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6)_蔡和森

六

　　中國共產黨剛成立的時候，誰是他們的同盟者呢？有兩派人是他的「暫時的」同盟者。

　　第一，無政府主義派。當時無政府主義者與我們同盟的如何呢？我黨開始形成時，去那裡找許多真正馬克思主義者呢？真正能夠站在無產階級利益上的人呢？且在馬克思主義輸入中國以前，無政府主義派在中國已有相當的宣傳（在廣東及各地都有組織且發行了許多小冊子），並且在知識階級中已有相當的影響了。當時曾有一部分激進分子相信了無政府主義。因此我們開始工作時，在上海、廣東、北京均有與無政府主義者合作。我們開始工作時，在上海、廣東、北京不與無政府主義者合作是不行的，故在上海仲甫同志發起組織党時，連沈仲九（沈玄廬、李漢俊等的朋友與「五四」運動頗有關係）也拉進來，並且在當初有相當的作用和益處。馬克思主義者在上海仍占多數；在北京開始組織黨部時有五個人是無政府主義者，如黃淩霜等五人，而我們的同志則有李守常、羅章龍、張國燾三人；在廣東的黨部又為無政府黨人占多數，尤其是青年團大部分為無政府主義者。他們想把共產黨無政府主義化，並在共產黨的機關組織他們的黨團；在北京他們霸佔宣傳機關，叫守常做庶務，國燾去跑路。故在北京、廣東組織上往往發生衝突，開會時他們總是暗自先開個會討論問題，不是從共產主義ABC起，而是從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討論起，階級爭鬥對不對，集權制對不對？無產階級專政應不應該？故黨內此時即無一致的思想，且簡直鬧得不成樣子。在上海無政府主義者的勢力較弱，在吾党成立不久，沈仲九即以主義根本不同，不能合作，而不爭鬥的消極退出去了。在廣東、北京每一次開會均有爭論，並且有時甚至動武，組織上表現得十分衝突。但在北京我們同志既占少數，所以守常很為躊躇，而國燾則主張與之決裂，後來結果把他們趕出去了。廣東S．Y．有二、三百人，但完全在無政府黨人的手中，故我們將他們解散了，而從此由我們組織S．Y．。廣東無政府主義的首領區聲白，比較是進步一點，在理論上後來對我們讓步，承認階級爭鬥，而始終不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故結果亦退出了。此種爭鬥經過了相當的期間，在形式上是決裂了，其實一直到現在仍然還是在爭鬥的，尤其是在湖南和廣東的理髮工會，都是受了無政府主義的影響的（無政府主義輸入城市的結果）。不過現在他無統一的組織和宣傳物了（工人中組織很小的一部分鬥爭）。無政府主義黨對我們直到現在還是仇視的。並且有無數個無政府主義者，成為我們的同志了，或者拋棄無政府主義了。至於他們的首領如區聲白讓步了，黃淩霜（現在美國）到俄國給仲甫信，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了。由這點看來，開始時是與他們合作了。這一短時期的合作有什麼意義呢？這意義實在是很大的，無政府主義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但是急進分子是容易相信的，所以我們與之合作，並經過一時期的辯論後，他們這些先進分子都被馬克思主義化了，而成為我們的同志了。

　　第二，李漢俊和戴季陶主義。當初才開始宣傳馬克思主義，我們以為他們是馬克思主義派，但是不是真正馬克思主義派，而是中國的合法的馬克思主義派，中國的經濟派、少數派。我們對於他們的爭鬥雖然沒有很長的時間，他們的理論雖然沒有怎樣的有系統，但實際上是合法馬克思主義派、經濟派的背景。戴季陶宣傳馬克思主義，在他辦《星期評論》時，其研究宣傳的題目如何呢？他一面介紹了許多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一面也讀過了許多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可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真正的瞭解，對階級爭鬥與無產階級專政，終是學生[3]的態度與懷疑的。我曾記得有一篇論文，最後的言論對無產階級專政是懷疑的。他們以馬克思主義來反對舊禮教、舊制度、舊思想，作為攻擊舊文化和提倡新文化的工具，是有相當意義的。他們對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爭鬥的觀點是懷疑的。李漢俊對於馬克思《資本論》研究的程度似乎高一些，他的著作多些。戴季陶對於經濟學的瞭解是不很好的，多少是跟中山跑的，有許多是資產階級思想觀點。在党初形成時期中，李、戴有些什麼不同的意見呢？黨內大的傾向的不同，不是開始就有很大的傾向，而是由小的不清楚、不明顯的漸漸的擴大了的。李漢俊在黨內第一注意是宣傳，尤其是學生中的宣傳，當初我們認為也是錯的。「五四」後學生起來革命化了，是需要新思想的，戴季陶、陳仲甫都是很重視的，但後來就不同了，李漢俊漸漸開始主張專門辦學校，看書籍了，起初雖亦有相當的理，但他這種「專門」是錯的傾向，他主張我黨團結、組織先進分子（當然是知識階級）是應該的，但當成「專門」就錯了。他所以接著反對做勞動運動，而漸漸形成政治上的邏輯了。他認為我們應辦學校，看書籍，宣傳學生，而不應作組織工作。勞動組合書記部、工人俱樂部在漢俊看來都是多事了。他認為我們應當先組織學生，其次在政治上取得勢力，然後組織工人就很容易了，所以我們歸納他的政治主張則有以下幾點：第一，專門宣傳學生；第二，反對作勞動運動；第三，認為學生是党的基本勢力；第四，反對政治運動和宣傳；第五，反對有政治機關報；第六，反對中央集權制；第七，怕工人入黨；第八，反對加入國民黨；第九，反對領薪水。

　　茲再解釋之，因為他們政治觀點錯了，所以他主張先組織學生，反對團體的組織，他以為我們的勢力很小，是不應該就作政治宣傳的，這些政治工作讓其他黨去作好了。漢俊、望道都反對黨的宣傳和傳單，他們是對於這種工作很害怕的，不高興的，而且認為能夠損害他們地位的。所以他們說我黨勢力小，如被捕就完了。並且他們以為宣傳政治是很可笑的，因此他們只注意本身。他們對政治機關報是很漠視的，而他們對組織根本反對集權，他們以為我們第一，只作些文章去宣傳學生，何必要中央集權呢？第二，他們是由舊觀點出發，以為中央集權可流於個人專制，可以使一、二野心家利用作惡的。因此他們對列寧在俄國的行動也是很懷疑的。其實他們似是受了資產階級的影響，他們有天然無政府的傾向，且在主要觀點上亦有無政府主義的傾向。存統過去贊成漢俊，就是根據他天然無政府主義和主要觀點上的無政府主義。漢俊第三反對鐵的紀律，以為這就是專政。在第二次党的大會時，這些意見大部分是漢俊的，望道、存統只贊成一部分。這是一九二二年七月第二次大會時，漢俊寫一意見書，說明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見解，並說：我並非根本反對勞動運動，而是因種種緩急而主張先作學生運動。他反對加入國民黨，是以為我們這樣幼稚的組織而與別党合作完全是空話。對黨的組織，他主張採用蘇維埃聯邦憲法為原則，合乎無政府主義的傾向，因中國經濟不發達，交通不便利，故中國共產黨無集權制的必要，且目前亦無集中組織之必要。例如，中國過去都是專制的，如中國共產黨新中央集權制必流於覆轍。即要設中央也不要三、五委員，只有一人坐在中央。各地方政策不宜相同而應由各地方自己去決定，中央大會是不能定的，反對有一致。這意見書到後（他自己並沒有來，這一本意見書是托振法同志從河南帶至大會），仲甫同志當時曾致電叫他，但他始終沒有到會。由此可見，他已形成一致的思想了。他對黨的工作限制，對一般的觀點都錯了，自成為漢俊主義了。他的主張是有他的背景的。而戴季陶在黨內沒有很長的時期（加入黨不久就退出了），他退出的理由，是因為對不起中山（他以為對中山的關係太深），從道德、心理都過不去，所以他不是因為不相信馬克思主義，為避免國民黨攻擊起見，只站在黨外幫忙來合作，他在黨內至第二次大會時已不來了。好象有許多事實不可說。其實他在未入黨以前已有合法馬克思主義的表現了，而且退出的原因，是因為同孫中山的關係太深，同時他平時的主張又是反對階級爭鬥的，而主張階級合作的。他的具體主張是反對階級爭鬥的，是根據民主主義來的，他以為如果搞階級爭鬥是妨礙國民革命的，是會把國民革命陣線衝破的，因此他們反對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以為兩黨信仰既不相同（中國共產黨信仰階級爭鬥，而國民黨則信仰三民主義），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如信仰共產主義對國民革命是有妨害的，如信仰民主主義則為中國共產黨的叛徒。但這不過是表面上的，而在實際上是完全想把勞動運動變成資產階級民族運動之工具，使中國勞動運動隸屬於資產階級，這就是戴季陶主義真正的最後的精神。簡單地說我們是要把民族資產階級的民族革命變為勞動運動的一種工具，也就是無產階級要利用民族革命以達到階級解放的一種工具的。這兩種精神的背景如何呢？這完全是代表兩個階級的對抗。我們是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所以我們對戴季陶主義是鬥爭的。鬥爭不僅在中國如此，在俄國當時亦如此，在歐洲各國亦都如此。在革命潮流高潮時，在工人階級勢力膨大時，資產階級的一部分看見資產階級統治發生危險，於是在主觀上或假意相信馬克思主義，而在客觀上完全代表資產階級利益。何以把戴季陶列在一起呢？因為他怕工人（都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加入我們團體的代表），在客觀上都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了，戴季陶自覺地站在資產階級方面，而李漢俊不主張我黨作政治運動而將政治工作責任給國民黨，給予資產階級的黨去了。近來戴季陶主義很明顯的反對C．P．的存在，外面的宣傳則說：我主張C．P．脫離國民黨，是於共產黨獨立。其實他以為在中國急需要的就是國民革命，而三民主義適合各階級的，故現在中國無須乎有共產黨，而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有妨害的，所以他主張是要把工農運動抓在國民黨手中，從根本上拆散中國共產黨。××獨立派，想把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三民主義化，這種野心是何等大的啊！這並不是偶然的，他是自覺的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的啊！他已是我們無產階級的叛徒了。他是與我們對壘爭鬥的，一直到現在我們也是繼續的與他爭鬥。另外李漢俊的主張也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的，他反對吃革命飯、領薪水（根本不瞭解職業革命家的意義，以為每個黨員應另有職業）。他現在已開始反動了，儼然與人家共同組織新社會民主黨，自以為是一半采法第二國際，一半是采法第三國際，而實際上他的主張反對蘇俄聯絡日本，並辦大學校以專門吸收我們党開除的同志，所以他現在完全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敵人了。由不自覺的反動而趨於自覺的反動了。這些思想雖然在吾黨的歷史上是很短的，但對我黨有很大關係，例如現在戴季陶主義在中國政治上已發生影響了，他們在我們黨內存在的時間很短，他們的勢力又小，我們對他們又沒有很長的很激烈的爭鬥，也是因為這個傾向在黨內沒有大發現，所以沒有與他大爭鬥，故在黨內亦沒有公開出來。他們現在雖沒有打入工人群眾，但現在國民黨中或國民黨外部積極的鼓動小資產階級並從事勞動運動以破壞我們的勞動運動。故我們與他們的爭鬥是很激烈了。我們與戴季陶合作這一短時期是有利益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宣傳很快的，因為他們都有社會地位，現在我們與他們決裂了，互相爭鬥起來了，我們做民族運動，現在領導地位，而將來無產階級革命的萌芽發展越厲害，他們也愈害怕，故漸漸形成他們的資產階級思想而反對我們，並在組織上破壞我們。由爭鬥又看出我們是對的，是真正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總之，他們限制黨的工作，使党成經濟派、改良派，限制黨的工作給予國民黨去作，也就是告訴我們在中國共產黨發展的短期中，雖有資產階級急進代表加入，利用工人運動以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現在黨已制勝他們了，他們已退出去了，與我們公開的爭鬥起來了。我們是應該繼續同他們爭鬥的。中國、俄國經濟主義者和俄國無產階級叛徒與中國無產階級叛徒是一樣的，俄國經濟派的口號是「走入工人群眾中去，而不作政治工作」；李漢俊的口號是「走入學生中去，不作政治工作」，這些都是很笑話的。經濟派口號出來時，列寧曾說，無產階級政黨不僅要走入工人階級群眾中去，而應走入社會各階級中去，以利用他們的力量。故中國共產黨不僅作職工運動，而且要作團結各階級的民眾工作，不僅領導工人階級，還應領導各階級的民眾。只有如此才能證明我黨制勝資產階級的代表而得到完全的成功。

　　注：

　　[3]疑原記錄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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