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路線——答民傑及小陳兩同志|陳獨秀

兩個路線——答民傑及小陳兩同志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最近我們當中，因為討論「抗日救國」口號的問題，發展到「革命的民眾政權」口號的問題最後又發展到「中國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問題，這是不是民傑及陳同志有意把問題擴大或節外生枝呢？不是的，絕對不是的，他們對於民主口號的態度根本有他們的整個路線，他們的路線是：

　　國民會議是資產階級的機關。

　　「召集國民會議而實現民眾政權」不是一種資產階級政權。

　　「建立革命的民眾政權」的國民會議，必然成為無產階級在反對階段——兩個革命過渡期中走上政治鬥爭最可怕的絞繩！

　　「國家政權」不是國民會議可以建立起來的。

　　仁靜同志和斯大林主義者一樣，以為「中國第二次革命並未解決民主任務，因而第三次革命是以民主要求為開始」，因而革命初期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而是民主革命；〔這是〕仁靜同志……錯誤百出的分析。

　　「動搖而且推翻資產階級私有財產」這不是社會主義革命是什麼？這「在民主口號之下」可以發動起來嗎？此時民主任務雖未完成，但政權已經轉移……民主革命已經完結，再來的革命只有社會主義革命。以上是陳同志的意見。

　　若果說：「經過」資產階級所御用的「抗日救國會」或「國民會議」來「實現」所謂「革命的民眾政權」，那麼這種政權，仍舊是「資產階級的專政」。

　　如果承認所謂「革命的民眾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之別號，不但在目下要提出尚非其時，而且也只有列爾士的「雞蛋哲學」之邏輯的發展才可以得到說明。

　　「無產階級專政」不是靠資產階級統治的形式之「國民會議」而「實現」，而是發生和發展於在「資產階級專政」相對抗的革命鬥爭中之群眾組織（如：赤色工會、貧農協會、罷工委員會等）非資產階級所御用的機關中，只有用這些革命鬥爭的一切力量，來「消竭資產階級之民主主義的源泉」，最後衝破「國民會議」，傾覆虛偽的「民主之資產階級的統治機關之後才完成」。

　　由「資產階級專政」轉變為「無產階級專政」，依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只有「經過暴力」……總而言之，「無產階級專政」只有最後毀滅「國民會議」來完成，並非「經過」「國民會議」來實現！以上是民傑同志的意見。

　　這一左傾的路線和斯大林派有一個共同點，即是鄙視國民會議的口號，至少也不把它看做是一個革命的口號，不願意為它的實現而奮鬥，有機會還要向它放冷箭，因為它只能是資產階級的機關，它只能實現資產階級政權，於是無產階級若是為實現國民會議而奮鬥，便無異於為鞏固或改良資產階級政權而奮鬥。對於國民會議這種定命論即國民會議（或抗日救國會）定命的只能為資產階級所御用，而不能為無產階級所御用，自然要否定「經過國民會議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說法了。那麼，將經過什麼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呢？

　　擬陳同志的答覆是：「再來的革命，只有社會主義的革命。」並且引用托洛斯基同志的話「……第三次革命……將于開始時（注意——陳）就要堅決的動搖而且推翻城市及農村中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他和以前王文元同志一樣，只看見「開始時」這三個字，而忽略了括弧中「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九一八年七月」這十五個字。

　　擬民傑同志的答覆是，「無產階級專政不是靠資產階級統治形式之國民會議」，而是靠「赤色工會、貧農協會、罷工委員會等」，「最後衝破國民會議」。照他這樣說法，我們左派反對派在一切號召工人貧農鬥爭中，不需要有什麼總的政治口號，更不應該採用「資產階級統治形式之國民會議」口號。這一始終未被採用的國民會議口號，大可原璧送還卡笛科；或者拿這個不用「經過暴力」的「資產階級統治形式之國民會議」口號，只限於在反革命的階段，在資產階級統治之下，做做爭自由的灰色運動。

　　在反革命的階段只能做做灰色運動，大約一向群眾宣傳鼓動推翻國民黨政權和以革命政權代替反革命政權，就算是逾越了反革命階段的政治鬥爭之「正軌」，這種和平改良主義的傾向，陳同志和民傑同志是一樣。他們當然不是無政府工國主義者，但一談到政權問題，陳同志便諄諄地教訓我們：「目前是一個反革命的階段，應是反對派對於現階段之具體認識，亦即是目前政治鬥爭策略之出發點。」因此，他們的路很顯明的是：在反革命的現階段，無論採用——國民會議的口號與否，都只能做做不涉及國民黨政權問題的灰色運動，在社會主義的口號下奪取政權，是將來革命階段的事。換句話說就是國民會議的口號，至多只好用在反革命階段做做灰色運動；革命高潮一到來，馬上便是社會主義的世界，便用不著什麼國民會議的口號了。我以為這樣整齊劃一的階段論者忘記了一件小小的事，即是他們並沒有告訴我們，革命的高潮是否會從天上掉下來？或者會有何種不可思議的力量能夠替我們從反革命階段走上革命階段？或者他們現在還須秘而不宣，或者只有上帝知道！

　　和這一階段的路線對立的，就是國際左派反對派不斷革命論的路線，如托洛斯基所說：這個鬥爭（指國民會議鬥爭）本身有如一個錐子鑿入有產階級結合的中間，使其發生裂痕，並以此擴大無產階級活動的範圍。（《中國革命問題》第二集一四九頁）

　　民主主義不盡是幻想和欺騙，而且是歷史的動力。（同書一五一頁）

　　形式的民主主義口號，不僅抓住小資產階級群眾，而且抓住廣大的工人群眾，使他們感覺有可能（根本上是幻想的）以自己的意志去抵制軍閥、地主和資本家。無產階級先鋒隊就要在這個經驗之上教育群眾並領導群眾前進。（同書一五三頁）

　　我們的党領導無產階級走到專政，只是因為黨以最大的毅力要求徹底地和無條件地實現民主主義口號和要求。（同書一六七頁）在某一時代，民主主義問題，將不僅吸引農民，還要吸引工人，這件事情必須在我們領導之下進行。（本年一月八日來信）

　　煽動工作須要宣傳來完成，至少能使無產階級的最先進分子瞭解，走向國民會議的道路，只有經過反對軍事獨裁的暴動和由民眾來奪取政權的手段，才有可能。（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答《我們的話》的信）

　　不斷革命論指出落後資產階級國家的民主任務，在我們的時代直接引到無產階級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把社會主義的任務置於議事日程，這就是這個理論的中心思想（《不斷革命論》一四——一五頁）。

　　沒有完成或者沒有完結自己的民主革命的國家，有它自己的極重要的特點……在殖民地國家，因土地問題之尖銳，和民族壓迫之不可忍受，幼稚的和人數較少的無產階級，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礎之上，可以比在純粹社會主義基礎之上的先進國的無產階級早些獲得政權。（同書一四〇頁此條及上條均依仁靜同志的譯文）

　　社會民主黨的直接任務，將是完成民主革命；但取得了政權的無產階級，不能自限於民主政綱，他將不得不跳上社會主義政策的道路。（《自傳》）

　　蘇聯由民主主義行為到社會主義行為的過渡，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進行的。在中國，無產階級專政之由民主主義階段到社會主義階段的過程，進行得將比俄國還要快些。（《告中國及全世界共產黨員書》）

　　無產階級先鋒隊，為民主口號鬥爭愈勇敢，堅決和會所顧惜……則在群眾意識中，民主共和國和工人共和國愈快地成為一個東西。（《西班牙革命問題》）

　　托洛斯基同志所指示的這個路線，很明顯地認為民主口號，不但在反革命階段用得著，即在革命階段也用得著，並且它的重要性，還是在落後國家可以經過它由反革命階段直接走到革命階段，我個人絕對相信這個路線是正確的。

　　我現在以十二萬分的誠懇，要求每個同志拿出相當時間細心的把這兩個路線比較研究一下，以決定贊否。因為這是我們究竟是否左派反對派的根本問題之一。此外一切詞句，哪個不正確，哪個更正確些，都不是重要的問題，值不得拿革命工作的寶貴光陰來熱心討論修辭學。如果我們不決定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礎之上奪取政權，而決定須在社會主義基礎之上奪取政權；如果我們不相信落後國家的民主任務可以直接引到無產階級專政，然後由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來踏上社會主義政策的道路，而主張一開始就是行社會主義的革命，然後再回過頭來附帶地解決民主任務，這種「把車子放在馬前面」的辦法將使中國無產階級獲得政權的時期，推遲到世界革命成功以後。因為「若說現在的中國依現有的技術與經濟的基礎可以用自己的力量，跳越過資本主義階段，只有最無知識的反動的社會主義者，才能作如此想」（托洛斯基）。在我們的時代，若有人認為中國資產階級的和平發展到了相當時期，能夠準備下社會主義革命的經濟基礎，這便是戴季陶混進了中國左派反對派的隊伍中！如果無產階級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礎之上，例如在抗日救國或國民會議的鬥爭中，結成了比五卅運動中更大的力量，能夠以暴力奪取政權，這時如果有人以為我們還沒有蘇維埃，還沒有社會主義革命的經濟基礎，而出來主張慢點奪取政權，則這班迂腐先生，至多只能充當紅色教授！

　　我還以為如果有人企圖在這兩個路線之中，東摘幾個名詞，西下幾句批評，來建立一個折中路線，這也是徒然的，這只是表明他自己沒有路線。

　　我認為「無產階級在中國占民族中最少數量，它要把持政權，只有于自己的周圍團結民族中最大多數人，即城市的鄉村的貧農」，「所以在一般鼓動上使用」「革命的民眾政權」或「民眾的革命政權」這類口號，並不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相衝突，而只是「無產階級與貧農政權」的一種通俗說法，決不能說他是和介於資產階級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之間的工農民主專政這一在歷史上有一定意義之術語相等。這樣的通俗說法，並不如陳同志所說是我「一種新的理論上的論據」；在去年十二月第七期「無產者」上，我已經提出「以全權的國民會議為最高統治機關來代替國民黨的訓政與軍事獨裁」的口號，並且我更不應拿馬克思和托洛斯基的說法，冒充做我的新發明。托洛斯基所說「由民眾來奪取政權」這句話，上文已經引過。「民眾革命」，馬克思在寫給Kuyilmation論巴黎公社的信中曾經用過，俄國的少數派也曾經認為這是馬克思的一種話病，列寧曾在十月革命後出版的「國家與革命」上詳加解釋與辯護，他認為「大多數民眾」「便是貧農群眾和無產階級自由聯合」（詳見《國家與革命》漢譯本六一——六五頁）。民傑同志硬指「民眾政權」即「民主專政」——「工農民主專政」，於是連篇累牘地引用托洛斯基同志指斥「民主專政」的話來攻擊仁靜和我，這是偵探先生們栽贓捕人的辦法！

　　十一月十六日

　　署名：獨秀

　　《校內生活》第一期

　　 1931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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