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緊急的政治問題|陳獨秀

一個緊急的政治問題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

　　我這篇文章的題目，是用了列寧《兩個策略》第一章的標題，當時他所指的「一個緊急的政治問題」是什麼呢，就是他在第一章開端所說的一段如下：

　　「我們目前所處的革命時期有一個問題就是召集國民大會的問題。這問題應怎樣解決，意見極不一致，現在正形成三種政治傾向，即：

　　「（一）沙皇政府承認有召集國民大會之必要，但極不願意這個大會成為一個全民的立憲大會，若按報紙所載關於『蒲力根委員會』的消息，似乎沙皇政府所同意的會議，是在選舉的時候不准宣傳自由，選舉的資格必須以財產之多寡，教育程度之高低，或以狹隘的階級制為標準。

　　「（二）革命的無產階級既受社會民主派的指揮，則要求全部政權交國民立憲大會；在這種情形之下，不僅要達到普通選舉權亦不僅要達到宣傳之完全自由，而且要從速推翻沙皇政府，代之以臨時革命的政府。

　　「（三）自由資產階級，拿『立憲民主黨』的首領作工具以表示自己的願望，不要推翻沙皇政府，不主張臨時政府的口號，至於怎樣保證選舉完全自由正確，怎樣保證代表大會使之成為真正全民的代表大會，使之成為真正立憲的代表大會，這些問題的實際辦法，是自由資產階級所不主張的。實際上，自由資產階級是現在『解放派』唯一的社會力量，它只想使沙皇與革命民眾間之政權問題，盡可能的和平解決；同時，這種和平解決的結果，要使資產階級比任何人所得的都多，而革命的民眾（無產階級與農民）比任何人所得的都少。」

　　列寧在分析這三種政治傾向之後，就表示多數派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是：

　　「現在不同了，我們現在所處的時期已是一新時期，即政治已開始恐慌和革命開始發展的時期，我們處這樣時期的俄國，自然不能『仍舊貫』，『食古不化』了。

　　「已經開始的俄國革命，已造成一新局，這新局面就是絕大多數的民眾表示絕對不能與沙皇政府相容……民眾若已經表示與現政府不能相容，且覺悟到有建設新政治制度之必要，則以推翻現政府為目的的黨就應當想想，拿什麼政府來代替舊政府。

　　「要建立一『真能代表民意』的新制度，僅只叫這代表大會為立憲大會還不夠，亦必使這大會有權與力來『立憲』，決議案因覺悟到這點，故不盡限於『立憲大會』之形式上的口號而且加以實際的條件，使這個大會真能執行自己的責任。這種條件的指示，使口頭上的立憲大會，能成事實上的立憲大會是必要的；因為自由資產階級（如君主立憲党）總是有意的曲解『全民立憲大會』的口號，使這口號成為口頭的空話。

　　「『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對於推翻沙皇政府的問題，總是不顯明的提出來；在這時候，我們應當把這問題看做是目前第一個重要的問題」。

　　同時，他批評少數派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是：

　　「孟雪維克派和新火星派的臨時大會，犯了與自由派和解放派常犯的錯誤。解放派常在口頭上說些關於『立憲』大會的話，同時無廉恥的閉住眼睛，不看見力與權是把持在沙皇的手裡，忘卻了要『立憲』便要有實力來立的問題。……臨時大會忘卻了，政權一日在沙皇之手，任何代表的任何決議都好，都會與一八四八年德意志革命時歷史上有名的佛蘭克府國會的『決議』一樣，只是成為一種可憐的具文……馬克思在其《新萊茵報》中曾用極激烈的諷辭怒駡佛蘭克府的自由主義的『解放派』，說他們只在口頭上說了些好聽的話語，採取了民主主義的各種『決議』，『規定了』各種自由，但在事實上卻把政權放在國王的手裡，自己沒有組織武裝實力以與受國王統治的軍隊力量戰鬥。佛蘭克府的解放派還在唱空調時，國王已得了空間的時間，鞏固了自己的軍事力量，反革命乃得憑藉實際力量把民主派及其一切好看的『決議』打得粉碎。

　　「臨時大會派向我們提議，把今後的革命好好的分成階段：（一）沙皇召集代表機關；（二）這個代表機關在民眾威迫之下，『決定』組織立憲大會；（三）……關於第三階段，孟雪維克派還未能商量定妥。

　　「關於臨時革命政府和共和政體的問題，從未在決議案中找得機會說一說。

　　「把代表機關的『決議』叫做『革命對沙皇制度之徹底勝利』。「臨時大會在策略上所提的口號，與『立憲民主政黨』即要求君主政體的資產階級政黨所提出的口號相符合……你們實際上就變為解放派的尾巴了。」

　　我徵引這許多話，並不是說當時俄國的歷史條件和目前的中國完全相同，也不是說我們現在可以採用當時俄國多數派所提的同樣口號：臨時革命政府與共和政體；因為中國已經過了兩次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而是說目前的中國和當時的俄國局勢有某些類似的重要點即列寧所謂「政治已開始恐慌和革命開始發展」，今天中國的多數派，在今天的國民會議鬥爭中，對於統治階級，應該採取當時俄國多數派同樣的態度。

　　一九〇四—〇五年的日俄戰爭，已動搖了沙皇統治的威信，並且因為戰敗後市場之縮小，財政之紊亂和人民購買力之降低，若不迅速清除發展資本主義的障礙，俄國大工業已不能繼續生存，沙皇的專制政府若不加以資本主義的輔助，也已經不能支持下去。所以，政府以前極力反對召集的那相信限制沙皇威權對於地主資本家是不利的鄉紳會議，也不得不於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召集了；以前有人一開口提起憲法便算是政治犯，在十二月的政府官報上，還禁止在公眾大會上提起憲法的問題，一九〇五年正月九日（有名的「流血星期日」）沙皇用屠殺請願工人的手段，打碎了它在群眾中特別是在工人群眾中最後的信仰。從此正月、二月、三月，這三個月中，工人的罷工運動和資產階級的解放運動，知識界各種自由職業團體的活動，風起雲湧的擾亂了沙皇專制制度的秩序，沙皇政府眼見不能同時敵對兩種勢力（工人與資產階級），於是羈麋資產階級以專力對付工人之召集國民會議的政策，遂在俄國史上破天荒的應運而生了；同時資產階級的政黨把憲法問題提到議事日程，已經不算是「放肆」而算是「穩健」了；並且在激進的群眾中還喊出了「打倒沙皇專制政府」和「共和國」的口號。

　　列寧的《兩個策略》是作於一九〇五年七月，他認為那時是「政治已開始恐慌和革命開始發展的時期」；認為「大多數的民眾表示絕對不能與沙皇政府相容」；主張「要推翻沙皇政府」；主張「要求全部政權交國民立憲大會」；大概不能算是犯了「史大林派」的盲動主義吧！

　　現在中國是怎樣的局勢呢？

　　國民黨政府在工人群眾中的信仰，早已在一九二七年上海的「四一二」屠殺中打破了；在農民中的信仰，早已在長沙馬日事變及其後這幾年粵湘鄂贛等省的「剿赤」戰爭中以至去年大水災中打破了；剩下來的學生群眾，亦在最近南京的「一二一七」血案中，對國民黨政府的信仰更是掃除得乾乾淨淨。國民黨內部的連年戰爭，不但與民眾的利益絕對不能相容，並妨礙了資產階級的經濟發展，同時就是更加掘潰了它自己的政權統一之基礎；因此，所謂「黨治」、「訓政」、「黨外無黨」、「黨內無派」，這些國民黨的信條，不獨各階級的人民不相信，即他們自己也喪失了自信心。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國民黨政府雖然不曾戰敗，它的不戰而屈服於日本，在人民面前所喪失的威信，比俄皇政府被日打敗還厲害幾倍。它在寧粵統一後反而陷首都於無政府狀態的今天，就是國民黨要人們自己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現已至非常危險時期，汪胡蔣如不來京，一切對內對外問題均無法應付。」（居正）「中央政府成立已十數日，迄今無聲無臭，無以對國民……看現在情形，似乎已成革命的退潮，漸至水盡山窮……聽其沉頓下去，即將無聲無息的完了。」（陳銘樞）「國事危急至此，實為本黨能否負起救國責任最後一次之試驗，科入京兩旬，以中樞空虛，秉承無自，外交內政諸大計均無從進行，前次以全黨團結救國宣示國人者，今竟無以答國人矣。」（孫科）「尤不忍見先君，艱難締造之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竟日就於破碎支離不可收拾之險象。」（孫科）

　　全國學生的反日運動已走到反國民〔党〕運動，自南京的中央黨部以至上海的市黨部，北平的市黨部，山西的省黨部，陝西的省黨部，浙江的省黨部，汕頭的市黨部，江陰的縣黨部，都被學生群眾搗亂了，致陳公博主張要把黨部秘密起來。在北平示威團中，在追悼「一二一七」被殺學生遊行示威中，都喊出「打倒國民黨政府」的口號；有些激進青年的報紙（例如《上海日報》）已提出「民眾政權」和「革命民眾組織自己的政府」等口號。

　　上海各大報，除國民黨的《民國日報》和《時事新報》外，一向是等於半官報的新、申、時三報，也不完全站在政府方面；至於無數的小日報和旬刊週刊，無不一致公開的攻擊國民黨之只顧關內爭奪權位而不向外抵抗日本，國民黨所奉為「國母」的宋慶齡，更是公開的發表宣言，直認國民黨甯粵兩方，皆依賴軍閥，諂媚帝國主義，背叛民眾，同為革命之罪人；並且直認「党不能救國利民，自取覆亡，何所顧惜」，國民黨主張它一黨專政，對政治卻無辦法，特別是對日問題；它如果自認無辦法，便應該將政權還歸人民；這已經是普遍的聲音。

　　國民黨的統治確是難以支持下去了；中間分子的勢力雖然還未傾向無產階級的政黨，而對於國民黨的依賴確已大大的動搖了。目前所缺欠的正是工人鬥爭的進展，但是我們當然不能附和史大林派閉著眼睛說些不能欺人只是自欺的大話，說中國工人鬥爭已經如何如何的高漲；然而據各國革命史的先例來判斷，也不能否定在全國民族民主運動繼續發展中，工人鬥爭會在最近期內緩慢的或突然的高漲起來。我們應該承認，中國的民族民主運動，正在開始而不是終結，並且距終結還很遠，即令中途有暫時的頓挫，如俄國一九〇五年夏天一樣；因為國內國外的條件，除了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奮起而複歸於決定的慘敗，國民黨資產階級決不能得到重新穩定的機會。

　　我們還應該承認，南方農民爭取土地和反國民黨的武裝鬥爭，在國民黨的內部戰爭中，特別是在最後一次蔣閻馮戰爭中，大規模的發展起來，已經不僅是過去大革命之餘波，我們固然不能附和史大林派不待和城市工人鬥爭之匯合，拿孤立的農民武裝隊（紅軍）作攻打大城市（如武漢）的冒險企圖；同時，也不能否認南方的武裝農民已經是威脅國民黨政府而為它所不能消滅的勢力，並且還未繼續削弱它的軍事勢力，如最近孫連仲二萬餘軍隊之歸附「紅軍」，在北方開始發展的反日義勇軍將又會形成包含多量農民的一種新軍隊。這些都是一九〇五年的俄國所沒有的，都會幫助中國工人革命得到比俄國一九〇五年較有利的環境。

　　我們也應該承認，我們的黨，固然還是很弱，而比之一九〇五年俄國的社會民主黨各有其長所與短所：中國黨過去在群眾中是有威權的，而其歷年錯誤的政策則為群眾所失望，俄國的黨則恰正相反；至於分裂的缺點則彼此相同，在政治水平上，中國黨自較俄國的黨為低，而在農民和軍事勢力方面則較強。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很有理由可以說，我們目前所處的時期已是一新時期，政治已開始恐慌和革命已開始發展的時期，這一□時期就是大多數民眾表示不能與國民黨政府相容。民眾若已經表示與現政府不能相容，且覺悟到有建設新政治制度之必要，則以推翻現政府為目的的黨就應當想想拿什麼政府來代替現政府，而不應當企圖使國民黨與革命民眾間之政權問題僅可能的和平解決。因此我們左派反對派應當覺悟到不僅限於「國民會議」之形式的口號，不僅予以民主任務（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土地，民族獨立等）的內容，而要加以實際的條件，使這個會議真能執行它自己的責任，即真能解決民主任務而不是一句空話。這種實際條件即要求全部政權交國民會議，這才是我們的「全權的國民會議」這一口號之真實意義。

　　國民黨政府（無論是某幾派合作或蔣介石復辟）所能召集的國民會議，為要維持它的一党專政，必然盡可能的限制選舉資格和宣傳自由。

　　派別資產階級的政團（例如正在開始形成的「憲政促進會」他的領袖是孫洪伊、張耀曾、褚輔成、羅家衡等四國會人物）他們並不要求推翻國民黨政府，也不要求真正全體人民代表的國民會議由宣傳完全自由和選舉完全自由而產生，他們只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他們希求恢復從前的國會，政權還是國民黨的，他們只希望國民黨覺悟，容許他們以人民代表名義參加政權而已。此外如第三黨他們也贊成普遍選舉和宣傳自由，但他們未曾實際計及，如果政權仍在國民黨手裡，即令在他們所認為國民黨最左派的手裡，將怎樣保證選舉和宣傳之完全自由，怎樣保證國民會議能以成為真正民眾的代表大會並有全權解決民主任務。在國民黨政權之下召集的國民會議，只有資產階級比任何人所得的都多，而革命的民眾（工人與貧農）比任何人所得的都少或一無所得。

　　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對於國民會議的意見，則不僅要達到普遍選舉，不僅要達到宣傳之完全自由，而且要從速推翻國民黨政府，全部政權交國民會議，實現「革命的民眾政權」。

　　「革命的民眾政權」是什麼？史大林派當然認為應該是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我們則認為應該是領導貧農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權；革命發展到一定程度，我們便向群眾解釋：只有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才真正是「革命的民眾政權」。

　　在這個問題上，有些同志認為革命的民眾政權不能表現政權的階級性，應該徑稱「無產階級專政」。同時，他們又認為目前還未到發出「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口號的時期；因此遂認為目前在宣傳鼓動上不應該涉及政權問題；又因為目前沒有代替國民黨政權的適當口號，遂認為不應該喊出「打倒國民黨政府」的口號。

　　「革命的中心問題是政權問題」，可是為免得對於這一問題的概念之混亂，無出路，我以為須認明這個問題之提出應分別三種場合：（一）規定在黨的綱領上，（二）群眾中的宣傳鼓動，（三）由黨實際組織武裝暴動奪取政權。（一）是不成問題，（二）目前當然不是時期，（三）則當然是必要的。特別是在目前政治已開始恐慌和革命開始發展的新時期，我們若是「仍舊貫」、「食古不化」，在群眾中對國民會議的口號不加以革命的解釋；不領導群眾為自己所要的國民會議而鬥爭；不以推翻國民黨政府奪取政權的路線指導群眾；不告訴群眾：政權握在國民黨之手，任何國民會議都不能解決民主任務；則我們左派反對派所提出的「國民會議」口號，將真如列寧所罵「與立憲民主黨所提的口號相符合，實際上就變為解放派的尾巴了」！

　　並且，目前的實際政治生活已使群眾自發的喊出「打倒國民黨政府」的口號，我們還是像一九二七年一樣，跟在群眾後面制止他們「過火」呢，還是學國民黨要人的口吻責備他們「行動越軌」！？

　　或者有人認為俄國的一九〇五年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不能和現在的中國相提並論。列寧在一九〇五年主張「全部政權交國民立憲大會」，為的是實現共和政體，我們的第三次革命，應該走俄國一九一七年十月的道路，應該主張「全部政權交蘇維埃」，說這樣話的人，會有好幾種意見：一種是認為列寧估量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只有資產階級政權的前途，這當然沒有瞭解列寧並不曾簡單的認為只有資產階級政權的前途。他曾提出「工農專政」的口號充實共和政體，他又曾解釋「工農專致」「有其過去與將來兩方面的」；至於托洛斯基和列寧意見之不同，則不必要在這裡纏夾著討論。

　　又一種是認為只有在資產階級革命，實現資產階級統治的共和政體的條件之下，才能主張「全部政權交國民會議」。那麼在革命運動已開始發展國民黨政權已開始動搖的今天，以至更發展更動搖的明天，同時中心城市的蘇維埃還沒有，組織暴動奪取政權實現第三次革命的條件還未成熟，我們以推翻現政府為目的的黨，是否應該而且可以在群眾中宣傳鼓動推翻國民黨政府呢？如何答覆群眾提出推翻國民黨政權後拿什麼代替的問題呢？如果群眾問我們，在國民黨政權之下召集的國民會議可以解決民主任務，還是在民眾政權之下召集的國民會議可以解決民主任務，我們又如何回答呢？如果回答說：解決民主任務是將來第三次革命全部政權歸到蘇維埃時的事，現在的國民會議運動，只是在資產階級政權之下做做要求憲法自由的和平運動。這樣的國民會議，至多只能做些向政府要求解決民主任務的決議案，而沒有權與力能夠執行自己的決議。像這樣的對於托同志所雲「革命民主要求」和「解決國家最要問題」的國民會議口號，加非革命的解釋，正是把我們自己總的政治口號降低到自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水平線□□□革命運動已開始發展中的急進的群眾向後退，而不是用自己總的政治口號把一般群眾提高到革命的水平線。如此，則黨內黨外許多革命分子指摘我們反對派的國民會議口號是落後的，便不能算是全無理由了。

　　或者又有一種意思，就是說，我們已經不是要求實現共和政體，而是要求實現無產階級專政，與其創造一個爭取政權的國民會議，不如創造一個爭取政權的蘇維埃；更直率些說，就是我們為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的共產黨，不需要什麼「國民會議」的口號，至少在革命鬥爭已開始發展的現在便不需要它了。這一意見表面上似乎是正確的，而實際上並不完全正確。我們認為蘇維埃和國民會議並不是兩個絕對不能相容的東西，我們應該為創造我們的國民會議而鬥爭，當然還應該為創造我們的蘇維埃而鬥爭，只有在兩個鬥爭過程中，看那一個真是我們的，我們才發出全部政權交那一個的口號，實現我們的「十月」。可是創造蘇維埃——工業中心城市和政治中心城市的蘇維埃，尚需一個時期，國民會議運動卻迫在眼前了。並且即在將來的發展上，國民會議運動更富有全國性的作用之實際可能，如果我們機械的把蘇維埃和國民會議對立起來，把後者加以非革命的解釋，認定它只能實現資產階級統治的共和政體，那就是認為托同志所云：「在這（全權的國民會議）口號之下，共產黨前鋒隊就可以在自己的周圍團結起工人，被壓迫的城市平民以及幾萬萬貧農等廣大群眾，以為反對國內外壓迫者的暴動。」「無產階級在民主口號之下（土地、國民會議及其他）團結貧農于自己周圍並拿聯合的進攻推翻了資產階級的軍事專政，那麼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時候，就必須召集國民會議」，「蘇維埃政制將受國民會議正式通過」，這些前途都是不會有的了。

　　此外還有一種意見，就是認為在現有的蘇區以外，固然可以採用國民會議的口號，蘇區內則用不著，因為那裡已經有蘇維埃政權。這也不很正確，即令農村中已經有了蘇維埃政權，而畢竟只是農村蘇維埃政權，而不是統治城市階級的政權，尤其不是全國性的，沒有城市階級（無產階級或資產階級）之領導，農民的遊擊隊不能擔負大規模的集中的戰術行動，以建立全國性的政府，現在顯然還沒有工業和政治中心城市的蘇維埃可以號召全國，如何能拿現時的農村蘇維埃來代替國民會議之全國性的作用。並且據托同志的估計，即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府實現之後，召集國民會議還是必須的。現時農民運動中雖然掛上了蘇維埃的招牌，而在農民意識中模糊的蘇維埃口號，和我們所要創造的蘇維埃還並不是一個東西，他們所真能瞭解的東西，蘇維埃遠不及國民會議，尤其是蘇區以外農民，現有的蘇區是不應該劃疆自足的。為什麼不可以提出國民會議的口號，以擴大現在散漫性地方性省份性的鬥爭而成為全國規模的鬥爭呢？或者有人以為蘇區內如果採用國民會議的口號，將給富農及商人活動的機會，如果農村工人、雇農及貧民把權力拿在自己手裡，是不必過於害怕富農和商人能有多大活動的；否則像現在的蘇區中，富農和商人還不是有很多危險性的活動嗎？

　　最後，還有兩點必須說明一下。我所反對的對於「國民會議」口號，加以非革命的解釋，乃是專指我們所要創造的「國民會議」即我們總的政治口號而言，當然不是指國民黨資產階級所召集的任何「國民會議」（許多人攻擊我們左派反對派提出「國民會議」口號，特別是在革命運動開始發展的今天；他們的誤解，都是由於資產階級所召集的「國民會議」為標準，甚至以去年五月蔣介石所召集的「國民會議」為標準，這一層大家必須要弄清楚。托同志在一九二七年曾說過：「組織國民會議，不經過蔣介石而經過工農蘇維埃執行委員會，這才是莊重的正確方法。」如果我們所提出的總的政治口號，我們自己對它加以非革命的解釋，即是以資產階級所能召集的「國民會議」為標準，而不敢侵犯資產階級的政權，則我們便是資產階級的左派反對派，而不是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了，這還怪別人攻擊嗎）；同時也不能據此作為在沒有革命運動時期拒絕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民會議」之理由，因為只有在群眾正在奔赴革命走近武裝暴動時，拒絕參加行將崩潰的統治階級所召集的「國民會議」（如俄國多數派拒絕參加第一次國會），才是正確的政策。

　　總之，參加統治階級的國民會議和革命階級所創造自己所要的「國民會議」，是兩個問題而不是一個問題。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署名：獨秀

　　《火花》第一卷第七期

　　 1932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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