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團擊敗後廣州政府的地位|蔡和森

商團擊敗後廣州政府的地位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迄雙十節為止，廣州政府對於操縱商團的少數買辦階級委曲遷就，坐令反革命形勢一天一天的擴大緊張，記者對於留守當局曾再四加以逆耳之警告；在雙十節商團軍慘殺工農學生群眾的時候，政府軍警措置之失態，記者在本報上期尤加以痛切之批評，——這個批評裡面曾有兩句這樣憤激的話：「……我想中山先生若是了知留守者在廣州之所為，如不氣死於韶關，定要震怒而回羊城」。

　　果然本報上期付印之翌日，上海各報紛載中山先生已率軍回駐兵工廠，對於商團決武力解散。於是反革命的紙老虎，經十五那一日的惡戰便完全戳穿了。吾人於此，一面不得不稱讚中山先生之英斷；別面又不得不太息於前此姑息態度之失策，因為廣州政府若早日採取斷然手段解散商團，其犧牲與損失決不若今日之巨大可怖，令人不寧！

　　現在商團雖已擊散，不幸的事變雖已演完一幕，但接著便有兩個重大的問題值得我們討論：第一這次商團的擊敗果然算得是革命的勝利嗎？第二商團擊敗後廣州政府的地位將怎樣？

　　請先說第一問題。記者于此，實不敢樂觀。因為這次商團事件，一面固然是英國帝國主義及其卵翼的買辦階級圖謀反革命；別面這種反革命之所以潛生滋長卻是國民黨雇傭軍閥的武力革命方法之必然的結果。由這種方法產生的革命政府，不僅不能給廣東人民以好處，不僅不能實現平日所宣傳的抽象的主義，反而只能如軍閥政府一樣——苛稅雜捐，重苦人民以養那一批一批的軍閥頭領及浩大的土匪式軍隊。所做的事情，不是今天禦沈鴻英便是明天打陳炯明，不是招兵買馬便是興師動眾，人民不僅不感需要，而且反感痛苦與厭惡。在這樣情形之下，加以帝國主義之陰謀，那得不發生反革命？現在形式上雖擊敗了商團，同時革命政府精神方面的損失卻隨著軍隊的焚掠而益擴大。前此串通商團之范石生、廖行超、李福林輩，此次突然豹變圍攻商團，其目的決非忠於革命，但在乘機擴張勢力，增加槍枝，劫奪財貨，不言可知。至於衣不蔽身，食不一飽的各軍兵士，其動機全在乘機劫搶，更不待言。這樣搶劫焚殺的事實深印於廣東人民的腦中，更加以反革命黨及全國報紙的宣傳，革命政府精神方面的損失是不可諱言的。所以這次的斷然處置，在抵抗帝國主義及反革命方面本來極為必要極有意義，可是這種意義同時又被雇傭軍閥及其兵士的搶劫焚殺污染了！吾人于擊敗商團之後，勝利的感情不得不為懺悔軍事行動的感情之所掩，這是一切忠實的革命黨人所應當深思反省的！

　　第二，商團擊敗後廣州政府的地位將怎樣？這個問題比前一問題更為重要。在現在英美帝國主義全力幫助直系軍閥的形勢上說，這次廣州政府之難免于白鵝潭艦隊所驅逐，本是意料中的事。然而這次白鵝潭艦隊竟未鳴炮攻擊廣州政府，據《新聞報》載，領事團僅于十五日晚九時警告省署，勸即停戰，「否則當派兵登岸，武力調停」而止，這是什麼緣因呢？沒有別的，只是英國所謂工黨政府在革命的左派（即英國共產黨黨員）壓迫之下，炮艦政策究竟有所顧忌罷了。但廣州政府的地位便從此鞏固了嗎？不然，他有兩種不同的命運：

　　（一）國內戰事如曹吳絕對的勝利了，英國政局如工黨失敗而保守黨與自由黨上臺，那末廣州政府的命運一定是不能長久的；（二）反之，國內戰爭曹吳只能獲得相當的勝利，英國選舉結果工黨仍能握住政權，那末廣州政府的命運自然又可延長時日。

　　第一種形勢實現（便是英美帝國主義與直系的反動政局之完全鞏固）固然可怕，但第二種形勢也不見得可喜。因為在第一種形勢之下，國民黨卻可因而返於同盟會時代而實踐全國改組大會所決定之新途徑；在第二種形勢之下，這種新途徑永遠是白紙黑字不得實行，而不生不死的局面與雇傭軍閥的軍事行動勢非引導革命至於完全破產之日不止。

　　兩種形勢，究竟那一種會實現呢？這個問題在現在沒有什麼重要；現在所重要的卻在廣州政府目前（即兩種形勢未實現之前）對內對外的應付態度及其如何自處的根本覺悟與傾向。

　　傾向于保守政權維持現有的軍事局面嗎？那末對於如在其上的香港帝國主義者自然又不得不講究妥協謹慎之法，對於如在其左右的買辦階級自然又不得不留讓一些地步。傾向於徹底革命，實行改組大會所決定的新途徑嗎？記者不敏，竊願於此有所陳說：

　　軍事行動與廣州這塊地盤，經過這一場反革命的惡劇與軍閥頭目及其兵士的蹂躪焚劫，吾人更覺革命當局此時應深思猛省，具有改轍易途之決心。為什麼呢？因為經過這一場浩劫之後，廣州政府更是沒有方法可在印象不好的人民之前證明革命政府是有利於他們而挽回他們對於革命的同情。縱然革命當局有此意願，然而因為客觀事實的限制，絕無達到上述目的（證明革命政府有利於人民與挽回人民對於革命的同情）之可能。所謂客觀事實的限制：第一，坐養十幾萬軍隊，八十幾種苛稅雜捐萬不能實際廢除；第二，軍事行動欲罷不能（如北伐的把戲，對於北軍及陳炯明反攻的抵抗等），擾民害民之事只有日多一日；第三，滇、粵、湘、豫各軍閥之暗鬥，必然又有爆發之日，這在人民心目中，時時是恐怖厭惡之標的；第四，因為以上幾個原因，廣州政府依然一點真正革命工作和有利於民眾的事業不能做，這樣一來，只有使陳炯明和買辦階級反革命的宣傳一天擴大一天，民眾的感情一天轉移一天。現在商團雖在廣州及佛山幾個大埠擊敗了，同時有個更可注意的事實，便是城市的買辦階級與鄉村的大地主，城市的商團與鄉村的鄉團之普遍的聯合。反革命的宣傳正在一天一天的廣布於四鄉，這種宣傳一旦成功，而且事實上必然會使其成功，那時反革命挾四鄉農民以重來（有這樣的可能，帝國主義自然用不著露面的干涉了），其勢決不是可以撲滅的。所以即使革命當局現在對於廣州政權不忍割愛對於軍事行動不願撒手，將來也非完全失敗退出廣州不可。然而那時候的失敗，便是上面所說「引導革命至於完全破產」的失敗。

　　因為在事實上，即使傾向於保守政權維持現有的軍事局面仍然免不掉要失敗，所以記者希望革命當局，翻然覺悟，自動的準備改轍易途的方法。然則怎樣做呢？我們並不是要中山先生漢民先生無所作為立刻退去廣州，因為本文主要目的乃在希望決定拋棄廣州之前（即目前）怎樣做一點結束既往準備將來的工作。

　　這種工作，因為種種客觀事實的限制，吾人並不希望過大。吾人不是空想家，決不希望廣州政府在此時能收束十幾萬軍隊或改編什麼建國軍，更不夢想能實施國民黨新政綱之全部，因為這些都為廣州已成的局勢所不容許。吾人只在可能範圍內，希望革命當局在未離廣州以前做做下列四種工作：

　　（1）立刻停止無意義的北伐，盡可能縮小軍事行動，對於陳炯明及北軍只在消極方面採取守勢，使人民諒解國民黨非好戰之黨。

　　（2）以全力向工農及小商人群眾宣傳帝國主義與買辦階級之勾結，解釋前此革命方法之錯誤，今後國民革命應取之新途徑，使一般人民明瞭國民黨有改弦更張實踐上次全國大會宣言之希望。

　　（3）嚴懲串通商團縱兵劫掠之李福林、范石生、廖行超、路孝忱、易公策等，並將此等軍隊完全解散；嚴厲撤廢苛稅雜捐（賭捐在內），斷絕反革命軍閥之餉源，以表示不遺禍於粵人之決心；頒佈解放農人之具體法令，以斬斷鄉紳地主煽惑農民聯合買辦階級之後患。

　　（4）宣佈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扶植軍閥、助成內亂、壓迫革命之罪惡，號召全國開始反帝國主義時代之工作，而以實行收回粵海關主權請求全國人民之援助與同情。

　　以上四端，皆屬可行，記者所謂結束既往準備將來之工作，即系指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若以為然，可向廣東人民正式發一宣言，表明：「國民黨改途易轍拋棄廣州政權之決心；只須民眾了知其真正敵人之為誰，以及將來解救他們於二重（軍閥與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的仍然只有忠於革命的國民黨，我們便可撤銷革命政府而離去廣州，以開始全國反帝國主義時代之工作」。

　　這樣，暫時所失的不過是廣東之一隅，而將來所得的卻是全中國。一個革命黨只有積極促成全國革命形勢的成熟才能奪得全國的政權；只有奪得全國的政權才能實施其政綱以系民眾的信任，——蘇俄十月革命便足證明，因為麵包土地和平的三個口號，於十月革命之翌日便實現了。所以革命黨不拿政權則已，要拿便要拿一個全的；部分的政權，不僅於革命無益，而且有害，前前後後的廣州革命政府便是鐵證。廣州人民所聽聞的日日是什麼民權民生……，而所目擊與身受的卻是全然相反的戰爭、苛稅、雜捐、開賭、拉夫……等惡政。假如再把這種局面維持下去，人民只見得你是好戰多事，行不顧言，必愈益傾信於反革命的宣傳。反之，此時毅然決然宣佈停止北伐、收縮一切軍事行動與準備拋棄廣州政權，即使民眾感情一時迷於反革命而不易轉移，然將來必有翻然覺悟傾向革命之一日。因為他們將來無論在任何軍閥與帝國主義統治之下，必更加得不到和平，免不掉戰禍、苛稅與雜捐……。那時候，革命党才有真正勝利之可言。

　　廣州當局聽者：你們是要始終株守一隅呢，還是要獲得全國？願意自動的別開生面呢，還是願意徘徊于莫知所屆的舊十字路中？

　　（載《嚮導》第88期　署名：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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