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怎樣的民主政治？|陳獨秀

我們要怎樣的民主政治？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六日）

　　汪精衛曾於去年十一月七日對上海各大學代表說：「我們一定要以血去求民主政治的實現。」現在，今年四月二日《申報》記者也主張「以血去求民主政治的實現」，在過去現在以至將來，他們能否實行「以血去求民主政治的實現」，這是另一問題，而在怎樣實現民主政治的方法這一點上，我們完全贊成他們的主張：「以血去求民主政治的實現。」現在所必須討論的是「要怎樣的民主政治」這一問題。

　　汪精衛所要的民主政治，即是他所解釋的「以均權求共治」。究竟誰與誰「均」，誰與誰「共」，汪精衛已在事實上答覆了這一問題。廣東的陳濟棠不與他「均」，不與他「共」，使他奮然跑到南京去與蔣介石「均」，求與蔣介石「共」，蔣介石恢復了事實上海陸空軍總司令的地位，汪精衛也榮任了行政院院長。蔣派仍舊盤據了中央政府的陸財兩部，汪派也分得了實鐵兩部，湖北、安徽兩個省政府的主席仍舊屬蔣派，汪派也分得了幾個省委，這雖然算不得是「三一三十一，逢三進一」，而比之在陳濟棠所統治的廣東，汪派已經是揚眉吐氣了。他們所準備召集的什麼「國民代表會」，盡人皆知只是國民黨政府的諮議機關。這樣的民主政治，不但不是我們所要的民主政治，誰也知道即和歐美資產階級現行的民主政治還相去很遠。歐美號稱民主政治的國家，畢竟形式上總有一個普選的人民代表機關，畢竟表面上總有相當的集會結社（政黨包括在內）出版言論信仰之自由，他畢竟比中世紀的政制有了高度發展。

　　同時，代表各上層階級的其他政治集團，如國民黨內胡漢民、孫科派，如國民黨外的國家主義派，安福系、舊直系，以江浙地方党為中堅的上海各團體救國聯合會派，他們眼見蔣汪兩派這樣的均權共治而輪不到他們自己，於是也提出「民主政治」的口號，求與蔣汪「均」，求與蔣汪「共」。胡孫之對付蔣汪，主要方法是訴諸軍事陰謀（如東南自衛軍之類），其他各派則訴諸國難會議的爭持，胡漢民對於党治訓政制度還沒有明確的表示，他為了拉攏各派，已表示「各黨（保皇黨及共產黨除外）並存」的意見，此外他並沒有比蔣汪更「民主」的主張。包括上述國家主義派之上海，北方及廣東三方面的國難會議會員，有他們共同的要求：（一）結束黨治，制定民主主義憲法，實行憲政；（二）不分黨派，組織國難政府；（三）在國難會議前宣佈「各黨並存」（他們有時聲明是「與党並存」，當然革命的政治是除外的），他們現時可總稱為「國難會議派」。此派的民主政治，是希圖恢復以前的國會制度（汪精衛譏為「欲返民國十二年以前有名無實之憲政」），建立國難政府，他們與國民黨均權共治，得到比顧維鈞、羅文幹較體面的地位；他們不敢也不願提出普選的會議和任何黨派之政治上的自由。這樣的民主政治，即和歐美資產階級國家現行的民主政治也還相去很遠。

　　民主政治之本義是說國家的政治由大多數人民管理，不但乾脆的少數人均權共治不是民主政治，即在歐美資產階級國家，雖然表面上有了相當的集會結社出版言論信仰之自由，雖然形式上有了普選的人民代表的議會，雖然比之中世紀的政制有了高度發展，也仍然是不徹底的虛偽的民主政治。為資本主義狹窄框子所限制的民主政治，實際上只能是利於富有階級少數人的民主政治。

　　《申報》記者（我們並不能認為他真是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意見）說：「我們所要求的民主政治，不是『均權』的民主，不是『党』的民主，也不是現在西歐的『偽』民主，因為那些根本都是虛偽的，是欺騙大多數人民的一種更巧妙的說謊。我們所要求的是『真』的民主政治，是以絕大多數人民為基礎的民主政治。」他又說：「我們認為大多數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社會的主人，主人應該有處理自己的事情的絕對權力。假如政治而為少數人獨裁，處於主人地位的大多數人民反不能過問政治，甚至生存的自由都為彼輩所操持，人民不得不走上『以血去求民主政府之產出』的路上去。」

　　離開了實際的政治組織和由那些人來掌握國家的權力這樣一針見血的問題，什麼「以大多數人民為基礎」，什麼「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這類話都空洞而無實際意義。從孫中山到蔣介石都自認國民黨的政權是以絕大多數人民為基礎，都承認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只以這個基礎，這個主人是阿斗，國民黨不得不盡訓政的義務；即袁世凱也承認主權在民，只以人民程度不夠，他不得不盡行使政權的義務。大多數人民是些什麼人，怎樣他們才能夠有處理自己的事情的絕對權力，何以西歐各國是「偽」民主，怎樣才是「真」的民主政治，對於這些問題，這位記者都陳義含糊，沒有一點明白的說明，或者是有意含糊（這樣的含糊還不免觸動了汪精衛的盛怒，電責史量才）？

　　由大多數人民管理國政是民主政治之本義，而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一切國家權利機關，都掌握在代表極少數人資產階級的政府手裡，占全國人口大多數的工農勞苦人民，選舉若干代表到議會裡，有多少直接管理國權的作用？

　　選舉自由也是民主政治之一例，而占全國人口最少數的資產階級，它有廣大金錢做選舉運動費，如宣傳費，廣告費，甚至賄買投票，它有優越地位如企業主或明或暗的強迫被雇者之投票，它還有它的政府用官權監督干涉選舉，如此則大多數工農勞苦人民能有多少選舉自由？

　　集會自由也是民主政治之一例，而除了資產階級的政府藉故干涉外，大多數工農勞苦人民，有多少閑裕時間能夠像有閑階級自由集會？又有多少公私建築供他們自由集會？

　　出版自由也是民主政治之一例，而最好的印刷機器，巨量的紙和油墨，都在資本家手中，偉大設備的日報和雜誌也在資本家手中，即令它不直接用法律干涉言論，它廣有金錢可用經濟壓迫操縱著作家，雇御用的學者做它的喉舌，所謂出版自由，乃資本家收買新聞紙和製造所謂輿論之自由，對於大多數工農勞苦人民，只是寫在憲法上的一句好聽的空話而已。

　　大多數工農勞苦人民被榨取被統治於少數榨取階級的社會中，在被榨取者起來推翻榨取者之統治解除資本的桎梏以前，任何民主政治的國家，即歐洲和美洲最進步的共和國，所謂大多數人民的自由，所謂民主政治，都不過是遮掩資產階級少數人專政之一種民主主義的形式，以別於赤裸裸的軍事專政而已。西歐各國「偽」民主之真相即在於此。

　　落後的中國資產階級，在城市，它的運命完全握〔在〕外國帝國主義的堂中：幼稚的工業雖然因企圖對外競爭有時向左盤旋，而其渴望外資，終於決定了它向左盤旋的程度；至於還有巨大勢力的商業和高利貸資本，更不得不仰鼻息于數十萬萬元在華外國銀行資本和托命於外貨輸入原料輸出，民族鬥爭無論是排貨或戰爭，對於他們簡直都是致命的打擊。在鄉村，中國已無與資產階級對立的封建地主階級，中國的資產階級和地主，已無直接衝突（如土地買賣和雇傭勞工之自由），而有共同利害（如城市資本家土地化：購買土地，抵押土地；私有財產權之擁護等）。所以，中國的資產階級自始即不需要拿民主旗幟，激起大多數人民來幫助它向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地主階級鬥爭，它並不敢輕於採用西歐各國的「偽」民主即民主政治的形式統治中國，因為它恐怕弄假成真，恐怕因此激起被它榨取被它統治和它站在敵對地位的大多數工農勞苦人民，侵犯到它的利益，它終於要依賴軍人勢力，用槍尖鎮壓大多數工農勞苦人民，以維持它及它的國內外同盟者（帝國主義及地主）對於中國大多數人民之榨取與統治。所以，資產階級的在野派，尤其是手中沒有多少槍桿的派別，往往拼命冒險提出空洞的民主政治口號，做他們向在朝派要求均權共治的武器（如過去的汪精衛、李烈鈞等和現在的國難會議派）一旦在朝，連他們的民主政治都石沉大海了。

　　中國的資產階級因為太落後了，不但害怕「真」的民主政治，並且害怕像歐美各國的「偽」民主即形式的民主。它害怕民主主義，不減於害怕社會主義，或者更甚些，因為前者比後者更現實些。

　　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學生，第三党，他們的利益不像大資產階級牢系在帝國主義腳下，他們有傾向歐美的「偽」民主即民主政治形式之可能。他們在幫助大資產階級打敗了無產階級（一九二七年）之後，受了大資產階級的欺騙，未得到任何利益，而且深受著軍事專政的壓迫，於是又開始左傾，感覺到民主政治的形式是有利於他們向代表大資產階級利益的政府要求之旗幟，企圖組成反對現政府之各種各樣的政治集團，以向大資產階級爭取他們的利益。現時，他們雖然還未能組成獨立的政治集團（第三黨還自稱是「國民黨革命行動委員會」），而已在醞釀和開始萌芽。他們會提出普選的「議會制度」之要求，他們當中（如第三黨）已有普選的國民會議口號；他們的「偽」民主，較之大資產階級各派的「均權共治」，固然進了一步，可是他們替大資產階級欺騙民眾的面貌也進了一步，他們為了欺騙民眾，不但會提出形式的民主口號，有時還會高喊幾聲社會主義。一到民眾鬥爭激烈化的時候，這般中間地位的分子（嚴格說，本是資產階級之一部分），其中最下層在經濟上瀕於破產者，固然一部分在政治上有可能走向無產方面，而其上層或仍舊拋棄其「偽」民主，乾脆的投降於大資產階級的軍事專政，而擁抱著大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在過去一九二七年革命中就是這樣）；或者用他們的名義拿出「偽」民主的面具，來欺騙群眾，替大資產階級維持垂死的運命（如一九一七年俄國克倫斯基政府和一九一八年德國愛爾白政府）。

　　忠實于所謂「適合大多數人民之利益之民主政治」運動者，只有工人貧農一切勞苦大眾。他們自身即是全國人民之大多數，他為實現徹底的民主政治而鬥爭，即是為他們自身的解放而鬥爭。《申報》記者提出「建立適合大多數人民之利益之民主政治」的主張（四月十二日《申報》時評），而未說及由什麼人來建立這樣的民主政治，若認為榨取階級的少數人可以建立適合被榨取者（工人貧農一切勞苦人民）大多數人民之利益的民主政治，這不是欺騙便是幻想。

　　在國內外惡勢力雙重壓迫之下的工人貧農一切勞苦大眾，他們對於實現民主政治的要求，比任何人都迫切。他們毫不猶豫的要努力於實現民主政治形式（直接普選的國民會議或國民立憲大會）的鬥爭，而且要為充實其內容而鬥爭，即是實現選舉和宣傳之實際自由，以及排除國內外一切惡勢力相結托的壓迫與榨取，主要的是推翻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海關、銀行、工廠、礦山、交通機關、商業機關等經濟命脈之控制，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和徹底解決土地問題，以開闢整個的中國經濟自由發展的道路，以挽救大多數人民破產，失業，饑餓，自殺和墮落的悲慘運命。這就是我們所要的民主政治——「真」的民主政治。

　　「真」的民主政治和「偽」的民主政治之區別乃在：前者是利於被榨取者大多數人的民主政治，後者是利於榨取者極少數人的民主政治。前者比後者，顯然有新的高度發展；而和中國資產階級各派「均權政治」的民主，更無共同之點。

　　「真」的民主政治，決不是和平方法可以實現的，只有工人貧農一切勞苦大眾以血來推翻整個的榨取階級，實現立法權力和執行權力合一化的蘇維埃政制，才能夠表現出來。這樣的民主政治，是民主主義在歷史上發展到今天的最新最高階段，也是一切政制在歷史上發展到今天的最高最後形式。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共產主義者，本是最忠誠最徹底的民主主義者。如果有人拿歐美現行的「偽」民主即形式的民主做標準，來根本鄙棄民主主義和民主政治，這是沒有理由的。「德謨克拉西在工人階級反對資本家的解放爭鬥中是有極偉大意義的，但是德謨克拉西卻決不是一個不可超越的界限，它只是從封建到資本主義，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進化過程中的階段之一。」（列寧《國家與革命》漢譯文一六六頁）

　　署名：陳獨秀

　　《火花》第一卷第九期

　　 1932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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