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機會主義史(2)|蔡和森

党的機會主義史(2)

　　魯易之後，和森發表的大意是：「我們聽了老鮑和魯易的演說之後，發現兩種完全不同的意見和政治路線。在老鮑的演說中，有些動聽的辦法是可寶貴的，但試拿以與國際決議案相比較則完全與其原則相違背：如國際決議教我們實行土地革命，而老鮑則教我們只要做到減租、減息便是頂好的土地革命！又如把一切罪過通歸於工農運動過火，而認現在代表土劣、地主、軍閥的國民黨中央一點不好的傾向也沒有，反教我們去擁護他們咒駡民眾運動，取消民眾運動的法令；這樣，還有甚麼原則？至於魯易同志所說的一些原則都是很對的，很可寶貴的，只可惜沒有說出辦法，每次開會都象上課一般，只是空空洞洞的教我們一些原則，這是不夠的。代表土劣的國民黨中央已經不是左派，我們應當推翻他，在原則上是對的；但我們對左派群眾的工作還是一點沒有準備。現在要一聲呼喊與國民黨中央決裂，事實上不是政變也要發生政變的。至於魯易忽然提出工農民主獨裁制，也與國際決議不相合，是否國際有所改變應請說明，我看來，老鮑是有辦法而無原則，魯易是有原則而無辦法……」。

　　秋白同志接著說道：「和森同志的批評是很可笑的：在他看來，仿佛魯易與老鮑之間，一個懂得『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原則，一個不懂得『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原則似的。其實老鮑與魯易在根本原則上並無不同，只是對於國民政府內資產階級的成分是否完全排除的估量上有點不同，在魯易及莫斯科的同志們以為中國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業已成功，國民政府內已經完全沒有資產階級的成分，所以認土地革命可以儘量實行。老鮑則認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還未成功，因國民政府內還保留許多資產階級成分，所以土地革命不能徹底實行。我（秋白自謂）也覺五次大會決議關於這一點沒有指明，太把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說完全了一點，仿佛此聯盟完全成功了，沒有資產階級成分了，這是一個缺點。」

　　在有一場政治局會議，獨秀同志在報告中說道：「我昨日與老鮑談話，老鮑指出湖南農運不是我們的領導，而是地痞與哥老會的領導。這樣怎得不糟！」這個新發明在不接近群眾的中央政治局看來，真是動聽。由此農運的「地痞論」成為中央政治局的國是；每一個農民運動的通告除了抄寫一些國民黨咒駡農運訓令之外，一定在組織方面要禁止地痞做農協委員，一切農協委員皆應由在業農民、未離開土地的農民來擔任。這個也成為天經地義了！

　　湖南馬日（五月廿一）事變，不是許克祥的功勞；乃是湖南省委負責人及中央特派員指揮自潰的結果。從五月十八日以來，省委即知道許克祥將響應夏鬥寅，中央特派員及省委負責人，先日分析政治，謂將是唐生智整個的叛變，武漢一定已沒有了，以為沒有辦法抵抗，只有逃赴江西邊境去。明日知道河南鄭州已下，武漢無恙，則又分析政治，以為許克祥不會暴動了；最後知道許克祥確要暴動，省委乃自行解散，重要人每人發二百元，次要一百元，各自逃亡，「藏兩個月再說！」後來五人臨時委員會決定號召長沙附近各縣卅萬農民于五月卅日進攻長沙，李維漢同志見此命令大發雷霆，斥為小孩子的把戲。他的理論是：「即使我們能取得長沙，唐生智便要與武漢政府翻臉，是我們有了長沙而沒有了武漢。現在武漢政府既然存在，便只有請求國民政府用法律手續來解決！」[2]

　　鄭州下，搖動不堪的、逆跡顯著的假左派首領他們都赴鄭州開會。此時中央政治局開了三次重要的會議。一次是討論鄭州下後的北伐問題；此時馮玉祥反共態度已較明，獨秀同志已悟前此北伐政策之錯誤；他現在所憂慮的是馮玉祥所唱的「共同北伐」（號召武漢南京共同北伐），他知道共同北伐成功之日，便是共同解決C．P．之日，所以此時獨秀同志及老鮑都認「東征」是唯一出路。在此次討論中，獨秀、立三、秋白是主張東征的；魯易、平山則仍主張南伐取廣東；和森則主張解決兩湖問題。當時和森這樣說：「現在我有個奇怪不同的意見：北伐是馮玉祥的事，東征是唐生智的事，都與我們無關，我們不要再為他人作嫁衣裳，伐來伐去，依然兩袖清風，一無所得！這便是說現在我們必須堅決的自覺的來幹我們自己的事，來找我們自己的地盤和武力。這便是指擺在我們面前的兩湖問題應首先解決。許克祥的反革命，任他在湖南延長的發展，我們所在地的湖北，自夏鬥寅叛變後，已有四十三縣的農民和農協處在土劣軍閥的白色恐怖之下，死的農民已達三千以上。擺在我們面前的兩湖反革命大暴動不解決，而高唱東征、南伐，只是一句空話！」當時和森提出所擬之湖南、湖北的決議案（已在常委通過）要求政治局討論追認。關於湖南決議案的大要是：（1）堅決的號召廣大的農民群眾以自己的勢力來解決許克祥，向長沙取圍攻封鎖之勢；（2）絕對的不要相信和倚賴國民政府合法的解決，他是故意縱容許克祥的，即使有所謂合法解決之日，他不過是用法律手段來代替許克祥暴烈手段，即合法的來取消農民運動；（3）自動的沒收土地，農民勢力到那處即將那處的敵人殺盡，土地沒收，並建立鄉村政權，實行赤色恐怖；（4）在此反許爭鬥中，應發展農軍至五萬以上；（5）在最短期間應發展國民黨群眾至卅萬以上，準備推翻現在代表土劣的國民黨中央。關於湖北是：（1）積極號召全省農民群眾抵抗白色恐怖，向地主、土劣、軍閥猛烈反攻；（2）積極利用省政權（當時在我們之手）、縣政權，擴大省防軍及工農武力，儘量肅清各縣一切敵人；（3）儘量擴大武漢三鎮工人糾察隊及同志的武裝；（4）自動沒收土地；（5）迅速準備廣大群眾勢力推翻國民黨土劣的中央機關，並改組之。此日恰好國際來了一個電報，責斥中央對於土地革命的態度不堅決，責斥平山就職演說之回避土地革命，警告中央改變態度，否則將在國際機關報上公開批評，同時指令迅速反攻並解決許克祥，農民自動沒收土地，否則中國革命將一敗塗地。魯易看完兩湖議決案之後，表示完全同意，認為與國際來電相合。翌日魯易提議要求國民政府討伐朱培德，同時我們派五十名軍事同志赴江西，準備暴動推翻朱培德，和森根據此意用常委名義發一準備暴動推翻朱培德的訓令於江西省委。後來平山表示反對。

　　此時中央政治局有點「進攻」的新空氣。同時湖北省委根據上述之湖北決議精神開了一全省代表會。在湖北各地做國民黨工作的同志，經過中央常委的指示，開始宣傳反對反動的國民黨中央。同時派去大批軍事同志赴湘發展農民暴動，推翻許克祥。這些軍事同志去時，中央常委出席說明是要準備對付整個的唐生智的反動之到來。於是中央與國際代表之間，組織一湖南特別委員會，專為指揮湖南暴動。後來此會開會數次，外國同志將暴動計劃改了又改，同時所決定之款項遷延不發，而我們已派去大批軍事同志前去，須要計劃與款項異常之急；最後外國同志聽了一個不關重要的報告，認為我們自己在湖南的勢力已完全瓦解，暴動為不可能，對於前次所決定之款完全翻臉。於是軍部周恩來同志與魯易大鬧一場，取消此委員會。

　　鄭州下後，中央政治局另一場會議，獨秀同志作了一個樂觀的政治報告，大意是：張發奎軍隊已自動的撤回武漢，唐生智軍隊亦繼續撤回武漢，是共同北伐的計劃已被打破，共同解決C．P．的危機業已延緩。魯易接著指明現在情形並不允許樂觀：反革命繼續在湖南發展，繼續屠殺工農和我們的同志（其時長沙C．P．省委整個被殺），馮玉祥在河南反動，朱培德在江西反動，驅逐一切C．P．分子和政治工作人員出境；他指明現在我們只有向敵人進攻才有出路。當時和森贊成這個進攻論：「我們中央政治局，從今日起，必須具一種明確的意識：再也不要說甚麼讓步，什麼取締工農過火這類的話了，今後我們的任務再也不要退讓而只是進攻。我們應首先向反動的國民黨中央下總攻擊，我們要向民眾動員起來攻擊他，我們要在機關報上動員攻擊他，同時我們準備一進攻的政綱，待汪精衛等由鄭州回來與他們正式公開談判，揭破他們的假面具」。當時任弼時同志提議發宣言，於是宣言、政綱皆推魯易起草。同時魯易提出兩個「驚人」的建議：（1）武漢全體工人總罷工，反抗國民政府縱容許克祥，漢陽兵工廠工人應特別罷工，表示不解決許克祥不再造槍炮殺自己的人；（2）發一反對朱培德、馮玉祥、許克祥的宣傳大綱，並提出要求免朱培德職及討伐朱培德的口號，此兩提議雖經多數長久之猶疑與爭辯，卒得勉強通過。

　　可是通過此案的消息傳出去之後，真是聞所未聞的駭人聽聞！老鮑聞之，氣得要死；彭述之聞之，到處宣傳中央與湖北省委「荒唐」，「竟喊出打倒朱培德，討伐朱培德的口號呵！」譚平山聞之，臭駡魯易左派幼稚病，不懂中國情形……於是群相告語，若大禍之將至：「這不是與國民政府決裂麼？我們有甚麼準備，能這樣開玩笑！」「兵工廠罷工來一個屠殺怎樣辦？」「國民政府、唐生智、朱培德、馮玉祥……一律表示反對，我們有何力量抵得他們一個打擊？」「荒唐！」「幼稚！」「發狂！」……如此等等，儼然大禍將至一般。為甚麼這樣驚慌，這樣駭怪呢？因為退讓已成習慣，對於國民黨和新軍閥已養成一種馴順的心理，現在忽然有違反此心理與習慣的決定，所以莫不大驚大怪起來。這是證明機會主義入人之深，已使一切上層同志沒有階級的仇恨情緒與感覺；天天坐視許克祥在湖南，夏鬥寅在湖北，朱培德在江西，馮玉祥在河南屠殺、放逐、壓迫我們的同志及工農群眾，這處無抵抗，那處也無抵抗，久而久之，遂把一切上層負指導責任的同志的階級感覺與仇恨都麻木了。反之，對於久相往來的大人物、大領袖之馴順恭謹的感覺卻異常靈敏，所以此時下層群眾所感覺奇怪的正是「C．P．何以此時不反抗許、朱、馮等的屠殺壓迫，及國民政府的縱容？」而上層同志所感覺奇怪的完全相反，乃是「為甚麼此時我們可反抗國民政府，及汪、譚、朱、馮、唐……等？」

　　於是下一場會議，要求取消原案（由多數的反對）。此時和森雖還一度堅持，然魯易自己表示：「現在既然一些職工運動的重要同志都不贊成罷工反抗國民政府，自然可以容納大家的意見修改原案。」秋白亦說：「我們進攻是應有準備的，全無準備而冒然進攻是無益的」。於是立三提議改反抗的示威罷工為歡迎北伐軍凱旋的罷工。同時關於朱培德的口號，亦大加修改。

　　由以上的記錄看來，從夏鬥寅、許克祥叛變之時起，我們便應以「進攻」、「暴動」、「政變」為中心問題；因為從這個時候起，地主、土劣、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上層及國民黨左派已公開的向我們進攻，向我們暴動，向我們政變。只有以進攻對付進攻，以暴動對付暴動，以政變對付政變才能制勝一切敵人。在夏鬥寅叛變之時，魯易還認左派關係為我們中心問題，這是與老鮑同樣錯誤。後來否認此左派而主張推翻其中央，這是魯易的進步；可惜他不能貫徹此主張，公然不諱的承認有「決裂」和「政變」之必要，老鮑反用決裂和政變來反唇相譏，魯易輒不敢自申其說。鄭州下後，魯易指明時局之嚴重，第一次明白的提出「進攻」的標語，這是非常之對的！假使魯易能堅持，不因一時之反對而自縮，結果一定可在中央政治局樹立一種進攻的指導去替代那退讓的指導。可是魯易自己不能堅持，一經反對便自行讓步。從此中央政治局遂永遠不能超出退讓政策的厄運；「進攻」的空氣剛一抬頭即為西北學說的無形勢力所打落。

　　當魯易提出罷工原案時，有一句話說得很對。他說：「現在有一種社會民主黨的理論，企圖反對進攻，便是說我們沒有準備不能進攻。」他這句話是指老鮑的。其實湖南五百萬農民的組織，雖受打擊，並未冷卻火氣，兩湖工農勢力縱不雄大，也不致一個反抗的罷工都不能做。在此情況之下，還以無準備為藉口去阻止進攻的方針之提出，當然是一種西北學說的機會主義。

　　當鄭州未下之前，唐生智的危機並不減於我們。因為他的主要部隊都開赴河南，湖南異常空虛，留駐湖南之兵，連湘南、湘西計算，不及四團；而我們湖南農軍的槍枝早已超過三千以上，葉挺軍隊借迎擊夏鬥寅已扼粵漢路而留駐湘鄂交境，同時湖南有二十縣以上（最著者有長沙、瀏陽、湘潭、湘鄉、寧鄉、益陽、茶陵、攸縣、湘陰、衡陽、衡山、郴縣、祁陽、耒陽、安化、新化、安源、萍鄉、醴陵、汝城……）的廣大農民群眾，不顧省委之潰走及中央特派員取消暴動之命令，他們英勇的堅決的自發自動的暴動起來，唐生智是完全可以推倒的。並且在我們的政變勝利之下即可用民眾的勢力來改組國民政府及國民黨中央，而成功我們領導之下的真正工農小資產階級民主獨裁制。這個可能在當時確是有的。唐生智很懂得這種可能的危險，所以他在當時極力向我們卑詞下禮，常常從前方直接打電報於我們的中央表示他的忠實，常常在前方故意公開講演擁護三大政策，反對許克祥，否認湖南農民運動過火，總括一句，他的言論，比汪精衛、譚延闓任何一個都左得多。他為甚麼要這樣表示呢？便是他怕我們在兩湖起暴動，又知道我們有取得兩湖之可能，乃故意卑詞下禮來緩和我們，使我們相信他不是夏、許叛變之主謀，使我們相信他有自己回湖南解決許克祥之誠心。果然不錯，我們就中了他這種鬼計！

　　第二期北伐有一點好處，便是將唐生智在兩湖的主力軍調出三分之二于河南。假若我們有先見之明，乘此時機準備兩湖暴動，用自己的勢力來鞏固兩湖根據地，來實行土地革命，來改組國民政府及國民黨中央，勝利一定是我們的。老鮑根本無鞏固革命根據地和實行土地革命之志願，不必責備他；魯易徒有此志願而完全不知利用北伐出發後之形勢，消極方面只知反對北伐，積極方面只知要取廣東。老鮑無異拋棄兩湖想西北，魯易無異拋棄兩湖想廣東！廣東與西北雖不同，其忽視兩湖是一樣。

　　當夏、許叛變時，我們曾說：「這是唐生智的三月廿」。話雖如此說，可是全不知利用「三月廿事變」的經驗與教訓來對付唐生智。三廿事變的經驗是甚麼？蔣介石原先本擬與我們完全決裂，後來檢查他自己的勢力完全使他失望，因為三月廿以後，黃埔軍官學校學生整個左傾，反對蔣介石，不服從蔣之命令或調遣；同時其他各軍如譚延闓、程潛之湘軍，朱培德之滇軍，在三月廿都是反蔣的。所以三月廿事變是我們的危機，同時也是蔣介石的危機；蔣於此危機之下只有高唱北伐，找他自己的出路。三月廿事變的教訓是什麼？是一味退讓而不知反攻。假使三月廿以後，我們能發動憤不可遏的工農勢力及左派軍事勢力來對付蔣，蔣是無可如何的。現在拿上面所述的情形來對照唐生智的三月廿，情形是很相象的，性質與程度卻更嚴重了；因為此時兩湖發展的工農勢力比較廣東三月廿時要大十倍以上，同時湖南五百萬有組織的農民已實行用自己的勢力在那裡進行土地革命，建立自己的政權。因此所有一切國民革命旗幟下面的新軍閥都傾向反革命，這些都是性質上程度上更嚴重的地方。因此唐生智經營他自己的三月廿（實際是五月十八）到四月十二（實際是七月十五），與蔣介石便有些不同：蔣介石積極經營北伐，唐生智對於第二期北伐的態度是不積極的，他開始很不願意調出他的主要兵力于河南，他知道這個時候對於他兩湖的地盤太危險，蔣介石知道兩湖、江西拿不住，故拚命經營東南做他的根據地，唐生智則始終知道要鞏固兩湖做他的根據地，後來之高唱東征不過是一種政治作用。在理我們應當怎樣去制勝唐生智的三月廿到四月十二呢？我們只有百倍的利用三月廿事變的教訓，乘唐生智兵出河南之後，在兩湖舉行我們自己的三月廿和四月十二。縱不然，在夏、許叛變之後，我們以暴動對付暴動，以自己的勢力鞏固兩湖，做我們土地革命的根據地，這樣做去未有不勝利的。夏鬥寅叛變時中央政治局中有此萌芽之提議，已屬遲了一點，鄭州下前的兩湖決議案更遲了一點，鄭州下後的魯易提議已屬太遲。然即此一些偶然的萌芽的遲緩的類似「進攻」之微波，在西北學說的大海中是起不了甚麼影響和作用的！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