過去也有批評，並借雙十節號召了一個百多人的群眾大會，提出沒收一切土地贊助賀、葉的口號。北京市委改組時決定要吸收工人同志參加指導工作，選舉結果是一工人同志當書記（原是南口書記），並舉出了幾個新的分子，改組後發生了戰爭的問題，盲動主義自北方始，當時統治階級動搖是實，但未估計到主觀的力量，於是決定了暴動的政策，發出了通告，十一月才停止了這個盲動主義的通告。當時省委的暴動精神也是非常厲害的，以為一切要走到暴動。現在我說玉田暴動，荷波去巡視時即有一個佈置，曾派人去開軍事訓練班。玉田暴動結果是失敗了，不久北京又有一個破獲，十一月北局發出了第六號糾正盲動主義的通告，時述之還主張要繼續暴動，我反對，結果是我的意見勉強通過，時毛子去北方告訴開十一月中央擴大會議，此時北局未接到中央的文件和通知，此時北京遭了破獲，北京破獲是由於黨內糾紛，來源於改組會，有幾個不滿於改組會，於是派荷波去召集一會解釋，結果到會的人均被捕，破獲問題於述之更有嫌疑的，但當時未解決。還須調查，我動身來參加十一月擴大會之前一日接到中央糾正盲動主義的信，但未洗出。後中央接到北局之第六號通告，並同意此通告。擴大會議時中央曾決我任書記，當時我的確有一個極端民主化的精神，故不主張改組省委，恩來與我談時要我去斟酌是否有改組之必要。至述之問題我在擴大會無報告，但告知了秋白，秋白又告毛子，毛子要我注意調查述之問題，恩來亦要我去調查，我去後即調述之來中央，述之走的次日才接到中央對述之問題的決議，但他已走無辦法了。當時省委仍不瞭解盲動主義的錯誤，省委仍主張繼續暴動，要于方舟去京東號召第二次暴動，結果京東完全坍台，省委同志消極，述之先我而回，一月之先，此時述之在該處完全是玩小把戲，王仲一消極，錢也用了很多，述之回後又恢復從前狀態，完全秘密起來，下級同志甚至有到電車站等省委之事實，於是下級同志反對省委，反對中當然有許多錯誤，但主要的是正確的，我回後開第一次省委會議，景堂同志提出改組，仲一等同意，皆以為不改組無辦法，省委成立之第一月，工運有點工作，第二月即無甚工作，京東坍台，外縣很少地方也沒有曲線的關係，因此不能不改組。此時北京京綏都未恢復，完全在天津、唐山、京東三區要求之下來改組的，本原定巡視後再改組，後覺太遲，又改馬上改組，以至會期異常××未充分準備，我此時因上述的事實，得出了一個結論，以為這些現象還是機會主義未肅清的結果，於是以為非找出舊的分子回來工作不可，如不與這些人觀念改過來負責工作是無法發展的，因此改組會主要精神：1.反機會主義，2.恢復黨的組織，3.當我去時帶了一些錢去，此時京東、北京等處需要一個大的救濟，救濟工作是由景堂同志負責，救濟給於被捕及舊的失業同志，當時大多數主張普遍的救濟（失業的亦然），當時我以為普遍救濟不可能，原則也不對，因此決議原則上只救濟被難者而不是失業者，後景堂即發現許多困難，他主張召集失業及出獄的同志開會說明普遍救濟之不可能，當時我的意見是要說明黨不是救濟機關，並說明濟難會的組織原則及經濟來源與困難。這些信現在看來完全是一個極端民主化精神的錯誤，我主觀上以為黨應是工人自己的，每個工人同志都要來擔負改造党，不應消極，決定的方針是如此，在實行中則不同了，將救濟與工作混在一起來，決議已是極端民主化了，但他們去執行中更加重了錯誤，改組會中的錯誤大致如少奇潭秋的報告：1.無政治決議案，原來本是推定四人起草政治決議案，結果是我個人來起草，於是開會時這個決議草案未出來，僅在會中申明接受中央十一月擴大會的政治決議，不必另有一決議，這自然是錯誤。2.極端民主化，這是有我個人的來源，我是有小資產階級的激進主義，但另一方面也有北京的客觀的來源，因此組織決議案整個精神，是極端民主化的。雖然決議案中也有些好處，但是處於附庸的地位無作用了。在批評方面，紀律方面也是走到極端民主化上面去了，即較好的秘密工作方面也有這個不正確的錯誤精神。3.反機會主義問題，由反機會主義變了另一種錯誤，當時的確是否認了過去一切，完全是消極的反機會主義，未在群眾中提高省委的職權與信仰。從職工運動決議所指出的有些是對的，但亦有一大的缺點，即是對於過去的批評未能十分恰當。農運決議也不是一個好的決議。當時反機會主義是對的，但當時未能對機會主義下一正確的定義，這是能力的問題。其次反機會主義對人的問題的確在文字中有個人的意氣。5.當蕭子賞時代即發現有三新同志告密的事實，於是蕭即疑為王藻文所幹，後派世炎去調查，王並無嫌疑，當時負責人總不信任藻文，但工會總是舉他為委員長，當時工會與黨的關係始終弄不好，後王仲一去後，才與他將關係弄好，同時他們有幾個證據，證明王藻文是忠實的：一是馮演說欺騙工人時他曾上臺當面作反馮的演說，二是王藻文始終不接受對馮讓步的政策，三是馮委他去當交通隊長，党亦如此主張，他不去。根據這些材料證明他是忠實的，而歸結於是過去機會主義的問題，機會主義的党不相信工人，他在天津兩月的工作也不算很壞，而且他的確是在工人中事實上的領袖，能力也比較強，因此改組結果以他為書記，改組後兩禮拜的確有一點新的氣象，精神是興奮的，時逢過年的鬥爭，此時經濟問題發生了，我帶去的二千五百元特費，山西去了一千一百元，他處也分配了一些濟難費，我帶去的黨費開會後僅存數百元，會後草索的改組了天津總工會，改組後一禮拜，經濟即沒有了，改組會之前一日，接中央的信，要由下而上的改組，改組會暫不開，事實上已召集，且由下而上不可能，故仍開了，後又接中央信說，調述之不是中央原意，後又接中央信要我歸中央，改組後我到了唐山，當前茂公在時有一二百人組織，茂公到省委又塌台，我去開訓練班，開三天后才解決。我在唐山住一禮拜之久，回津才看到中央調我的信，本應即赴滬，因我當時以順直才改組不久的關係，故省委派藻文、仲一來中央。中央與他們開了多次會，認為改組會是應當的，對述之問題仍未作結論，此時鬧經濟問題的事實即表現出來了。此時我才知道在鬧經濟問題，過去我還不知道，藻文走的前一天在天津爆發了，因為第二區的經濟問題李德貴才指出王藻文時常說大家作工吃飯不成問題，後王德振又說些事實，省委當日即給藻文一個批評，並作了一個決議，以後禁止藻文單獨給錢與同志，單獨議決某同志應有生活費，經濟問題的根本是由於秘書處決議，工人很苦的開會，應給以工資津貼，當時大家都給藻文以批評，藻文即大發其氣，他也有個理論，以為是同志苦應該津貼，而且用得不多，過去機會主義時代用得不多，後藻文勉強來中央，經濟問題仍繼續著鬧，同志仍反對李德貴，於是決發一告同志書，後紹峰以為不必，因不是整個問題，於是告同志書沒有發，召集了一會議解釋，此後他們不公開在會中反對李德貴了。當時將此問題看得很嚴重，現在看來是一個錯誤，當時覺大部分同志還是好的，未將此壞的現象正確的估量出來，後藻文等回去僅帶了數百元，只用到二三禮拜，於是消極的現象發生了，不兩天又接到中央經濟自己解決的通知。仲一、藻文皆大不滿，以為中央不要順直，不同意省委的改組，我當即解釋不是如此。其次我個人對中央的態度問題，我明白的說，我自己有一個小資產階級急進主義的錯誤，表現於極端民主化，我的確不滿於改組之遲緩，即在十一月擴大會我即正式提出，同時我以為當時有一個左派的萌芽，立三即以為我這種意見即是認中央為右派，同時當時我的確認為派別問題很嚴重，不滿於述之、亦農等，因此我在反述之的機會主義中帶有個人的意氣，對中央不要述之離開，以為中央是動搖了，因而不滿於中央。但同時我個人也不堅信我自己的主張是正確的，中央曾有一信，要我停止左派的宣傳，我當時作了一個報告，要中央對我的工作等作一個結論。藻文等回後，我即到中央，後述之問題解決，我又到北方，到津即看到天津佈滿了消極的空氣，我即找原因，有許多同志以為是錢的關係，我當即反對此說，並從政治上找原因，仲一以為蔣不能有一個成功，我當時以為北伐能否成功還是問題，主要的是復興工農運動。中央曾有一告同志書，接到了兩次，第一次的與第二次的不同，（按第一次的是不完全的樣子）第一次到同志皆不滿，但我仍阻止不發去，第二次到我即認為中央指示很正確，尤其是極端民主化之提出，並根據中央指示作一計劃，（此計劃現尚未來）同時決定迅速的將告同志書發下去，我到津後，在第一次會中未大發言，後看十五號通告，並找同志談，他們對繼續暴動政策非常不滿，於是次日開會即糾正十五號通告，討論中藻文不發言，我要他發言，他即發了一大批牢騷，發表一些意見，他說的與少奇報告的相同，當時我亦同意了藻文的意見，後即定連同反帝問題起一決議案。此時我發現同志三種傾向：一是大幹，以為群眾幻想我們與群眾相反，還有一種消極。一種以為國民黨比張作霖壓迫還厲害，我即指出這三種現象，並於通告中指國民黨之內幕及揭穿其假面具，這與對國民黨的決議又有不同處。還有一個工作方法的問題，仍是未接到新的工作方法。少奇去時有一個打嗎啡針的傾向，同志則有一個經濟問題，以為無經濟影響了工作。少奇對此也是動搖的。少奇當時以為北方反機會主義是好的，但無工作的方法，還有一些小的問題，這些小的問題只要工作起來是不成問題的。少奇、仲一都主張將省委分散，後同志反對省委，又有人提出改組之議，主張改組還有一原因是要將責任卸於中央，我即明白反對，反對卸責的觀念，最後我說這問題要中央解決。中央亦以為不能馬上改組。我們過去是未將過去的錯誤估量清楚，王仲一曾說，六次大會不開，工作無辦法。我即反對其意見。我來上海後曾向弼時說中央對順直政治上要特別注意，以上是事實大體如此。

　　（2）現在說我個人的錯誤：1.最根本的是極端民主化的錯誤，來源於小資急進主義。2.組織方面對過去機會主義的糾正到另一極端去了，使群眾更不相信黨了，還有號召恢復老同志一點也有錯誤。3.工作方法教育等都無甚成績，並未將同志政治的認識提高起來，我的確是如少奇所說缺乏常識，故對同志的許多錯誤未注意糾正，反對機會主義和教育也做的不好，對一般的教育亦無甚成績。4.個人個性對許多問題非常簡單化，對不嚴重的問題不大注意，這也是由於極端民主化的缺點，以致許多地方作了群眾的尾巴，現在才可以對有些同志下斷語說他們是群眾中之落後的。5.缺少經驗與常識。其次說到歷史上整個的錯誤，主要的有下列幾點：1.過去黨內部即造成黨與工人階級的對立，造成工人反黨的嚴重現象。2.政治上的錯誤，客觀上是叛離了工人階級為馮玉祥而騙工人，馮退時將很能幹的同志為馮作交通隊給同志以馮的幻想。3.極端民主化這個壞處不比機會主義好，一樣的破壞黨與革命。上述三點是過去主要的歷史錯誤。

　　（3）以後工作的方針：省委擴大會的政治決議大體是對的，不過暴動問題尚不及大會之明顯，北方黨是錯誤最多工作最沒有的党，工人現在還無甚組織，客觀上是很順利於我們奪取群眾的，但過去我們主觀上有許多缺點，現在組織上省委各方面都還是很好。其次工運分子，鐵路工作是忽視了，我們去後也無多成績，少奇對工運問題提出的幾點要中央幫助，我以為是對的。現在的省委要其獨立工作是困難的，現在各種工作方針大會已指出，不成問題，反工運問題有組織的加入黃色工會的辦法不妥，農運中爭領導權問題要特別注意。組織上要糾正過去機會主義極端民主化的殘餘，要糾正一切個人意氣與派別等錯誤，要將大會組織精神用於北方，現不是又要來一個極端，舊的好的仍然要，直隸工作是可以起來的。中央應注意北方工作，奪取本階級的群眾。

　　（4）其次說到個人責任問題，一切責任應當通通是我負了，應該將我的錯誤公佈出來，我做指導工作的確不夠，能力經驗都不夠。為黨工作前途及完成第六次會的責任起見，我自己提出請求開除我的中央政治局的資格。

　　（載《中央通訊》第1期　署名：蔡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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