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蔡和森 > 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 | 上頁 下頁 |
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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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湖會議上解釋小組織是偶然在表面上表現,完全沒有別的傾向,但這是錯的,理由如下:第一,為什麼中央執行委員會不在大會上對付消極分子;不按照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去實行改組上海支部。以後我們再看會議的決議。 (1)因黨最初組織理論和訓練的基礎都很幼稚,小資產階級的心理很濃厚; (2)因黨中央都不滿意國燾同志,所以借此誇大,以實行其攻擊的野心; (3)把組合書記部當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變形,一切事情由組合書記部發命令找活動分子去工作,不用經黨的通過; (4)國燾不善分配工作——因為有以上這些原因,一時很難消滅這些意見,影響還是存在; (5)廣東黨部問題及對陳炯明政策問題:第一,反對陳炯明——廣東同志很奇怪;第二,認不清對陳的關係,所以有偏袒陳炯明的傾向,一時不容易轉變態度——《群報》。陳公博他不贊成陳炯明,雖然反對陳炯明,但實際上幫助了陳炯明,因此中央去信嚴格責備公博、平山等,這時與陳有關係的等等同志並調回上海,公博反責獨秀,不久獨秀來俄後,公博等又在廣州辦《珠江評論》,主張聯省自治,胡適之在北京主張作聯省自治,獨秀在上海反對聯省自治,並說中國地大,交通又不便,主張聯省自治是不對的,我們不反對割據,而怕的為割而不據,他又主張作勞動運動,因此中央看見廣東黨部已變為陳的工具了,所以派人去調查,所得的結果:第一,《珠江評論》是陳炯明出錢辦的;第二,陳炯明辦勞動局要公博當局長;第三,反對中央對陳炯明的政策,並擬離黨而組織廣東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中央根據這報告即將陳公博、譚植棠開除,馬林亦贊成,並在《嚮導》上公開反對《珠江評論》。但廣東團體仍非常混雜,直到陳炯明失敗,始知道中央意見是對的,其原因是由廣東同志相信公博太深,其次相信陳炯明反對中山是對的,再其次不相信國燾,以為中央此舉為國燾所為。此時廣東情形非常不好,他們以為應開除國燾,後來公博去英國,植棠被開除。以至「二七」後中央移廣東,廣東同志始覺悟他們之錯誤。以上四個問題,只有一個是態度問題,其餘三個問題是根本的政治問題,這種傾向在幼稚的黨中是影響很大的,同時他們在黨中的地位很高,所以不得不與這種傾向奮鬥,這種奮鬥故是對的,這並不是什麼小的問題,而是根本的政治問題。國燾問題在表面上是態度問題,實際上是黨的紀律問題,不明白黨員與黨員的關係和上級機關與下級機關的關係,根本是反對紀律和集中制,至第四次大會始明瞭。 小組織問題,發生於第二次大會以後,動機是好的,但方法是錯誤的。應當不是另外組織活動分子,而要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去推進全黨進行,如這問題不解決必定發生派別,所以小組織的組織是不對的。因為在黨中有兩個方法,一是以活動的分子去推動消極的,一是將不革命的分子開除,這動機是對的,但方法是錯的。此外,廣東黨部問題,起初他們是不自覺的,後來完全是自覺的作陳炯明的工具。中央解決這問題,廣東黨部同志不明了,因這問題完全是根本政策問題,故寧肯失掉廣東黨部,也必須嚴格向廣東黨部的叛逆行為爭鬥,而這時馬林主張恢復陳公博的黨籍,這是馬林的錯誤。另外,在此時因上面種種原因,多數黨員對党是消極的,但這種現象是必然的,因為社會的背景不同,所以反映到黨中的政策不一致,發展到党中時,黨中央就形成政策的不同,黨的組織於是形成消極與積極,而影響到行動上來,但到現在我們的党能成為一個行動的黨,真正的黨,這就是由於不斷的爭鬥而形成及得來的。 (六)「二七」運動與黨的第三次大會 1.「二七」事變在黨內的影響。在第二次大會與第三次大會之間,是中國工人運動新興時期,這時期各地工人都起來組織工會,並影響到知識分子之分化,僅左派來做工人運動,並促成一部分軍閥的左傾,高唱優待勞工。總之,在「二七」以前的工人運動是在勃興時期,我黨同志當時都抱樂觀態度,以為可以不經過國民革命而無產階級革命可以馬上成功。在這時期所有運動十分之八、九是勝利的,雖然有小部分的失敗,但不能影響到全國。但「二七」失敗卻不同了,馬上在工人階級中引起失望,特別是京漢路的工人,因此影響到黨內思想發生變化,發生悲觀,對勞動運動懷疑,這是壞的思想。但還有好的,就是「二七」失敗後得到教訓,工人階級獨立鬥爭是不能得到勝利的,而還要有各階級的援助,且軍閥利用民眾開會反對京漢路罷工,因此工人階級應聯合各階級引導群眾做自由的解放運動。但壞的影響甚大,如京漢路工人罷工策略問題上(要上工)而善後方法是很困難的。當時有些分子主張馬上聯合一切反英的勢力以打倒吳佩孚(到上海公開登報反吳),這時中央的政策:第一,保存各地工人階級的勢力;第二,在京漢路迅速進行秘密的組織;第三,在政治上極力進行反直系大運動。這些不是一時可以成功的,因此一部分同志(周無為,張子采,郭平伯,郭寄生,陳天甘)發生自由行動,不服從黨的命令,自動到奉天國民黨等處求援,因他們漸漸不信黨而變為反動派了,自此黨內的困難問題亦來了,因為受了此次精神上的打擊。 2.黨的第三次大會爭論的內容和傾向。「二七」失敗後三個月到一九二三年五月[5]開第三次全國大會。這次爭論的問題,如加入國民黨問題,此問題在西湖會議上已決定全體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守常亦在),在理論上還未確定,所以在這次大會上爭論的還是這個問題。在「二七」失敗後,工人要領導各階級作民族革命的爭鬥,這點中委同意,但在理論上的解釋就發生分歧,馬林最初則反對加入,後來受越飛的影響就傾向國民黨了(他自己急躁,對黨悲觀失望,以為黨很小,還是俱樂部,僅僅數百人,有時還發生糾紛)。這時馬林提出「一切工作到國民黨去」的口號,甚至不要共產黨的右傾主張,仲甫是贊成的,後來第三國際訓令來了,對於中國政治分析,以為中國目前是國民革命,領導責任是共產黨擔負,共產黨應加入國民黨,但要保住自己的獨立的組織,這個訓令是對的,當時中央對此是無問題的,不過怎樣實行這個訓令卻有不同意見。馬林認為我們職工運動都能到國民黨工人部去做,而仲甫在大會報告,觀點亦非常之右,說:中國無產階級在數量上質量上都非常少,至於黨的發展只有五百餘人,工作只能作經濟爭鬥,而不能做政治爭鬥,並且共產黨目前不能在工人中公開宣傳共產主義,而在小資產階級中更甚,至於黨更不能公開,故我們要做工人運動只有加入國民黨,集中勢力於國民黨。當時討論的問題為: (1)聯合戰線問題:馬林、仲甫、秋白、太雷認為中國目前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故應與資產階級聯合,國燾、和森、仁靜以為中國的資產階級是不革命的,因階級性使然,所以我們只應與小資產階級聯合,即是與國民黨聯合,因為他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 (2)黨的地位與獨立工作(亦分為二派): 第一,馬林、仲甫、秋白、太雷以為目前應加入國民黨作國民革命,故當完全作國民黨的工作,將來國民革命成功,這時黨的獨立是不成問題的了,因為那時共產黨自然會出現了。 第二,國燾、和森、仁靜以為加入國民黨後應保存黨的獨立性。 (3)是否保持產業工人(亦分兩派): 第一,主張不保留產業工人,因為保留就是減少國民革命勢力; 第二,以為產業工人是共產黨的基礎,應留,而不應加入國民黨內去。 由以上看來根本的意見不同,具體的方法亦不同,一派右傾,一派左傾,結果組織一委員會把前面問題修正,對於後一問題又開一大會,始通過不保留產業工人而加入國民黨,我們現在的估量以前是右傾的結果。 ①把工人的勢力看輕,在馬克思主義尚未深入工人群眾腦中以前時,工人群眾中的小資產階級心理與色彩是不免的,但不應抹殺工人階級的勢力; ②把資產階級看作領導者,並未看清小資產階級的勢力; ③共產黨沒有不要緊,只要國民黨工作好時自然可以產生共產黨。 以上三點如果發展起來有成為少數派的危險。但他們也有好的地方,即是能接近各界群眾,而他們也是很積極的,仲甫曾說:不要怕共產黨有消滅的危險,我們去參加國民黨的工作,假使是有危險也是歷史的危險。但在左的方面是很消極的,其缺點亦有三: ①怕加入國民黨而削弱自己的勢力,因之不積極去參加國民黨; ②等孫中山左傾然後再加入,而忘卻支配國民黨的責任; ③不能加入,去促進國民黨改組,而站在被動的地位。左派的背景,只看孫中山是對象,而未看清全國國民黨的群眾,只看見反動勢力右派。這背景是沒有看清共產黨是帝國主義侵入與侵略後的國民革命的領導者。總的背景是「二七」失敗後黨右傾,而看重國民黨。在國際的背景是否是帝國主義向無產階級進攻,因是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階級均取守勢,而認為這左派太過火,這就是三次大會的情形。 注: [5]應為六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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