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機會主義史(5)|蔡和森

党的機會主義史(5)

　　此時臨時中央機關又由漢口複移于武昌。和森在漢口出醫院後（大約是十六日以後）曾寫七次信于中央常委，提議之事有：（1）提議中央開一正式全體會決定新方針；（2）提議武漢三鎮舉行一大示威運動，反抗「分共經過」之國民黨宣言；（3）提議重新號召土地革命，一切政策及號召以此為中心，揭破國民黨減租之假面具（國民黨中央于十七日發表一減租命令）；（4）認我們現在的失敗不是一九〇五，認唐、汪政權並未穩定，工農勢力並未冷火氣，因此主張中央仍應留兩湖奮鬥，反對遷去九江或上海之逃跑主義；（5）反對類似「散夥政策」，並自請仍留兩湖工作，不願去海參崴辦黨校；（6）主張在張發奎軍中準備獨立動作，並公開作反汪派之鼓動。此時國際代表已到漢口，且態度異常嚴厲，主張立即懲罰獨秀、平山、維漢，又罵國燾等不贊成土地革命，不配當中央指導人，又向國燾、太雷、維漢（常委）聲明：「如果你們反對開中央改組會，我直接召集各地代表開會，」同時果派去一個毛子直接赴湖南宣佈中央機會主義的錯誤和立即改組中央。因此常委及一部分上層同志對於和森大起誤會，以為和森是「投國際的機」，「想組織左派」，「國際訓令來後稱好漢」，「擺脫過去共同參加的錯誤說漂亮話」，「每日一封信唱高調」……。其實上面那些情形是「八七」會之前幾日太雷同志報告出來（在常委），和森才知道的。

　　事後追論：當時常委諸同志見到党的上層的危機（上而國際責罰，下而同志非難），而未見到革命挫敗時群眾異常惶惑和恐慌的大危機。此危機只有斬釘截鐵宣佈與執行國際新方針才得挽回。此時常委是站在一種倫理觀點上去護黨，而不是站在政治觀點上去護党，常委只知道接受國際訓令處罰中央及首領對於党有危機，而不知不接受國際訓令，不宣佈新方針，於黨及革命的危機更為重大。此時上層首領的利益與黨及革命的利益是難兩全的。和森違背指導團體的共同，獨自急進的主張承認一切機會主義的錯誤，改組中央，接受國際訓令，這在通常的道德和倫理上講是可鄙的；常委顧全指導團體的共同，不願承認自己的錯誤，不願接受國際新方針，這在非階級的道德和倫理上講是可欽佩的，然若在我們的政治上講，則是非黑白的位置又是不同的。五次大會前，有人咒駡秋白是國際決議到後稱好漢，自然現在這種咒駡又移到了和森。然而事實不是如此的：第一、因為和森「每日一信唱高調」都是向中央常委唱的，而未向下層群眾鼓動或宣傳過；第二、和森個人的思想，因為在武昌毛澤東家獲與由湘逃來之同志及農民談話（他們甚不滿意於中央及湖南指導人，說不是許克祥殺他們，乃是某某殺他們……）。因而思想上起了變化，又因病在醫院，有時間想這些問題；第三、和森與國際代表之關係是在「八七」會議及翌日之新中央會議見過二次；第四、和森於「八七」之前請求派赴湖南參加秋收暴動工作，並得常委之許可，絕無仍留中央稱好漢之企圖；第五、和森始終不主張舊指導人多留於改組之中央，其理由在「八七」之前的常委會及「八七」會議中皆正式發表過，因為如此，才能使黨內外群眾耳目一新，因為如此，對於新方針之執行才有充分保障。「八七」會議，和森之所以反對國際代表提出之名單（是與常委決定的），是因為除加一蘇兆徵同志及羅亦農同志外，一切皆是舊人，即王荷波、向忠發、顧順章等工人同志，初皆未列，許久以來代表湖南農民革命之激烈傾向的毛澤東、彭公達同志（彭是馬日事變後提議號召卅萬農民進攻長沙的）亦未在列，而如和森反在名單內有地位；第六、和森主張新中央只留秋白，毛澤東應加入，太雷應出外工作而不應留秘書廳，維漢可留中央組織部或秘書廳工作而不必兼常委名義，這些都是斟酌當時實際情形而主張的；第七、和森與毛澤東同志之關係，絕對不是甚麼企圖組織左派；只因澤東一向反對中央農民政策，一九二六年冬季以來，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傾向，為一切敵人之所痛恨，而為一切農民之所歡迎，所以馬日事變後，和森主張他回湘工作，「八七」會議時又主張他在中央；第八、和森請求回湘工作，絕不是企圖與澤東等組織甚麼左派，只因兩湖暴動和森是提議之一人，又彼時湖南工作實須要加人。「八七」之明夜，和森正欲與公達上船回湘，而新中央來一命令停止和森前去，翌日開會正式決定來北方工作，和森於討論決定之後，即遵照決定北來，一直到現在沒有甚麼左派的宣傳和組織，便是明證；第九、在「八七」前後反對那種盛行的「黨在組織方面無出路」的悲觀空氣，是正確的，並不是和森想造左派故如此之樂觀。

　　「八七」緊急會議有非常偉大的歷史意義，縱然在嚴重情形之下，不能召集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改組中央，發展討論，縱然中央及全黨的組織問題，還無很滿意的解決，然無論如何總是公然的正式的承認了自己機會主義的錯誤（不是國際不懂中國情形政策過左，以致中國革命失敗；也不是我們有錯誤，國際也有錯誤），公然的正式的接受了國際的新方針。由此會議救出中國共党於機會主義的破產之中，挽回了全國工農群眾惶惑恐慌的大危機，樹立了工農革命蘇維埃政權的新大旗。

　　自然「八七」會議不過開始承認與改正機會主義的錯誤，並不是這一次便完全肅清了機會主義，機會主義的遺毒在黨內還是很深的。然僅僅是這一開始承認與改正便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八七」會議未鄭重討論南昌暴動問題是一缺點。會議之末，和森曾提議討論此問題，以為未宣佈沒收土地，掀起江西本省的農民暴動，未完全解除敵人的武裝而即出走為失策。然當日已沒有時間容許討論此問題。第二日新中央開會，和森又提議前敵主要負責同志有懷疑新政策之弱點，應注意指導人問題，然是日亦不允許討論此問題。

　　南昌暴動之失敗不是偶然的，主要的是因為前敵主要負責人之主觀沒有根本改變，平山同志不必論，國燾同志自從主持五人政治局及常委以來，開始表現他政治上弱點，尤其懷疑土地革命，不甚相信群眾勢力而對於張發奎發生幻想。國燾同志在五次大會前素來的傾向大體都是很好的，在五次大會後的七人政治局中，除開始月餘消極一點外，也還沒有嚴重的錯誤，即有也是旅進旅退的，國燾同志嚴重的錯誤，是開始主持常委之時，所以他赴南昌去時對於暴動是沒有決心的。

　　雖有廣東、兩湖之失敗，然我們絕對不要忘記「八七」以後之偉大的效果。北方有好些同志說：「假若新方針遲來一月，我們都散了。」這不僅北方為然，全國莫不如此，尤其在兩湖、上海及廣東。我們仗著新方針，不僅挽回了工農群眾的恐慌和悲觀，而且興奮了廣大範圍內幾百幾千萬的群眾，繼續不斷的發展工農革命的高潮，一直向蘇維埃政權走。

　　國際訓令初到時，黨的上層之間發生一種悲觀的空氣，以為國際訓令這樣一來，一切舊指導機關和指導人的信任打得粉碎，因此以為黨在組織方面沒有出路。亦農同志甚至說：「即使在政治方面有出路，組織方面是無出路的。」又以為黨沒有家長了，一定要各不相下，四分五裂。因為有這些顧慮，以致對於接受新方針非常猶疑，非常害怕。現在「八七」以後的事實可以答覆這種顧慮和悲觀。

　　「八七」以後，只有反革命資產階級的政黨國民黨四分五裂，不成東西。我們的黨適得其反，我們在新方針之下不僅重新團結了黨員群眾，而且領導廣大的工農群眾到新的革命高潮上來，這是值得我們自誇的。

　　四　問題與結論

　　我們的黨雖然犯了以上種種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然我黨在中國革命史上的功績，是非常偉大而不可磨滅的。

　　「五四」以前，中國雖然有工人，但還沒有形成為一階級，廣東、香港雖然有工會，但還沒有階級的自覺，自有中國共產黨產生，才有階級覺悟的工會之組織，才有階級覺悟罷工之發展，中國工人才開始形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階級。

　　「五四」以前，中國工人及苦力雖然也曾多次被小資產階級政黨利用來參加過革命鬥爭，然完全沒有階級的覺悟和階級的要求，屢次都是徒被利用，一無所得。自從第三國際命令我們加入國民黨以來，我們在廣東獲得廣大的工農組織勢力和階級鬥爭的發展。一年以後，即有「五卅」的革命高潮。「五卅」之後，不及一年，又有北伐的革命高潮之發展。中國工人階級在C．P．領導下，做了中國革命之精神上和物質上的領導者，同時跑上了世界革命的最前線。民國十三年以來，中國革命之旗幟，名義上是國民黨孫中山，而實際上是工人階級和C．P．，這幾年中，名義上雖是做民族革命工作，而實際上發展了最深刻最廣大的階級鬥爭。工人階級組織勢力發展到五百萬以上，農民到千幾百萬以上。百戰不停的經濟和政治鬥爭的經驗，已經使廣東幾十萬工農群眾於革命三次挫敗之後，還能奮起建立廣東及東江瓊崖各縣的蘇維埃政權。中國共產黨的年齡不過八歲，而其領導工人由組織工會、參加民族革命、以至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過程，超過西歐兩世紀以上的歷史，以這樣幼稚的党領導這樣偉大的迅速的爭鬥，錯誤是必然難免的。

　　從三月二十以至賀葉失敗的機會主義錯誤，使中國革命受了嚴重的挫折，這是事實；同時從民國十三年加入國民黨以至民國十六年七月與國民黨決裂，在此三年中，積聚和發展了廣大的工農革命勢力與經驗也是事實。寬恕與民族資產階級合作所發生的機會主義錯誤固屬不對，同時因為武漢的叛逆和決裂而認為加入國民黨的政策根本錯誤更屬不對。

　　托羅斯基國際反對派藉口中國革命的失敗，攻擊第三國際及俄國C．P．中央，他們欲把中國革命失敗的責任歸於俄國C．P．中央，他們以為三月二十應即與國民黨決裂，不應幫助北伐和武漢政府……。這些都是反對派藉口攻擊的政治作用，事實不是如此的。三月二十事變象我們中央所采之退讓態度，甚至停止階級鬥爭，這是錯誤的；但若說這個時候我們便可與資產階級完全決裂也是錯誤，因為彼時我們的力量還未成熟。我們從三月二十事變以至北伐以後的錯誤，不在不立即與資產階級決裂，而在不準備與資產階級決裂，反而拋棄無產階級領導權，幫助資產階級領導權之實現。這仍是機會主義的錯誤。這錯誤不在國際而在中國黨中央。就事實說，北伐對於工農勢力的發展是異常偉大的。假若我們能運用這種偉大的力量去對付將要叛逆的資產階級（蔣介石為其代表），結果我們是可由三大政策一直領導革命到非資本主義的道路，失掉的是反革命的資產階級，而獲得的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權獨裁制。所以北伐政策根本是對的。

　　工農小資產階級民權獨裁制根本亦是對的，在此原則之下去幫助與改造武漢政府也是對的。假若我們能堅決的在兩湖實行土地革命，堅決的實行國際及五次大會的決議，堅決的制勝夏鬥寅、唐生智、許克祥的反革命及陰謀，武漢政府及國民黨中央完全可在我們的勢力之下去改組，所以工農小資產階級民主獨裁制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利的。後來兩湖的失敗絕對不是這個原則的責任，而是逃避土地革命的西北學說和阿附小資產階級的退讓政策之責任。

　　有人以為「八七」以後的暴動政策是國際對付反對派的作用，這種觀點是根本不對的。「八七」以後的暴動，是馬日事變後湖南工農的需要，是夏鬥寅及七月十五事變後湖北工農的需要，四月事變後，江蘇、廣東工農亦有此需要。

　　說到組織問題：黨內群眾的政治討論，素來是沒有的，指導機關內工農成分也是沒有的，所以雖然有最革命的工農階級，和最精華的工農黨員群眾，他們的傾向和意見從未在黨內起作用。質言之，他們在中國革命上起了很偉大的作用，而在領導革命的自己的黨內反沒有起絲毫作用。這便是過去機會主義組織方面的來源。所以組織問題是現在最重要的問題。

　　我們本是民主集中制。然八年以來，只有從上而下的集中，而沒有從下而上的民主。最近三年以來，黨的組織象暴發戶一樣的發展：一九二五年以前是不滿五百人的知識分子小團體，一九二五年以後卻發展至五萬人以上的大黨。

　　一九二五年以前，黨的指導機關沒有工人分子參加，是必然難免的；一九二五年以後，党即開始成為群眾的，而指導機關仍然沒有群眾化，且漸漸養成一種輕視工人同志能力和不相信群眾的習慣；加以民族革命的高潮發展，從上至下的指導機關，無形中逐漸小資產階級化或民族資產階級化。這些便是機會主義的來源。

　　從一九二五以至北伐的革命高潮中，已經鍛煉出廣大的工農群眾的革命勢力，同時更鍛煉出無數工農群眾的領袖；然而我黨的組織全未反映這種偉大的進步，指導機關始終未相當地吸收這些群眾的鬥爭的領袖進去。另一方面，群眾的黨內生活全未形成，既無黨的討論，又無選舉制度，甚至上級黨部不准下級黨部自發口號，自發宣言，自定當地鬥爭之政策，務使下級黨部完全依賴上級黨部的指導，黨員完全是聽從號令的士兵。這樣的組織狀況，形式上是很整齊嚴肅的，真是鐵的組織，鐵的紀律一般，可是伏在裡面的危機是很大的。黨員群眾及下級黨部始終不能自發自動發展其創造能力，始終只是命令一下動作一下的士兵，而不是很自覺很自動的作戰單位和戰鬥員。因此養成的習慣是：只有上級機關的意見和是非、而沒有下級黨部及群眾的意見和是非。下級黨部及群眾對於上級機關如果發生不同的意見或批評時，上級機關便要認為大逆不道，採取高壓。由此養成「怕群眾」的習慣，黨內事情怕群眾知道，以為如此，將發生異見，動搖指導機關的威信；因此指導機關也愈怕群眾的代表來參加。指導機關與群眾的聯繫很不良，不僅隔斷，甚至背道而馳，群眾完全離開黨，黨的指導機關完全拋棄群眾，在天高皇帝遠的深宮之中，做那鐵的組織鐵的紀律的酋長時代的工作。愈做愈沒有黨，愈沒有群眾，愈沒有工作，鐵的紀律成了威壓黨員的刑具，而上級指導人卻有超越此鐵的組織和鐵的紀律之一切自由，最後這一現象在直隸是特別明顯的。這便形成了組織上的系統的機會主義。彭述之同志不能不算是這一機會主義的代表。

　　這一機會主義是完全違反列寧主義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的。鐵的組織和鐵的紀律對於無產階級共產黨是非常重要的。沒有這樣的組織和紀律，不能成功無產階級革命。這是列寧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在組織方面的顯然區別，亦即是第三國際與第二國際之區別。可是述之和亦農同志在東方大學所發明的組織教育系統，是全與列寧主義相反，表面上是穿鑿附會列寧的口號，實際上是酋長宗法的知識階級的把戲。

　　我們要剷除政治方面機會主義的系統，同時亦要剷除組織方面的機會主義系統，我們現在應改造真正成為列寧主義的鐵的組織鐵的紀律，真正成為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這種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和鐵的紀律不是削弱黨員群眾及下級黨部的自覺自動與創造精神的，不是弛緩黨的紀律和組織。乃是強固黨的紀律和組織；剷除那種舊軍隊式的組織毛病而改造為自覺自動的群眾黨的組織，剷除那種機械的宗法的紀律而代之以真正無產階級的鐵的紀律。同時由下而上的黨內討論盡可能的發展，由下而上的選舉制度盡可能的採用，工農同志應盡可能的參加指導機關，黨內事情應盡可能的使黨員群眾知道，這些都是改造組織的重要任務。但這些施行到什麼程度什麼界限呢？以不妨害集中制和革命行動的需要為界限。超越此界限的極端民主的要求亦是不能容許的。

　　現在黨的改造是整個全盤的改造，而不是什麼派別的改造。我們要在國際新方針之下，重新團結黨的隊伍，強調黨的凝結性和統一性，我們所有工農黨員群眾及好的知識分子黨員群眾是完全可能團結於此新方針之下，來完成中國工農革命的。因為全中國的工農群眾莫不有歡迎新方針的，他們的先進分子更不待說。國際新方針初到時，有人以為將有引起黨的分裂之危險，其實此危險在客觀上是不存在的。就是在主觀上我們亦要防止此危險；第一，最好幾個為群眾所不滿的系統的機會主義者必須在相當時間停止其指導工作；第二，一切指導機關盡可能由群眾選其相信之人負責；第三，過去一切錯誤和是非盡可能交給群眾討論判斷，盡可能發展黨內討論；第四，嚴防機會主義者企圖團結一部分黨員阻礙党的改組；第五，嚴厲防止第三黨之企圖動搖或分裂黨的隊伍，更應嚴厲反對「讓小資產階級和腐化分子到第三党去」之說；第六，絕對相信群眾來改造党，不應只相信上級機關或已經為群眾所不滿的中堅分子來改造党；第七，在此改造時期，上級機關絕對不應袒護群眾所不滿的少數分子而忽視一個地方或幾個地方群眾之意見；第八，在此改造時期不應讓少數一二系統的機會主義者有憑藉黨的機關，壓抑群眾及其意見之可能，即使群眾意見是錯誤的，也應在其發表之後再予糾正，萬不能採取國民黨中央「停止」這個「停止」那個的辦法；第九，應極力於全黨之改造，而不應組織什麼「左」派；第十，反對述之一類人利用「製造派別」、「分工學界限」的罪名來阻撓黨的改造；第十一，反對拋棄或開除所謂大批「腐化」的下層群眾，即使一部分群眾有腐化或消極之表現，亦應去找出所以使之腐化或消極的來源；第十二，除最少幾個為群眾所不滿的系統的機會主義者外，一切活動分子皆應盡可能的分配工作，萬不應站在一種非政治的考慮之上，排斥或送出大批活動分子于工作或國境之外。

　　所以在此改造時期，黨的機關所要注意的是：不要怕群眾，不要怕討論或批評。黨員群眾所要注意的是：不要籠統的反對知識分子，不要籠統的反對一切過去的負責工作同志；並不是一切知識分子都是機會主義者，也不是一切舊的負責工作同志都是系統的機會主義者。凡屬一切不壓制群眾意見，不妨害黨的改造的分子，都應盡可能的利用到工作上來。

　　党不是要改造成為狹隘的小團體，乃是要改造成為一個偉大的健全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大政黨。我們並不是要把一切犯過錯誤的人都送上斷頭臺，我們亦不是要把一切機會主義的分子都送上斷頭臺，我們只要指導機關打開門戶由群眾選舉，由群眾監督，相當的能受群眾正確的影響，而不是一味違反群眾的意見與趨向。

　　另一方面，黨的改造不是換幾個上級機關便了事；更不是由知識分子換成工人，由舊的分子換成新的分子便算了事；根本是要從小的支部起，實行改造過來；根本是要肅清一切政治上和組織上機會主義的遺毒，要改變過去機會主義時期之畸形的黨內生活、教育、訓練以及一切不正確的工作方法。我們要由此次的改組，獲得八年以來中國革命之豐富的經驗與教訓，建立中國無產階級列寧黨的自己的理論，成為真正布爾什維克的組織，來完成中國工農革命的任務。

　　我們的黨，現在是開始到了這樣偉大的改造時期，我們全體黨員同志應共同起來完成此偉大的歷史使命。

　　上面這個報告，是上年九月在直隸省委改組會及其他各處活動分子會報告出來的，現在才整理付印。身邊無任何文件或材料，全是靠著腦中的記憶，小的錯誤之處自屬難免，大體則自信極其客觀，極其忠實，惟自一九二五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四月之一年半的時間，和森未在國內參加工作，故語焉不詳，全部報告如有錯誤之處望有關同志予以糾正或辯駁，用供發展黨內討論之一助。和森附識（完）

　　注釋

　　[1]這是蔡和森在中共順直省委改組及其各處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所作的報告。

　　[2]關於「馬日事變」的情況有不同的記述。李維漢同志寫了《關於我在「馬日事變」過程中一些情況的說明》，刊登在中國革命博物館編輯的一九八〇年第三期《黨史研究資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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