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國民會議口號|陳獨秀

論國民會議口號

　　（一九三二年九月一日）

　　民主主義制度，遠在氏族社會即發生了，其精義即大眾管理大眾的事，那時國家制度還未發生，酋長和軍事首領的權力都很有限，一切決定於「民會」（希臘的agora，羅馬的Comitiacuriata）。所以後來資產階級，無論在歐洲或亞洲，都一致或多或少或久或暫的拿民主主義做他們反對君主或貴族專制的旗幟。共產國際第一次大會曾宣佈：「民主主義的形態，在幾千年的經過中。自古代發生萌芽，其後每次由一階級交代到另一階級，都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改變。」「在古代希臘共和國，在中世紀的諸都市，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民主主義都有不同的形態和不同的程度。」「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比較中世紀，不用說是高度發展的制度，但在無產階級革命時期，不可避免的要求從根本改變。」我們可以在這些說話中得到兩個結論：一是民主主義的思想，由古代社會傳到階級社會，它也和別的事物一樣，要受階級的影響，而不能成為超階級的怪物；一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在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面前，它是狹小的，而比之中世紀制度，則是高度發展的，是進步的。所以，列寧有理由可以說：「民主主義在工人階級反對資本家的解放鬥爭中是有極偉大意義的。」「在工人階級奪取整個政權的鬥爭還未成為當面問題以前，我們必須利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形式。」「甚至在蘇維埃共和國勝利前幾個星期，甚至在這個勝利之後，參加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議會這件事，不僅不妨害革命的無產階級，而且幫助無產階級了。」所以托洛茨基有理由可以說：「在一定的時期，民主主義口號不僅是幻想和欺騙，而且是歷史的動力。」所以，我們也有理由可以說：我們反對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只有當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的統治之下，拾起來他們已經破產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的）來非難無產階級專政，來企圖恢復資產階級政權的時候（正如列寧寫《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那本小冊子的時候）；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之下，特別是在反革命反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軍事專政的統治之下，如果有人反對或鄙薄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如于右任）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法西斯主義，這不是反對資產階級而是幫助資產階級更兇橫的更揭開假面的迫害無產階級。

　　國民會議或國民立憲會議，是形式的民主主義即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之政治的表現。在反革命反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國民黨取得了政權而資產階級民主任務並未完成的中國，這裡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任務，今後只有由無產階級來完成了。中國無產階級為了這一目的，提出最徹底民主主義的國民會議做總的政治口號，在實現這一口號的鬥爭中，動搖、推翻資產階級，由無產階級專政政權，來徹底完成資產階級的民主任務，這應該是中國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之整個的戰略。

　　這一戰略，在無政府黨人當然不能贊成，他們根本對於資產階級的民主政制之態度，和馬克思主義者已爭論了半世紀以上。如今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實際上是半巴枯寧主義者）的史大林派，也居然非難這一戰略，他們把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政權，當做是永遠不可分離的一個東西，於是他們一般的罵提出國民會議（即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議會）口號的人都是擁護資產階級擁護國民黨政權的人；其實，恰恰相反，反革命的國民黨資產階級的軍閥政府，即對於他們自己階級的民主主義也害怕得了不得，無產階級對於民主的國民會議鬥爭愈徹底愈堅決，小資產階級的群眾愈團結于無產階級的周圍，資產階級專政愈加動搖。他們認為直接普選不記名投票的國民會議，實際上只能夠是地主資產階級專政的「民主的裝飾」，愈走到東方愈卑賤的資產階級，並且還有地主，都竟能夠拿「直接普選不記名投票的國民會議」做他們專政的「裝飾」嗎？史大林派現在對於中國的地主和資產階級還有這樣的幻想，這和他們從前幻想國民黨可以領導中國的國民革命，幻想汪精衛可以做土地革命的領袖，其荒謬的程度相差幾許呢？他們認為並且說是「列寧認為：社會民主主義的（即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的口號，不是國民會議」；他們完全忘記了列寧在十月革命勝利後所寫的十九條《立憲會議提綱》之第一條，開口第一句便是「立憲會議召集的要求，列入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政綱中，是完全應當的，因為在資產階級共和國內的立憲會議是民主主義的最高形式」。他們又反對我們「單獨」的提出國民會議的口號；其實我們自始就是「國民立憲會議」，「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土地」和「保證中國的國家獨立」這四個革命民主要求的口號同時提出的；並且是以後三個口號充實國民會議的內容。他們理屈詞窮了，於是異想天開的引用列寧在解散立憲會議後駁斥一切馬克思主義的叛徒（特別是考茨基）擁護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擁護資產階級的立憲會議以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政權的說話，來反對現在的中國在反革命反民主的國民黨資產階級軍事專政之下提出民主的國民會議的口號，這完全「文不對題」，並且混亂了階級的立場！

　　「企圖以這個口號（按即指『國民會議』口號——作者）來組織一切地主資產階級的分子，來反對中國的蘇維埃政權與蘇維埃運動。」粗暴而不忠實的半巴枯甯主義的史大林派對於我們這樣無端的毀罵，是不值識者一笑的，如果有人說，「國民會議」自然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口號，它是否為革命的口號，要看它對於資產階級政權的態度是怎樣；這就是說，如果認為採用「國民會議」的口號，只是反對軍事獨裁和力爭在現政權之下的議會制度與和平發展，這便是自由派改良主義的企圖；如果認為採用「國民會議」的口號，不僅是反對軍事獨裁，不僅是為議會制度鬥爭，並且力爭武裝暴動根本推翻資產階級政權的前途，這才是無產階級革命主義的策略，我以為這種說法是完全正確的。史大林主義者以及一切反對國民會議口號的人們，也只有在這樣觀察分析的方法之下評定我們的策略是否正確，才是妥當的。

　　托洛斯基同志告訴我們：「國際第六次大會否決過渡的革命民主口號，陷中國共產黨於無口號的狀態，因此使它不能在反革命時代進行動員群眾的工作。」「共產黨能夠而且應該提出：以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無記名的選舉權為基礎之全權的立憲會議口號，在這個口號的鼓動過程中，共產黨自然要向群眾解釋，說這個立憲會議不一定能夠召集成功，如果召集成功了，倘若物質的權力仍在國民黨軍閥手裡時候，這個立憲會議仍是沒有力量的。由此，我們又有重新提出武裝工農口號之可能。」「『國民會議』（或『立憲會議』）口號，是與『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土地』和『中國民族完全獨立』等口號有密切關係的。在這些口號裡，就反映出中國革命發展中之民主主義的階段。在國際政治上，共產黨將要求聯合蘇聯。正確的結合這些口號，各個口號之恰合時機的提出，共產黨就能夠從地底下走出來，結合群眾，爭取群眾的信仰並以此促進建立蘇維埃和直接奪取政權鬥爭之時代，迅速的到來。」「至少要使無產階級的最先進分子瞭解，走向國民會議的道路，只有經過反對軍事獨裁的暴動和由民眾來奪取政權的手段，才有可能。」「在這個口號（『全權的國民會議』）之下，共產黨先鋒隊就可以在自己的周圍團結起工人，被壓迫城市平民以及幾萬萬貧農等廣大群眾，以為反對國內外壓迫者之暴動。」這還不明顯嗎？除非無政府主義者和半無政府主義者信口雌黃，托洛斯基同志的這些指示，對於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議會即國民會議這一口號之運用，和自由派的改良主義豈非根本不同嗎？

　　採用同一「國民會議」口號而政治路線根本不同，這也並不自今日始，以前列寧在已有革命高潮的一九〇五年，和少數派甚至自由資產階級都採用「國民立憲會議」的口號，而政治路線則根本不同：前者是主張的民眾武裝暴動，推翻沙皇政府，建立革命政府，來實現這一口號；後者則希圖在沙皇政權之下，實現立憲大會，在沒有革命高潮的一九〇七年，列寧和少數派都主張要利用那個「六月三日的議會制度」；但少數派的政治路線是抓住議會的行動而拋棄革命的行動，列寧則是利用議會行動來幫助革命的任務。所以，我們左派反對派對於國民會議這一口號，不但向極左和無政府主義者半無政府者有鬥爭；同時，向右和少數派改良主義者也有鬥爭。

　　在我們左派反對派的內部，當然沒有無政府主義者和半無政府主義者根本反對國民會議口號，因為它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所謂「公開的改良主義者」，現在也已經沒有了；而所謂「形式的革命者」即承認由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時，必須用革命的暴力」者，則恐怕還非常之多，只在意識上有明瞭與模糊之分。托洛斯基認為：「這兩種意見都是把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對於全世界人民和各國，看為社會發展中的兩個階段；不僅是完全分開的，而且相隔得很遠。」這即是說，「形式的革命者」和「公開的改良主義者」，在根本上同樣是階段論的錯誤。在這樣階段論的觀點上，自然把民主主義看成是和社會主義不能同時並存的東西；自然把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看成永遠是和資產階級的政權不可分離的東西；也自然把國民會議的口號看成是用不著革命暴力的，而只是在兩個革命過渡時期，在資產階級政權之下，做做和平的合法運動即爭取部分的民主主義要求如出版集會等自由，如此而已。這種形式的革命者（如民傑、小陳、勞他等同志），無論他們對於未來的階段有「武裝暴動」、「無產階級專政」、「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革命」等等革命的口號（正因如此他們和公開的改良主義者不同），而對於兩個革命間現階段過渡的革命民主口號「國民會議」，其認識卻與改良主義者沒有兩樣，也就如托同志預料史大林主義者的話「跟在小資產階級民主政黨之尾巴後面，將民主口號加以非革命的和妥協的解釋」。所以他們和史大林主義者同聲相應的反對「召集國民會議，實現民眾政權」（仁靜）、「經過國民會議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獨秀）這一類說法。這是把托洛斯基同志所指示：「落後資產階級國家的民主任務（國民會議，當然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任務之一——獨秀），在我們的時代直接的引到無產階級專政。」這一中國革命之不斷性，完全截斷了！或者他們誤會我們認為「無產階級的政權可以由民主的國民會議選舉來實現」，這便是天大的笑話！如果真有這種誤會，也只是由於他們「用不著經過革命的暴力來實現國民會議」這一和平觀點出發的。「經過要求實現徹底民主主義的國民會議而舉行的武裝暴動，來實現無產階級的政權，同時也實現了徹底民主主義的國民會議。」這就是我們的觀點。和平的實現無產階級的政權，不但經過國民會議不可能，即經過蘇維埃，經過工農民主專政也都不可能。

　　左派反對派對為什麼在這一問題上和史大林主義者走上了一條道路？這是同樣犯了階段論的錯誤之故，他們有了階段論的成見，所以不能瞭解「經過國民會議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真實意義，而認為只有「衝破」、「毀滅」國民會議（民傑同志）或「趕走」國民會議（勞他同志）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托洛斯基同志說：「我們的党領導無產階級走到專政，只是因為黨以最大的毅力，要求徹底的和無條件的實現民主主義的口號和要求。」「照一切資產階級革命，尤其民族解放革命經驗所證明，傘體人民代表政制之思想，乃是最簡單的最基本的最能夠號召真正廣大群眾的思想。占統治勢力的資產階級愈加抑制『全體人民的』要求，剛無產階級先鋒隊就愈加團結於我們旗幟之下，而人民群眾也愈加團結於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周圍，同時戰勝資產階級國家之真正勝利的政治條件也就愈加成熟了。」在托同志這些指示中，對於民主主義的政制，只有要求實現，而不是「衝破」、「毀滅」和「趕走」。且以十月革命的經驗，並不是「衝破」、「毀滅」、「趕走」了立憲會議才實現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才召集立憲會議，托同志在預測中國革命前途中也是說：「如果無產階級在民主口號之下（土地、國民會議及其他）……取得政權的時候，就必須召集國民會議……即蘇維埃政制接受國民會議正式通過。」也不曾有「衝破」、「毀滅」、「趕走」國民會議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這樣的說法，如果說，「衝破」、「毀滅」和「趕走」是對於具體的資產階級政府所召集的御用的國民會議或是指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後議會制度的最終運命而言，則在我們此時所爭辯的革命策略上沒有一點重要的意義。

　　此外，如赤聲同志說：「爭取中國民族完全獨立與土地革命，是要在第三次革命中求得徹底解決的。國民會議的口號，在目前應取的策略是，使共產黨能夠從地底下走出來，結合群眾……」晴光同志反對他這樣的說法，而自己卻也搖擺在「解決中國根本問題的國民會議」和「一切中國根本問題是不能在國民會議中解決的」。這兩種說法之間。這些說法，也是由階段論出發而更加混亂。其實，「國民會議」、「民族獨立」、「土地革命」都同樣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任務之一，不是其中何者現在能夠解決，何者要到第三次革命才得解決，也不是任何國民會議都不能夠解決「民族獨立」、「土地革命」等問題，而是反革命反民主主義的國民黨資產階級政權，不能夠召集解決「民族獨立」和「土地革命」這些民主任務的國民會議。

　　劉仁靜同志，因為反對階段論者對國民會議口號加以非革命的解釋，而又走到另一種錯誤，即是他所謂「國民會議是無產階級專政之通俗公式」和「我們所要求的國民會議與蘇維埃政權是一個東西」，如果認為這只是由於說法不同，其真實意義即等於他自己所說：「真正的國民會議必與無產階級專政之實現同時。」或竟如他自己的解釋：「我從前說過的國民會議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通俗公式，本是我所重的只是無產階級用國民會議口號奪取政權運動的意義。」如此則我們之間似乎不必有所爭論了。但問題不是如此簡單，根本的爭點，還是仁靜同志根據國民會議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權最初期所要解決的同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任務，遂不承認二者之間有階級性的分歧，難道二者都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嗎？由無產階級的動力及其和各階級的關係之變化所形成的政權之階級性，是不能拿其最初期所要解決的直接任務來混淆的。這本是極淺近的道理。我不相信仁靜同志會把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權看成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難道二者都不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嗎？如果我們把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政權，當做是永遠不可分離的一個東西，因此認為任何國民會議既然都沒有超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範圍，則無產階級在國民會議口號之下的鬥爭，只能實現資產階級統治的政權：這當然是階段論的錯誤見解。然而也決不應該因為是在無產階級政權之下召集的國民會議，遂否認其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性，這樣的否認同樣是由「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和資產階級政權不可分離」這一觀點出發的。在反革命反民主主義的國民黨資產階級統治之下的中國，這裡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任務，雖然國民會議，又如民族獨立和土地革命等，都帶有濃厚的反資產階級反軍事獨裁的性質，但這只可以作為一種理由，來假定將來中國無產階級專政之民主階段能夠很快的過渡到社會主義階段；如果有人因此便認為這些任務都是社會主義的，而不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這完全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見解。不贊成「第三次中國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種說法的仁靜同志，他當然又會把「國民會議」、「民族獨立」和「土地革命」這些明明白白的民主任務，看做是社會主義的任務。仁靜同志大概會有第三種說法，即二者都只是「禿頭的」民主主義，而沒有階級性的分歧。仁靜同志雖然沒有這樣明白的說法，在我的認識中，他確是常常討厭在民主主義上加用「資產階級的」這個形容詞，好像他還有「民主主義不是資產階級的」（大意如此）這種說法，他最近又發明了他所瞭解的民主口號之內容，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而是農民的民主主義，其實，中國資產階級不是民主主義的是一件事，歷史上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制度之存在又是一件事，所有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上所謂「民主制度」、「民主任務」、「民主口號」無一不是指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我們不能想像：在階級社會裡會有超階級的民主主義；我們也不能想像：在現代社會，除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和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還會有其他民主主義。仁靜同志千方百計的否認、避諱國民會議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口號，在這一點上，他和史大林派及小陳同志等，根本都同樣有「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和資產階級政權不可分離」的觀點，雖然發表出來的形式各有不同，有時還正相反對。

　　我們為什麼要力持二者之間有階級的分歧呢？這並不是名詞或單純的組織形式問題之爭，而是因為二者各有不同的內容，即是：國民會議即使在無產階級政權之下召集的國民會議，它也不能排除對小資產階級群眾特別是農民的妥協（不如此便沒有召集國民會議之必要了），它並未能公然剝奪榨取階級參加的權利（普選制），即未能完全走出榨取者的民主主義範圍；它只能解決民主任務（是因為在無產階級政權之下）。無產階級的蘇維埃政權，是被榨取者大眾的民主主義，它比之榨取階級的民主主義，在形態上有更高的發展，在性質上有根本的改變；它和農民的關係，開始確定一種新的形式，即中農除外，連貧農亦須「歸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鐵的紀律範圍之內」的工農聯合；它不僅能夠解決民主任務，而且還能夠保證最健全地轉到社會主義去的唯一形式（列寧）。如果國民會議和蘇維埃政權是一個東西，而沒有在階級意義上的和歷史意義上的任何差別；那麼托洛斯基同志只不過在這兩個異名同實的口號當中，挑選一個較灰色的告訴我們；這就是革命過渡的革命民主口號！這也未免太過兒戲了吧？

　　或者會有人說，我們無產階級的黨採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口號，豈不是企圖和資產階級妥協嗎？我們回答說，否，中國資產階級是害怕民主主義的，我們採用資產階級的民主口號，不是和資產階級妥協，而是對小資產階級群眾特別是農民的妥協，據托洛斯基同志的意見：「關於形式的民主主義之政治的問題，在我們看來，不僅是對於小資產階級群眾關係的問題，而且是對於尚未達到革命的階級意識之工人群眾關係的問題。」這幾句話是對的，不但農民，即大部分工人，亦不能預先見到無產階級蘇維埃的民主主義之偉大，他們所見到的是對於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之幻想（所謂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即是他們對於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有高度幻想的表現，並不是在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以外，特別還有什麼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或農民的民主主義）。特別是農民，不有對於這個幻想之活的鬥爭經驗來證明，他們是不會先天的贊成無產階級專政的。

　　此外還有什麼理由，我們必須否認避諱國民會議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口號呢？難道採用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口號，便不能進行反資產階級的民主鬥爭嗎？難道在歷史上（特別是法蘭西革命史）民眾不曾為了實現民主要求口號而舉行過反資產階級政權的武裝暴動嗎？不但「國民會議」，即「民族獨立」、「沒收土地」和「八小時工作制」這些口號，也沒有一個超過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範圍，難道我們也要一一加以否認、避諱嗎？

　　以前曾有些人避諱「民主主義」這個名詞，恐怕沾染了機會主義，而以「德謨克拉西」代之，又有人避諱「資產階級的民主任務」，想代以禿頭的「民主任務」；這都是掩耳盜鈴！我們不要繼續做這樣無意識的事吧！應該牢牢記住托同志指示給我們的話：「在民主口號之下進行強有力的鼓動。如果我們在這方面站在主動者的地位，那麼史大林官僚派將落伍退後，而布爾塞維克列寧派將於短時期中變成巨大的政治力量。」

　　我們對於普選的全權的國民會議等民主口號，從來不曾站在主動者的地位進行強有力的鼓動，怠工的主要原因，恐怕還是由於我們各個人或多或少的受了史大林官僚派宣傳和辱駡的影響，不自覺的在思想上跟在它後面鄙薄國民會議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口號這一心理上的暗礁。仁靜同志不嚴正的駁斥史大林主義者抄襲巴枯寧派在第一國際時代鄙薄而且誣衊資產階級的民主要求口號之反馬克思主義的老調，反而自己很靦腆的急忙否認避諱國民會議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口號，這便是一個明顯的例證。他仿佛以為必須把國民會議口號當做與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權是沒有分別的一個東西，我們方可採用，如果我們採用資產階級的民主口號，便是丟了左派反對派的臉！

　　對民主口號這樣鄙薄而怠工（和對於愛國運動鄙薄而怠工一樣）的狀況，還能任它繼續下去嗎？我們必須有個堅決的迅速的改變！

　　九月一日署名：獨秀

　　《校內生活》第四期

　　 1932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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