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機會主義史|蔡和森

党的機會主義史(1)

　　党的機會主義史[1]（一九二七年九月）

　　（一）黨的產生時期

　　有人說：「中國C．P．從產生那日便是機會主義的」。理由是：（1）是由幾個知識分子大學教授產生的；（2）開始以來便做出許多錯誤。

　　這種理論完全是不對的。

　　中國C．P．是俄國十月革命後中國工人運動的革命的產兒，他不是由幾個大學教授產生的，而是從「五四」運動後中國幼稚的革命的工人運動產生的。他產生的時期在國際上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俄國無產階級已取得政權；在國內是歐戰期中，中國已相當的工業化，從香港、廣州、上海以至北方紛紛開始初期的自動的罷工爭鬥與組織，開始移向于要形成一個獨立的社會階級。中國C．P．便是從這個客觀情形之下產生的。所以他不僅不是一個機會主義的產物，乃是世界革命運動和中國革命的初期勞動運動的產物。他的產生中有光榮的革命的歷史背景是很明顯的。現在機會主義派欲文飾其自己的罪惡，故不惜污蔑黨的產生的歷史。

　　黨的初期不是沒有錯誤的；但卻是一些偶然的零碎的錯誤，而不是嚴重的系統的機會主義，現在列舉這一時期的所謂有名的錯誤如下：

　　（1）所謂只注重經濟爭鬥忽略政治爭鬥。這便是說：「最初的黨只知做勞動運動而不知做政治運動。」後來一些懂得政治的同志所攻擊過去一切做勞動運動的活動分子都是「工團主義」，其實這類錯誤縱有也是很稀少很偶然的；在黨的初期勞動運動中始終未形成一種所謂工團主義。党的初期注重工人經濟爭鬥，借此發展階級覺悟與組織，這完全是對的。另一方面，不要忘記二七是中國工人第一次嚴重的政治爭鬥。

　　（2）與吳佩孚的關係。與吳佩孚接近的政策是當時國際代表主持的。彼時縱然一、二同志對吳多少有些幻想，然始終未上大當，幾個同志利用交通部的職務，迅速地發展了幾條鐵路的工作，剷除了交通系工賊在各鐵路的勢力；同時在文字和口頭的宣傳上，亦從未散播幻想於群眾之中。「二七」之後，工人代表及群眾自動的決鬥起來，便是對吳沒有幻想的表徵。這些情形與所謂「與馮合作」「與蔣合作」「與汪合作」對照一下，便知完全是不同的。所以當時利用吳佩孚的政策並未做出機會主義的錯誤。

　　（3）所謂第三次大會中的左派幼稚病。這是當時張國燾蔡和森兩同志反對馬林及獨秀同志：「一切都到國民黨內去做……」，對中國C．P．與無產階級勢力發生悲觀傾向的一種反響。國燾、和森並不是根本反對加入國民黨的政策（第三次大會前，根本反對加入國民黨的只有陳公博、李漢俊、沈玄廬、楊明齋幾人及一部分廣東與湖北的同志……

　　（編者注：以下原件殘缺）

　　（載《順直通訊》第2期　署名：蔡和森）

　　一　機會主義下的中央政治局

　　五次大會開幕約兩星期，五月十八日夏鬥寅在湖北叛變，同時許克祥在長沙叛變消息亦非正式的傳來。和森與立三提議葉挺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全部武力立即佔領粵漢路，兜剿夏鬥寅，若唐生智全部叛變，則直由粵漢路取湖南為根據地，再進攻湖北與廣東；同時發動一切工農群眾起來作殊死戰，乘機擴大工農糾察隊武裝，並開赴前敵助戰；同時提議積極準備武力對付，以暴動對付暴動。當時魯易與秋白同志以為現在中心問題還不是軍事問題，乃是與左派關係的問題，只有與左派關係弄好，一切政策才有中心，現在急務便在建立此中心。

　　當時實際情形是這樣：夏鬥寅叛變一起，進攻武昌，距武昌只四十裡（抵紙坊），所謂左派首領皆嚇得面無人色，魂飛天外；民眾間亦大起恐怖，紛紛逃亡，即工人糾察隊亦有逃亡者。同時譚延闓、唐生智互相放出相反的宣傳：唐謂此次兩湖事變是由譚延闓勾結他的部下何鍵起來的，譚謂此次事變是唐主使的，是唐生智的苦肉計，可見C．P．一面在湖南胡鬧，一面又相信唐生智之不智……。當時和森根據各方面所得材料（此時和森暫代秘書長），證明以上兩種宣傳都是故意蒙混耳目的，譚之參加此次陰謀固不待說，夏、許、何是唐的部下，兩湖是唐的地盤，哪有唐反置身事外之理？可是魯易當此緊張之時不僅未把政治局的中心問題置在鎮壓反革命上，反而把他建立在所謂與左派的關係上，這是與老鮑全然相同的。

　　和森、立三的提議採用了一半，便是葉挺及中央軍校的武力都開去迎擊夏鬥寅，工人糾察隊要求國民政府從漢陽兵工廠發二千支槍，並幾千元月費，汪精衛等在口頭上答應了。中心問題既然還是「左派」問題，於是對於夏鬥寅的叛變只當作是一件臨時的事變去應付。中央政治局的全副精神力量自然只集中于所謂左派關係問題。這便是我們在兩湖失敗的致命傷。兩湖始終是由於放任夏鬥寅、許克祥的暴動在肘腋之下長期發展失敗的！假使中央政治局一開始便集中全力於剿滅反革命，用我們自己的力量鞏固兩湖根據地，我們決不致遭受後來那樣不榮譽不爭鬥之可恥可羞的大失敗。假使當時認為中心問題，是以全力撲滅夏、許及唐、譚一切反革命的陰謀，結果也許可使所謂「左派」自動搖而穩定，由離心而向心的，也只有這樣才能改良與左派的關係。因為所謂左派完全是隨勢轉移的；夏鬥寅、許克祥地主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發展，他們一定要趨向於反革命；我們工農能以自己力量剿滅一切反革命，他們也許中斷反革命的傾向。

　　當然以上所說，都屬事後追論。當時和森、立三並未真知著見到如上所說之深切。不過假使當時魯易能因和森、立三那種本能的偶然的提議，把中央政治局的火線集中於發動自己的勢力去撲滅一切反革命和陰謀，兩湖是決不會失敗的那樣迅速和可恥。

　　在夏鬥寅叛變時的緊急會議上，除了決定一些葉挺出軍及發動民眾勢力，擴充糾察隊等辦法之外，又推魯易起草一個關於夏鬥寅叛變的宣言，在此宣言中，現在可指出兩點錯誤：（1）承認農民運動的過火，但不是中國C．P．做出來的，乃是農民自己做出來的，便是說中國C．P．不負此過火的責任；（2）承認C．P．不僅保衛工農利益，並要保護中等階級工商業者之利益，號召這些中等階級工商業者不要受夏鬥寅的蠱惑欺騙。從這兩點看來，可見魯易也喪失了頭腦和原則！

　　不久湖南許克祥的馬日事變證實（但中央特派員李維漢同志及湖南省委始終無報告來），老鮑異常焦急，急欲與平山及國民黨中央所決定的查辦代表團（老鮑、平山、彭澤湘、陳公博及唐生智代表二人）赴湘，一面查辦許克祥的叛變，一面查辦農運的過火。此事是老鮑決定的，魯易是反對的。結果老鮑偕此查辦團行至岳州，許克祥來一逮捕與就地槍決之電，六人皆逃回武漢！老鮑這種主張當然是很錯誤的：（1）查辦農運過火是原則上的錯誤；（2）不想用武力去對付反革命，而想用合法手段去查辦反革命，根本是笑話；（3）「單刀赴會」的故事演不成，結果更喪失了所謂國民政府及老鮑的威信，反革命愈益張目。魯易反對是對的；可是魯易也只知消極的反對，並提不出積極的辦法。

　　在有一場政治局會議上，魯易與老鮑各自發表長篇的演說。老鮑的大意是：（1）現在國民黨的左派還是好的，他們沒有甚麼錯誤和不好的傾向。一切錯誤都是工農運動過火，我們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領導農民運動，領導湖南農民的是「地痞」與哥老會而不是我們；（2）我們現在必須向左派讓步，繼續取得與他們合作是中心的問題，假若現在我們與他們決裂，便是中國革命完全的失敗，我們將甚麼也沒有；（3）繼續與國民黨合作便是指與他的現在的中央合作。國民黨的中央現在還是好的，離開他的中央，或推翻他的中央這不是決裂便是政變。現在黨內有此危險的傾向，應攻擊此傾向（暗指魯易）；（4）農民運動只要能做到減租、減息、鄉村自治等，便是我們的勝利，便是土地革命；（5）C．P．中央及一切工農會現應發表宣言，號召群眾擁護國民黨中央及其政府最近所公佈之一切取締民眾運動過火和錯誤的法令。

　　魯易的大意是：（1）現在國民黨中央及其政府已經不是左派而是土劣、地主、軍閥的代表。我們應號召左派群眾起來推翻他們；（2）推翻國民黨現在的中央，並不是根本決裂與政變；（3）我們現在應一直到工農民主獨裁制（未多說理由）；（4）C．P．中央應發宣言反對國民黨中央及其政府近日所公佈之一切反動的法令，在這些法令中不僅反工農運動，並且保護封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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