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救中國？怎樣救中國？|陳獨秀

誰能救中國？怎樣救中國？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在國際帝國主義榨取束縛之下的中國經濟，大工業之發展，趕不上農業及手工業破壞之速度，並且資本主義的大工業發展之本身也帶有破壞農業及手工業的作用，這樣的農村經濟和城市經濟之剪刀式的發展，便是農業國的中國農村破產及其影響到一般經濟不安之根本原因。年來世界經濟恐慌，空前大水災，日本帝國主義武裝蹂躪中國南北經濟中心的區域，這三件事先後併發，更使整個的中國國民經濟陷於空前大破產：不但農村並且城市，不但小城市並且大城市，最大城市如漢口，甚至全國經濟中心的上海，都有朝不保夕之勢；不但工人與貧農，即中等農民和城市中小商人，中小學教員，各機關小職員，這些占全國絕對最大多數的人民，都在破產、失業、借債、饑餓中度日。

　　誰都知道，不但是恢復並且要提高國民經濟，中國才有救；因為只是經濟恢復，或一時的部分的活躍，根本還並不能救中國。但誰來提高中國經濟和怎樣提高國民經濟以救中國，乃是問題的中心所在。

　　由外國帝國主義來提高中國的經濟嗎？不用說這是使中國更直接的殖民地化，是救中國的反面。並且，由帝國主義勢力來發展中國經濟，其結果不是提高了中國國民經濟，而是肥了外國的財政資本家和中國的少數買辦及半買辦的企業家，大多數人民仍舊陷於顛連困苦和饑餓，印度和朝鮮便是榜樣。帝國主義間相互爭奪戰爭更要變中國為廢墟。

　　由中國人自己來提高中國之經濟以復興中國嗎？「在資本主義關係統治著的社會，兩個力量決定一切。」即是：或由資產階級的革命來復興中國（俄羅斯的道路）。更具體些說，或由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或由代表中國無產階級的共產黨，來擔負提高國民經濟以復興中國之偉大而艱難的責任。政黨是代表階級的意識與力量之最高表現，中國現時只有這兩大政黨，即將來也只會有這兩大政黨，別的黨派在政治上只能立在附屬地位，並且有終於要融解於這兩大政黨之中，其中間作用與地位，只能是最短時期的，甚至只是名義上的。

　　代表資產階級地主的國民黨能否復興中國呢？我們可以斷然的回答一個「否」字。

　　提高國民經濟以復興中國，有三個根本的必要條件：（一）必須推翻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海關，銀行，工廠，礦山，交通機關，商業機關等的經濟命脈之榨制；因為這是中國經濟自由發展的道路上唯一的最大障礙物。（二）必須無條件的從不生產的地主手中，沒收所有土地，交給生產勞動的農民；因為在生產技術落後的小農國家，如果大部分耕地所有權獨佔在不經營農業而出租土地的地主手中，他們用非資本主義的形態，榨取土地產物之大部分，就是說，他們不只是榨取了嚴格意義的地租即超過普通利潤及工資以外的剩餘，並且榨取了農民由勞動所應得的工資之一部分；其結果，農民把大地部分再生產所必需的費用（甚至農民一部分生活費也包含在內），都在非資本主義的租佃制度之下犧牲乾淨，這不但阻塞了農業經濟發展的道路，而且因之農民貧困，農業衰退，土地荒蕪，農村破產，都是相因必至的現象。（三）必須實現合於大多數人民利益的民主政治，使大多數人民都有自由，在生活的火焰中自動的創造經濟，創造政治，方能根本肅清聞名世界的Mandarin（中國官僚）這一臭蟲窩。

　　這三件事是提高國民經濟以復興中國的必要條件，同時也是中國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發展的必要條件，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為什麼不為它的利益而辦到這三件事呢？這是因為它的利益根本是與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地主利益相連的，它自身則是軍閥官僚的集團，它不但不願也決不能辦到這三件事，所以中國資產階級的革命任務只有無產階級來完成，這不僅僅是理論的推斷，而已是眾人目睹的事實。國民黨政府對帝國主義的態度及它與帝國主義的關係是怎樣，當它宣佈對俄絕交時，美報《密勒評論》曾有這樣的描寫：中國之封閉俄領署及要求俄員離境，此種姿勢顯然表示中國領袖今日之目光向於何方，誠如郭泰祺氏上星期在美國大學同學會席上所說，中國已決定於其將來發展中國追隨「盎格魯撤避之途徑」，此其意味即彼願與美英為友而接受彼等之贊助是也。中國已利用蘇俄之贊助而成其革命之主要部分即克服長江流域及傳播國民黨主義於全國是；但今以俄共党欲包攪中國之革命，中國之民族性及保守性遂大顯其本能，而與俄人決裂，中國乃相信西方列強尤其英美已準備與中國討論條約問題，假使列強於此，能急起應和，勿再斷斷於法律理由，稽延時日，則西方制度在中國之前途當頗為光明。但此種新局面必須以絕對平等給予中國為基礎，質言之，必須修改條約，使中國滿意，而放棄外人在中國領土即租借地之管理權是已，此乃中國拋棄共產主義應得之代價，若列強而果賢明者，應速承認之，勉力與國民黨之中國結好，與之合作而造成一新中國。

　　但國民黨政府之「目光向於何方」是充分表示了，而所得的代價，不是「修改條約」和「放棄外人在中國領土」，卻是擴大不平等條約，擴大外人在中國的領土，擴大租界和租界管理權。在眼前的中日戰爭中，國民黨的政府不但不曾援助向日本帝國主義長期抵抗的黑龍江、吉林軍隊及義勇軍，不但不曾援助抗日的十九路軍，而且密令「上海北平及全國各業之中國當局，解散一切反日抵貨團體。並禁止檢查日物。」（路透社五月六日北平電）並且造出「反日即是賣國」的妙論（最近蔣介石在南京軍校論說）。國民黨政府的軍隊槍炮和飛機炸彈，不是用以抵抗侵佔中國土地在中國殺人放火的帝國主義軍隊，而是用以屠殺中國農民的。它對於農民為饑餓而爭取土地的要求，始終只以「派兵剿赤」答覆之，它始終不曾考慮一下，在農民國而有了廣泛的農民暴動，這決不是簡單的什麼赤化問題；在民主共和國而有要求土地的農民暴動，這不是擁護舊制度的農民暴動可比。至於國民黨的軍閥之橫徵暴斂和官僚之黑暗貪污，比之前清北洋時代更是肆無忌憚；這班飛蝗橫行全國的國民黨軍閥官僚，不但以搜括行賄晏安淫靡，腐爛中國，而且公然獎勵鴉片，以毒殺中國。

　　以這樣的國民黨來擔負提高國民經濟以復興中國的大任務，就是他們當中稍有知覺的青年黨員也不敢自信了。如果有人以「走資本主義的道路」非難國民黨，這是一種大過奢侈的說法；其實〔國〕民黨的罪惡，還不是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反而正是它是投降帝國主義，鎮壓農民的土地鬥爭和軍閥官僚之橫行，破壞了提高中國經濟的三個條件，阻塞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孫科、陳公博輩所謂發展國家資本主義，所謂四年計劃，都等於伍廷芳之說鬼。在國際一般物價還正在向下低落的今天，在中國資產階級政權也沒有像一九二八—三〇年相當統一與穩定的今天，連中國資產階級企圖利用外資以實現暫時的經濟活躍，目前也還沒有可能。

　　最近胡漢民發表關於國民黨的問題之談話，他認為：近頃「外交之喪權辱國，政治現象之日趨惡劣，國亡無日」，不能「歸咎於黨治」，「蓋五年以來，所厲行不改且有加無已者，實為民國以來相承一貫的所謂軍閥之治，而未嘗有所謂黨治」。試問國民黨據政五年，還仍舊是軍閥之治，它竟能容忍所謂「以軍權而於一切之故，形成以軍馭政，以政握黨之現象」。這樣吃飯睡覺不問事的黨，它在政治上的作用已等於零，還有存在的價值嗎？胡漢民並且公然承認以下的事變：「自十七年後，各省北洋武力雖被打破，而人民仍被武力所統治則如故，二十年來所造成軍閥政治之環境仍如故，即自袁世凱以來相承一貫之所謂軍閥統治，亦遂繼續如故。」黨員「沉醉于『有槍斯有權』之謬說，甘心為軍人之附屬品」。「人民自由權利橫被摧殘。」「我人只見借黨營私之個人，而不見有獻身革命之同志，所謂黨員者或一切取給於黨，以黨的寄生，或倚黨而作惡行奸，於黨為蟊賊狡黠之魁，正樂得此輩供其指使。」這樣無惡不作的党，人民尚能容它存在嗎？胡漢民為了一時快意，痛快淋漓的攻擊蔣介石而不自覺的把整個的國民黨之罪惡供認出來了。五年以來，在國民黨黨治之下所勵行的一切摧殘人民自由權利的法令，哪一件不是胡漢民一派的立法院所制定？他有什麼理由什麼臉面可以反對蔣介石的「軍閥之治」？

　　又如宋慶齡罵倒了國民黨中無論哪一派，這當然等於罵倒了整個的國民黨，她並且宣稱不懷疑國民黨已經給全國人民所唾棄，所蔑視，所憎惡，然而她同時卻又說：「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就從來沒有在哪一天實行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能夠救中國嗎？孫中山以國際資本開發中國實業的計劃，顯然是主張由外國帝國主義來復興中國經濟；因為一直到現在，還只有帝國主義國家的國際而沒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孫中山在世所領導的党，不只一次宣佈他們的革命政府將遵守一切國際條約，決不侵犯列強在華權益；不只一次希求由列強承認他們的政府來打擊北洋派；他並且公然替帝國主義威嚇中國民族，說：「中國假若和日本絕交，日本在十天以內，便可以亡中國。」「中美絕交，在一個月之後，美國便可以亡中國。」「法國也和英國一樣，最多不過兩個月，便可以亡中國。」（民族主義第五講）這就是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也就是今天的國民黨政府向國際帝國主義投降，向日本帝國主義不抵抗之理論的根據。「四萬萬人都是像阿斗」，「這些阿斗當然應該歡迎諸葛亮來管理政事」。「人民都是不知不覺的多，我們先知先覺的人，便要為他們指導引他們上軌道。」「我們應該造成民權，交到人民。」（民權主義第五講）把人民看做「是很庸愚的」阿斗，把國民黨看做是「萬能」的諸葛亮，把管理政事的「治權」交給先知先覺的國民黨，把名義上的「政權」奉諸不知不覺的人民，把人民在政治上法律上的自由看成「放蕩不羈」和「一盤散沙」而加以掊擊，這就是孫中山的民權主義，就是今天的國民黨政府以軍閥官僚的權威壓倒民權摧殘人民自由權利之理論的根據。「你們更要聯絡全體的農民來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來解決農民同地主的辦法，農民可以得到益，地主不致受損失，這種方法，可以說是和平解決。」（民國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孫中山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訓詞）宣佈階級和平，用不著階級鬥爭，反對所謂「大貧」的工農，向所謂「小貧」的地主資本家鬥爭，教成千萬成萬萬饑餓垂死的農民，等候著國民黨政府和地主慢慢商量；等候著國民黨政府規定地價幾十年後把漲高的地價歸公的辦法，來平均地權（民生主義第二講）；這就是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也就是今天的國民黨政府鎮壓農民土地鬥爭之理論的根據。

　　這樣的三民主義，誰要說廣州政府，武漢政府，南京政府，不曾實行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誰就不曾認真研究過三民主義的內容究竟是什麼。

　　這樣的三民主義，這樣的國民黨，能夠提高國民經濟以救中國嗎？

　　代表資產階級及地主利益的國民黨既不能夠提高經濟以復興中國；別派資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的黨派，其能力當更在國民黨之下，那麼，提高經濟以救中國的責任，只有放在代表無產階級及貧農利益的共產黨雙肩之上了。

　　中國共產黨所代表的階級利益，是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地主、軍閥官僚，立在絕對相反的地位，它是在最近十餘年來反軍閥反帝國主義反資產階級反地主之不斷的流血鬥爭中生長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之排除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和沒收地主的土地給農民，已經不是僅僅寫在政綱上的白紙黑字，已經在它所領導的農村蘇維埃區域見諸實行；雖然還沒有統一中國的蘇維埃政權來解決整個的帝國主義及土地問題。中國共產黨所主張的蘇維埃政制，已經不是烏托邦而有了俄國的經驗，似不但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保障，同時也是空前的最高度的民主主義政制；任何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政權所不能召集的徹底民主的國民會議，只有它能夠召集。蘇維埃不僅是整個的無產階級聯合機關，而且是一種廣大而富於伸縮性的組織形式，一切覺醒起來，反資產階級反地主的城鄉被榨取的勞苦民眾，都能夠參加進去。蘇維埃政權不是由少數人在上面統治民眾，而是由民眾從下創設起來的政權，除了遊手好閒靠榨取他人血汗以生活的社會寄生蟲，都有參加這一政權的公民權利，它廢除了立法權和執行權無益而有害的分立，它撤去了人民和政府間的障壁，它引進了廣大民眾直接參加國家的政治及經濟之管理，它廢除了以官吏為職業的特權階層，它掃清了國會及地方議會等豬圈，它實現了直接選舉一切公務人員和隨時撤換的徹底民權。

　　在共產黨領導的蘇維埃政權之下，有充分的保證，能夠實現提高國民經濟以復興中國的三個根本條件：推翻帝國主義之控制，解放農民和肅清官僚制度，所以只有她能擔負得起復興中國的大責任；所以蘇聯五年計劃之初步的成功，已在事實上表示社會主義的經濟方法之優點與偉大力量非資本主義所可企及。

　　我們這樣的主張，並非根據黨派的成見，而是根據理論與經驗，而且還要訴諸被榨取的大眾之政治好惡，必須由大眾在實際的政治鬥爭中，特別是在民主的國民會議要求的鬥爭中，認識我們的主張之優點與需要，蜂起擁護我們的主張，這才談得自下而上創設大多數民眾直接參加的蘇維埃政權。真正蘇維埃政權，是大多數民眾的政權，必須由大多數民眾自己創造起來，決不能由少數人創成交給民眾，少數人用民眾的名義宣佈的蘇維埃政權，是經不起困苦艱難的鬥爭之試驗的。

　　現時代表資產階級及地主的國民黨政權，它不但不能擔負提高國民經濟以復興中國的大責，它還正在極力為帝國主義服務，為帝國主義剿滅能夠復興中國的共產黨。日軍從吳淞撤退時，日本軍官舉杯向中國接管人員演說：「自此以後，願中日兩國共同合作，以撲滅共產黨。」不幾日，十九路軍果然被調到福建「剿共」去了！這不但表示這一件事中日政府早有了秘密協定，並且是國民黨政府向一切帝國主義表示其「目光向於何方」。

　　為帝國主義服務，為帝國主義屠殺工農民眾屠殺共產黨的國民黨政權存在一天，它的政績，只有破壞國民經濟，擴大延長人民的饑餓，而不能提高經濟。

　　中國的民眾必須選擇自己的道路，或株守在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權之下，走向破產，饑餓，滅亡的死巷，或與無產階級的共產黨革命合作，走向復興中國的大道！別的道路是沒有的了！

　　我們的道路上也有兩個困難，這是不應該對民眾掩蔽的。第一個困難而且是很大的困難，便是國際帝國主義向中國徹底反帝國主義的新政權之圍攻。但我們只應以最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的力量以及全國廣大的勞苦民眾的力量，最後還要結合全世界革命的力量，以克服此困難，而不應企圖避免此困難。因為這一困難的鬥爭，幾乎是中國革命之全內容，也就是提高中國國民經濟之根本的根本條件。國民黨資產階級，正因為企圖避免此困難，而屠殺革命的工農和共產黨，而對蘇聯絕交，而投降帝國主義，而背叛革命，而斷送了復興中國的機會。我們的党——中國共產黨——領導者史大林派的錯誤政策足以延遲革命甚至絞殺革命，也和別國共產黨中央史大林派一樣，他們在中國所做的錯誤擺在眼前的如：用命令主義和玩弄政治總罷工，在客觀上是不斷的破壞了城市工人運動復興的萌芽；過分的估量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企圖以農民來代替工人的領導，並且連黨自身也有農民意識化的危險；把發動民眾引導民眾到革命道路之徹底民主的國民會議鬥爭，看做是改良派的合法主義議會主義而加以鄙棄；黨的這些錯誤政策，當然也是我們的道路上一個困難。但共產黨是全無產階級自己的先鋒隊，並且是全民族的領袖，革命的民眾不應該因為党的領導者之錯誤而根本反對它，而是應該積極糾正党的領導機關之錯誤，甚至於改造黨，以除我們道路上的困難，這正是我們左派反對派的立場。

　　署名：獨秀

　　《先鋒》第五期

　　 1932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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