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機會主義史(4)|蔡和森

党的機會主義史(4)

　　中央政治局的精神既然如此混亂，鮑羅庭主義之一貫的領導愈益促進了混亂動搖和猶疑，有一日老鮑出席於政治局會議，發表他關於中國C．P．之目前任務的主張，大意是說：「中國C．P．目前的任務不要以為只有土地革命是革命的工作，例如現在中國有這樣廣大的失業群眾，假若能把這些失業群眾組織起來也便是一件頂革命的工作。又如小資產階級看不見他們自己的痛苦是由帝國主義及蔣介石的經濟封鎖，我們能領導工農向他們讓步，工農讓步之後，他們的痛苦，依然如故，彼時他們便能覺悟到自己的痛苦是由帝國主義及經濟封鎖來的。我們能使小資產階級不怨恨工農也便是一件頂革命的工作。總之現在中國C．P．應從各方面多做些有效的事情，令人看著佩服……」這些教訓只有使政治局的精神愈益混亂和動搖。這些教訓在現在看來完全是一種回避土地革命的改良主義。

　　老鮑在另一政治局會議發表他對於土地革命的意見：他公然說明「土地革命不即是沒收土地」。照他的解釋，土地革命的意義和內容是：（1）減租減息；（2）鄉村自治；（3）保護佃農；（4）武裝自衛；（5）辦農運講習所，從新養成不幼稚、不過火的農運人材。當時獨秀說：「老鮑這種辦法好是好，但是修改了國際土地革命的意義。」秋白說：「這不是修改國際土地革命意義，按照中國目前的狀況確實只能如此做。」照老鮑的意思看來，武漢國民政府已算是頂土地革命的了，因為上列五項事情幾乎皆已辦到，而且在未出發北伐前的廣東國民政府即已辦到了。老鮑一直到底灌輸這種改良主義於政治局，怎得不使我們迷離失所，此時大約國際有電報來調魯易回去，魯易已不管事了。老鮑每次都能出席於政治局的會議。

　　魯易亦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便是中了「汪毒」。他還想拉住這個唐生智的小老婆（汪精衛）來做左派的「中心」，來擴大左派的武力，他竟把國際來電和盤托出告知汪精衛！國際來電的要點：（1）農民自動的沒收土地；（2）武裝C．P．五萬人；（3）推翻反動的國民黨中央；（4）組織革命法庭，嚴懲一切反革命。這個電報怎能告知這個逆跡昭著的叛徒！汪精衛知道這個電報之後，謝謝魯易，跑向唐生智及其部下將領大大的鼓動起來，說第三國際及C．P．即要解決國民黨及其一切軍隊，實行共產革命。在這個嚴重的錯誤之下，中央政治局全體反對魯易，大約老鮑也有電致國際，所以國際調他回去。

　　假左派叛逆的計劃是早已確定了的，所猶疑的只是用甚麼口實來「分共」，公然拋棄三大政策麼？這個太傻。為民眾運動的過火麼？更揭破了自己的假面具。這對於虛偽的叛徒確是一個難題，使他們不得不猶豫。汪精衛曾擬行一苦肉計，於七月十五國民黨中央全體會議之前赴九江，名為與朱培德會商東征，實際讓何鍵發難開刀，自己避免分共和破壞三大政策之惡名。現在好了，謝謝魯易先生，為他們解決這個難題，使他們於苦肉計外尋得一更好東西，便是所謂共產黨破壞國民革命消滅國民黨的陰謀。

　　現在嚴重的情形到了最後一階段：（1）馮玉祥來電驅鮑，分共；（2）何鍵露布討共檄文，併發討共通電子全國；（3）葉琪、周爛（唐部下）名為回湘查辦許克祥，實際舉辦十路清鄉，積極向農民進攻；（4）唐生智回鄉之日公開反共，將馬日事變責任完全推於C．P．身上，公開槍決我們二同志；（5）何鍵等公開要求C．P．分子立即退出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要求解散一切工農會、糾察隊、童子團及婦女團體；（6）何鍵之卅五軍移駐漢口，其勢洶洶，企圖開刀，這是六月底的情形。

　　有一日下午（大約是六月廿七）和森從武昌的病假中（五次大會後決定獨秀、國燾、維漢三人組織常委，恩來為秘書長，未到前由和森暫代。後因維漢留湘，不知下落，恩來改任軍部書記，國燾因事與獨秀口角後消極不管事，後又赴河南。因此始終不能成立確定的秘書廳及常委，而獨秀又多外面往來之事，立三忙於全總及勞工部；平山忙於農民部；後補秋白為常委又因病常不能到；而且五次大會後，好幾位重要首領牢騷滿腹，善使性氣，秘書廳工作是最難做的。和森新從外國回來，事情又不熟悉，且終日常駐不能他走，故工作異常不周。因此大家皆露骨表示不願和森再在秘書廳及常委。大約是六月廿四經政治局正式決定鄧中夏同志為秘書長，在鄧因勞動大會未到前由國燾同志以常委資格兼代秘書長工作。和森因病，於翌日告假到毛澤東同志家——在武昌——休息幾日。）回到中央秘書廳之住屋。是夜我們中央軍部來一緊急報告，說何鍵有今夜舉事之說，各機關皆須戒備。翌晨獨秀召集在西門子鮑宅開緊急會議，立三、兆徵因勞動大會缺席，秋白亦未到。恩來、太雷（鄂省委書記）皆報告何鍵起事之消息甚盛，同時解散總工會糾察隊將繳卅五軍槍械之謠言與馬日事變同一把戲；平山報告鄧演達已出走，臨行希望C．P．注意漢口馬日事變之來到。據他（鄧）所知，何鍵一定開刀無疑雲。同時太雷提出糾察隊、童子團問題今日一定要解決；恩來報告中央軍部與省委軍部業已決定於今日下午將總工會糾察隊調過武昌入張發奎軍，並已與張交涉好，但為避免耳目計，過河時不著糾察隊衣服，也不攜槍。和森說：「這實際是解散糾察隊了，何不率性公開宣佈，以消滅何鍵暴動之藉口？」大家遂決定公開宣佈解散糾察隊，實際編入張軍，同時國燾提議中央機關立即移于武昌，他說：「事到如今，我們與國民黨要人還有甚麼接頭之餘地（國民黨中央及其政府），撞著他們反難為情；我們的武力都在武昌方面，現在不如集中我們勢力于武昌，整軍經武，準備後事；漢口在何鍵暴動的威脅之下，唐部重兵皆集于此，武昌卻是張發奎、賀龍、葉挺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左派軍力所在地。」平山、和森皆贊成此提議。前三日和森在毛澤東家知道唐生智回湘後之公開反動（因每日都有逃亡的同志及農民到毛家來），曾寫一信致中央常委說：唐回湘後，反動態度既已如此明白，我們坐此靜待人家來處置，直無異魚遊釜底！「我們提議中央機關移設武昌，同時中央及軍部應即檢察自己的勢力，做一軍事計劃，以備萬一」。當討論此問題時，獨秀表示猶疑，說過河往返，與國民黨接頭太不方便。討論結果，決定中央機關立移武昌，同時省委機關亦移武昌。當即指定和森立即往武昌佈置機關，獨秀、國燾料理常委及秘書廳事務；恩來、太雷料理處理糾察隊及童子團等事。和森當即過江佈置機關去了。

　　不意省委及總工會處理糾察隊之事，手忙腳亂，未向負責同志說明，以致一時大形混亂，糾察軍及辦事人棄槍棄職，逃走一空。同時中央秘書廳未發遷移通知，並未將是日決議告知未列席之中央委員及活動分子，以致大家也莫名其妙。

　　和森在武昌佈置機關妥當後，翌日黃昏獨秀、國燾過來，不久秋白亦偕一駝背毛子來。是夜開會于武昌之新機關：（1）國燾提議整軍經武，注意軍事工作；（2）C．Y．中央來一決議，批評黨的中央回避土地革命，獨秀大發雷霆，碎之於地；（3）秋白有甚長之書面提議，大約系說明湖南農民問題所促進之階級分化的革命危機，主張土地革命暫以減租減息、鄉村自治、保護佃農等為條件，待有武力再實行沒收土地，中心問題，仍在貫徹對國民黨左派讓步政策；（4）駝背毛子出一答覆國際之電稿，內有「凡不遵守國際訓令者剝奪其中央之指導權」之語句。

　　國燾之提議未注意討論，獨秀看完秋白書面提議，深以為然，決定請秋白本此提議起草一正式決議案，於七月一日召集一活動分子會，或中央擴大會。

　　翌日仍回漢口開會于鮑宅，是日才知道這兩日中因解散糾察隊和中央秘書廳未迅速發遷移通告問題，同志間精神大形混亂，有幾位同志激烈反對中央移于武昌，理由是：「我們是領導左派的，左派首領尚在漢口支持革命的局面而向前進行，而我們反離開他們藏到武昌去，成甚麼話……」獨秀也以為必須仍回漢口，才便與汪等接頭，於是又決定中央機關仍回漢口，同時正式決定七月一日開中央擴大會議。

　　翌日又開會于鮑宅，老鮑出席做了一個很長的演說。大意是：（1）現在國際方面有一種空氣，認我們中國黨有改良主義，其實此改良主義並不存在，我的每一政策至少要比魯易十倍以上的革命；（2）中國現狀在客觀上是很有利於我們的，在客觀上無產階級本有取得領導權之可能，例如蔣介石一直到現在並未真正取得群眾的領導權，他不過是僥倖成功，機械的用炮火把我們的勢力打落下去，可是我們主觀的力量沒有成熟，我們不能真正領導農民（是地痞領導的），我們不能真正領導工人，我們不能組織廣大的失業軍，所以我們不能取得領導權；（3）斯大林主張土地革命的政策是對的，可是斯大林他所接受于季諾維夫（國際第七次擴大會前的委員長，反對派首領）的遺產太壞了。以季諾維夫及其在中國的代表只教我們幫助中國資產階級，武裝中國資產階級，未教我們武裝工農，準備與資產階級決裂。所以現在斯大林的政策難於實行。老鮑做這演說時是很精神的。

　　獨秀接著說：「以前季諾維夫一向教我們幫助資產階級，現在斯大林教我們二十四點鐘內實行土地革命！」駝背毛子與少年國際代表則提出一反對老鮑演說的決議，指明第三國際對於中國革命的方針前後是一致的。從前季諾維夫的政策是經過俄國C．P．中央批准的，不是季諾維夫個人決定的。老鮑巧得很，反指他們是幫助季諾維夫說話，是幫助反對派。

　　老鮑上面這個演說全是文飾自己的改良主義、機會主義的；也是他的起身炮，留下一個中國反對派的理論基礎；國際方針前後是兩截的，中國革命的失敗，國際負了責任。也就是說中國黨沒有改良主義、機會主義，國際以前的政策才是改良主義、機會主義。老鮑不說布哈林領導的第三國際「不懂中國情形」，不說斯大林領導的俄國黨中央「政策太左」，而把一切罪過歸移于季諾維夫，實際便是把中國機會主義的責任歸於第三國際，而自己表面反似站在維護斯大林的立場說話。

　　「我們主觀力量沒成熟」這句話在西北學說的字典上來解釋工農運動過火，我們不能真正領導工農，一言包括，便是我們指導機關的機會主義太不成熟。若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字典來解釋，便是我們指導機關社會民主黨化，迷信民族資產階級，回避土地革命，以致不能取得領導權；一言包括，便是三月廿以來的機會主義太成熟了。

　　最後的破產到了：七月一日武昌的中央擴大會是五次大會後機會主義的總結。但這不是秋白同志和獨秀同志個人的責任；秋白主持的決議和說明中，不過是兩月以來（五次大會後）動搖、猶疑、回避土地革命，向所謂左派讓步政策之總結罷了。

　　三　五人政治局至「八七」會議

　　不知道是七月初幾（和森於七月二日大發舊病，三日由國燾通知說常委決定和森送入醫院養病，愈後即去九江有事），老鮑提議獨秀、平山去莫斯科與國際討論中國革命問題，秋白、和森赴海參崴辦黨校，新指定國燾、太雷、維漢、立三、恩來五人組織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獨秀即不視事；不日秋白、立三赴九江，老鮑亦赴九江。常委又大掉換兩湖工作同志，以為大反動到來，一切過去知名之人皆不應留在原地工作，如向忠發、項德隆等同志決定去俄，毛澤東等則決定派赴四川等。因此許多活動分子認為是「散夥政策」。同時常委決定，中央機關立遷九江而轉上海，亦更增加同志之惶惑。

　　大約國際責斥機會主義，調回老鮑及改組中央之訓令已來了許久，老鮑秘不發表，中央移武昌時，駝背毛子所攜致國際電稿內有「……不遵守國際訓令者剝奪其在中央之指導權……」之語，我們莫名其妙。此後老鮑之提議改組五人政治局，及獨秀、平山赴莫斯科等皆系敷衍國際的；又恐獨秀、平山知道此情，故又提出秋白、和森赴海參崴為陪襯。這種用心，至「八七」會議時才有人說出，原先我們莫名其妙。

　　此處老鮑又犯了最後的嚴重的政治錯誤：（1）假若老鮑早將國際訓令發表，何致七月一日武昌中央擴大會猶在那裡貫徹那回避土地革命向所謂左派讓步的破產政策；（2）假使老鮑在中央擴大會議時將國際訓令發表，我們能於七月一日決定一與假左派決裂的方針；彼時唐生智、汪精衛與我們決裂的陰謀尚未成熟，勢力還未完全集中，我們在豫鄂交界的張兆豐同志（屬方振武）之一師二旅勁軍還未被解決；張發奎（此時與唐甚衝突）、賀龍、葉挺及軍事政治學校之軍力皆集中武漢，工農民眾冤屈憤慨，正是積久待發；假若此時決定與假左派決裂，便是決定我們在兩湖以至江西之暴動，何致待至八月一號才在南昌發作呢？（3）老鮑臨行猶給一種「逃跑主義」，「散夥主義」於五人政治局，以為「大反動臨頭了，中國的一九〇五到了」，以致使此臨時政治局開始即全無鬥志，懷疑國際訓令。所以老鮑不發表國際來電，敷衍國際之罪小，而延誤我們的新方針之接受和新政策之執行其罪大！及至七月十三日的前幾日，老鮑才提出國際來電以C．P．中央名義發表一批評式的退出國民政府的宣言（國際來電是要我們示威的退出），此宣言之末尾還有「希望」國民黨中央及其政府的幻想。然此宣言在政治上的影響是很大的。當時王荷波同志說：「我們工人看了此宣言，雖然未揚眉，但覺吐了一口氣——晦氣」。

　　七月十五日國民黨中央全體會議開會，我們的平山同志等不敢出席，我們的臨時政治局也未準備任何群眾示威的表示。只有何鍵的軍隊上街示威，並至國民黨中央會議處欲捕我們吳玉章同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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