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機會主義史(3)|蔡和森

党的機會主義史(3)

　　二　政治局的後一階段

　　政治局的後一期，完全表現是一種指導破產的階段：老鮑於武漢軍撤回之後，又極力拉攏唐生智經營東征，以為唐生智野心勃勃，未得東南之時還不致與我們決裂，他再三申言「我們箱內還有草（指蘇聯對武漢政府之借款），他（指唐）還要吃我的草，還不至跑掉。」由此引起政治局對於撤回武漢的唐生智之最後的幻想；以為夏、許之變，唐不是主謀，相信他回湖南或者有幾分誠意解除許克祥亦未可知。

　　「進攻」的微波被打消之後，魯易亦喪失了方針，仍然複回到所謂左派中心問題，想極力拉攏汪精衛來挽回一般的危局。由此引起政治局對於汪精衛最後之幻想；以為汪精衛還是左派唯一的首領，唐生智既還需要國民黨這塊招牌，便不能不屈就汪精衛一些主張，所以拉住汪精衛還是一切政治問題的中心。於是「東征」與「汪精衛」遂成為後一階段的送命湯！過去所通過的兩湖決議案實行了麼？一點也沒有實行，現在的兩湖似乎更不關重要了，橫豎唐生智「還要想吃草」，一時不會和我們翻臉，他既回來，兩湖即聽他去處理。而且汪精衛還是左派唯一的首領，汪、唐近來關係很好，兩湖問題就更可聽他兩個去處理。

　　過去所擬左派群眾工作實行了麼？剛開始團結湘鄂贛及江浙閩左派分子做反汪、反譚、反馮、唐及朱培德之宣傳，譚延闓等知道了（因為毛澤東同志等公開宣傳），大罵C．P．有推翻國民黨陰謀，此消息經獨秀聞之，大發雷霆，以為這一手來不得。其實此反國民黨中央之宣傳是經過中央常委秘書廳指示的。

　　過去一度擬議之發動群眾去攻擊國民黨中央的反動，這工作做到了甚麼程度呢？說來也可笑，便是只在「歡迎鐵軍凱旋」的停工之下，湖北總工會違反修改罷工案的精神，發了一些反抗國民黨政府縱容許克祥的宣言，和打倒許克祥及朱培德的標語。這些激烈一點的表示是總工會負責同志劉少奇等經過中央秘書廳的同意做出來的。可是這又做錯了，得罪了汪精衛！汪精衛見著總工會的宣言，知道這一日實際是罷工反抗他們的；他一見老鮑和獨秀流淚切齒的說：「吳稚暉曾警告我，『你日後上共產黨的當時，記得吳某的話』，我是一個文弱書生，其實他們（即指總工會）何必連絡武人來倒我！」所以到七月一日中央在武昌開擴大會議時，獨秀的政治報告中猶指此次罷工的「激烈」表示，是開罪國民黨左派的主要原因。老鮑尤其深惡痛恨這一日的罷工表示。

　　前此一度擬議提出「進攻的政綱」與國民黨公開談判的事怎樣進行呢？說來更可笑，不僅沒有進攻的政綱，即魯易所擬之最低限度的政綱，也難通過。老鮑堅決的主張在此政綱中：（1）不要提土地革命；（2）不要提武裝工農及工人糾察隊；（3）此政綱專為適於東征之用，應特別提出一些有利於「工商業者」資產階級的條文；（4）把過去一切取締店員，取締工人，取締農民，取締童子團及取締一切民眾運動的條文都綜合上去。

　　此時不提土地革命的理論是：「現在夏鬥寅、許克祥、朱培德、馮玉祥一齊叛變，左派與我們的關係千鈞一髮，還同他談甚麼土地革命，談更無益。現在只有東征才能跳出此危機。故一切較高的政綱都待打到南京後再說。」從前北伐是唯一出路，現在東征是唯一出路；從前主張打到北京後再實行土地革命，現在主張打到南京後再提其他問題。前後照應，一氣相承，這是西北學說的精神！

　　此時的實際情況是：（1）國民黨中央公開的袒護許克祥與朱培德：說許是代表全社會反對農運過火的，說朱驅逐C．P．及左派的辦法完全是對的；（2）馮玉祥仿行朱培德辦法，驅逐C．P．及政治工作人員出境；（3）朱、馮之舉皆先得汪、譚、孫科、徐謙、顧孟餘等之主使與同意；（4）汪精衛等對各處被逐來鄂之左派分子表示，C．P．問題待七月十五之中央會議正式解決；（5）汪精衛、孫科極力勾結唐生智經營東南，欲完全取消三大政策，和一切民眾運動以博東南資產階級之同情；（6）唐生智部下將領以何鍵為領袖，公開宣言不分共不能東征，不願意為C．P．東征；國民政府升許克祥為師長，馬日政變之湘省政府主席張翼鵬為參謀長，中央軍委直接發電拉攏夏鬥寅；唐生智回武漢後，國民政府及軍事委員會完全成為唐生智的機關，汪精衛是他的「新歡」小老婆。

　　在此情況之下，我們只有兩條出路：或準備暴動，提出一進攻的政綱與所謂左派公開談判，談判不遂，即公開宣佈左派叛逆革命的罪惡，將其政府與中央推翻而改組之。或者完全投降，贊成修改或拋棄三大政策，停止工農運動也可以，分共也可以，只要你在南京未打下以前，不驅逐或屠殺C．P．。在此條件之下，還可合作東征，還可給草與國民政府及唐生智吃。

　　前一出路，在魯易初提出進攻及罷工示威之時有此傾向，但不到三日即被打消。在此情況之下，自然只有由鮑羅庭同志領導我們走後一條路。所以此時顯然不需要一個進攻的政綱，只需要一個投降的政綱，即不提土地革命，不提工農武裝；而只加重取締工農運動之過火，把武漢政府一切赤色的標幟皆塗黑，由此去博得東南「工商業者」之同情，我們暫時受此委屈與他們合作東征，待東征成功渡過現在的難關，然後再與他們談別的事情。老鮑的意見完全是這樣的。所以此時他所亟亟經營的只是想拉住汪精衛、唐生智來吃他的草，交換條件只是要他們答應在東征時期暫不實行分共，此案暫時保留到打倒蔣介石後再說；希望他們在各將領間去疏通疏通。可是唐生智直接間接的答覆是怎樣呢？「對呵！我也是如此想，分共案最好保留到南京打下後再討論。無奈這些赳赳武夫不聽我的話，只聽何鍵的話。所以最好還是C．P．顧全大局，自動的解決這個難題！C．P．須知現在也非常危險，我也拿不住我們部下！」這是甚麼意思呢？這是要C．P．自動的退出國民政府及國民黨中央，免得武人動手，因為「我也拿不住我的部下」。這個意思開始還是暗示，後來汪精衛、唐生智公開的明說，汪精衛把譚平山請去，要他與蘇兆徵同志立即上辭呈退出國民政府；唐生智則提出優待的辦法，送譚部長、蘇部長出洋考察。老鮑對於後一辦法表示可以採納！

　　於是最後的買賣是很明白的：老鮑與C．P．所要的是在東征時期還不要實行分共；汪精衛與唐生智所要的是東征時間還要吃草，還要請蘇俄的借款快些匯來。「請你保留分共案到南京取下後再談呵！」「請你電催蘇聯借款迅速全數匯來呵！」這是最後的交易。

　　老奸巨滑的左派政客與新軍閥還要討些便宜，是很顯明的。在我們「東征時間不要實行分共」的語氣中，也可看出「實行」是不願意的，但「議決」分共或許是可接受的；橫豎這是個實際問題，他們的議決不過是句空話，他們哪有勢力來管理黨部和民眾團體，在東征時間，他們尤其無此力量，而且他們互相間的衝突還多呢；即使他們現在決議分共，待打到南京情形變換，難道不能再作道理？這種空氣，從老鮑起，在政治局中是可感覺的。假使後來國際訓令不來，也許引領我們這樣去投降，即一切草料給他們吃，讓他們議決分共，待打倒南京後情形變易再作道理。

　　魯易在他所擬的最低限度的國民革命政綱中仍然提出土地革命、工農武裝、懲罰反革命及討伐廣東。這些都是他與老鮑不同的。至於對左派關係及綜合過去所決定之限制工農店員要求等具體條件，都沒有不同的意見。魯易自從上次受一打擊後，再也不提進攻和準備決裂了。他此時的精神，似乎趨向於經常的合法的政治路線：（1）想極力拉住汪精衛為左派中心；（2）想擴大左派武力，以鄧演達、張發奎為中心；（3）想在白紙黑字上維持土地革命、武裝工農的原則；（4）湖南反革命問題要求國民政府懲辦；（5）對於東征未表示反對，但仍提出南取廣東。事後追論魯易始終不失為一個書生；原則是在紙上維持著，實際問題一個也未見到，此時的實際問題是「決裂」、是「暴動」，是以群眾的勢力沒收土地，武裝工農，是以群眾的勢力推翻假左派而建立群眾真正的左派和政府；維持原則的政綱之作用不過在用以公開談判，揭破假左派首領汪精衛等之假面目和藉以與之做正式決裂的口實與號召罷了。此等政綱只有是堅決的準備與汪精衛等決裂才有作用。魯易既始終要拉住汪為中心，又始終要提出汪所不能接受的政綱，這是老鮑始終有力制勝魯易之點。魯易的主張始終是矛盾的，老鮑卻是始終一貫的，因為他的主張始終是順從汪等的心理與需要的。始終要拉住汪，是老鮑與魯易相同的；但魯易始終願做汪的頭，老鮑始終願做汪等的尾。結果魯易是「既不能令，又不能受命」；老鮑是「既善順隨，又會揣摩」。

　　現在再敘述些別的事情：

　　魯易所擬擴大左派武力的計劃實行了麼？沒有實行。此計劃原本不始于魯易，在前一期的常務會秘書廳即有此決定，但未實行。鄧演達隨從第二期北伐出發後，中央軍事委員會之權落于譚延闓、程潛、孫科之手，他們大大縮減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之經費，並擬遣散教導團或歸併於各軍，這完全是向鄧演達進攻的。我們曾幾度計議打破此陰謀，故在鄭州將下時即派國燾同志前去河南，與鄧商議此事，並謀左派之新團結。然鄧演達自討論土地問題時受譚、唐、程、孫等大眾之排斥，不得不離開武漢，隨軍出發，故他異常消極，且受託羅斯基派俄顧問的影響，傾向於第三黨之說，即取消C．P．與國民黨左派合併組織第三黨。其實也是空話，他只是消極悲觀。現在魯易是想擴大張發奎的勢力，此事老鮑堅決反對，因此C．P．中央軍部負責同志及中央政治局多數亦堅決的反對，以為這個意思一露出，唐生智等馬上就要和我們翻臉，何鍵馬上即會暴動政變。但是魯易終不死心，竟把此意完全告知汪精衛。

　　現在再說工農武裝。自上海失敗之後，「紙老虎」的工人糾察隊說迅速發展，雖然五次大會決定軍事工作的新方針是破壞一切舊軍隊和武裝工農，然此新方針從未在五次大會後的中央軍部執行。在五次大會時有改稱「國民黨工農義勇軍」說，五次大會後，則以工人糾察隊、農民自衛軍改編入正式軍隊之論極佔優勢。夏鬥寅叛變時，湖北全省總工會糾察隊有逃走怯懦之現象，遂愈益確定了這種「改編入正式軍隊」的方針，此方針亦成為政治局中的國是，雖然沒有正式決議，如此寫明，然精神和工作上完全是朝著這個方向走。這種軍事工作的新方針，在現在看來顯然是機會主義的另一方面，並且是違反五次大會決議的。夏鬥寅之變，我本決定乘機擴大工人糾察隊，向國民黨中央要求發槍及月費，汪精衛等也曾口頭應允發槍二千支及月費若干；但後來他們又故意推延不發，我們也不去積極要求。政治局中常有人替汪等如此原諒：「也難怪他們，武器不是好玩的，現在工農在他們看來如此過火，他們自然怕工農拿著槍便要轉來打他們自己呵！」兩湖議決案通過之後，湖北省委對於擴大工農武裝及省防軍之事曾有一度計議，但不久「進攻」空氣消沉，這種計議亦隨之消沉。

　　情形是向嚴重方向迅速發展。「進攻」的微波打落之後，中央政治局的精神愈益混亂不振，大家都沉悶得很，又象迷失路途似的。對於每一問題都是動搖的、猶疑的。此時可舉和森來做例：和森深感於對帝國主義和小資產階級的兩讓政策沒有出路，又見全國反帝高潮已停止半年，尤其是武漢；有一夜與獨秀、立三縱談這種感想，因主張提高反帝運動，甚至不惜掀起武裝干涉，在抵抗武裝干涉的反帝高潮之下來猛烈的實行土地革命。當時獨秀、立三皆以此主張為然，翌日在常委即決定發一提高反帝運動的通告，並特別寄一信與上海，內中參加些獨秀和立三的意見。在此通告及信的說明中，顯然表示一種沒有出路的冒險主義、拚命主義的精神，及藉民族爭鬥來遮掩階級爭鬥之理論上的根本錯誤。（這次常委會有獨秀、立三、國燾、和森等四人參加。）此通告及信發出之後，和森自己感覺不正確，因於翌日及第三日連續召集二次擴大的常委會，請政治局全體來參加此問題之討論及決定，但二次都只有獨秀、和森二人出席。獨秀說反帝運動是我們的經常工作，何必再三討論；和森說此通告及信與對帝國主義的讓步政策根本相反，而且其中的說明我不敢自信是正確的，必須提出於政治局正式討論。是日下午，秋白來常委，和森對秋白說：此信及通告請你仔細看一下，若不是完全對，便是完全不對的。如若不對，便是一種蒲蘭克主義呵（蒲蘭克是法國一個小資產階級社會革命家，蒲蘭克主義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看來便是一種另一形式的機會主義）！政治局會議正式討論此問題時，魯易指明提高反帝運動是對的，但其說明在理論上完全錯誤，並且指明不惜帝國主義武裝干涉之冒險政策亦是錯誤的。當時和森自己提議國燾另起一通告說明前一通告及致上海信之錯誤，這是當時混亂的表演之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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