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壓迫國的無產階級應不應領導愛國運動|陳獨秀

被壓迫國的無產階級應不應領導愛國運動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在此次反日運動中，我們內部由討論抗日救國的口號，進而討論到我們在宣傳鼓動中可否使用「救國」、「愛國」這類名詞。我以為名詞是次要的問題，根本問題是我們在戰略上應不應參加並領導愛國運動，這必須切實地討論，必須明確地決定，否則含糊兩可的概念，會把同志們送到迷宮中去。對於這一問題的討論，我有以下的意見：

　　（一）一切政策與口號，若不擇空間和時間一概採用或一概否拒，都是站在形式邏輯的觀點上，對辯證的馬克思主義加以譏諷。例如馬克思、恩格爾斯和列寧，對於民族主義的運動，都曾表示過贊助或反對兩種不同的態度，這已經是馬克思主義的A、B、C；即布哈林後來也承認共產主義運動內不應排除民族主義運動，承認他當初對此問題反對列寧的錯誤。馬克思、恩格爾斯和列寧都認為殖民地或被壓迫國的民族主義運動，是革命的，是有利於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我們應該相信，世界革命乃是先進國的社會革命和落後國的民族革命之合流。

　　（二）托洛斯基同志，在他所寫的中國反對派的任務中，給我們以民主民族的口號：「召集國民會議」「保證中國的國家獨立」等，正是由上述的觀點出發。如果我們否認這一出發點（被壓迫國的民主民族運動是革命的），則國際左派反對派所給我們的綱領和口號，便根本成了問題；因為如果在先進國提出民主民族的口號如國民會議和國家獨立等，不但是無的放矢，而且是反動的；如果我們幻想帝國主義會自動地停止對中國壓迫，或者幻想中國資產階級會自動地採用民主政制和實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戰爭，則民主民族的口號對於無產階級便沒有一點革命的意義。

　　（三）以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關係，史大林和布哈林所得出的結論是：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因帝國主義的壓迫要革命些；托洛斯基同志所得出的結論是：殖民地國家，因民族壓迫之不可忍受，無產階級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礎之上，可以比在純粹社會主義基礎之上的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早些獲得政權。這兩個結論的分歧點，當然是在估量那一階級真能夠擔負民族解放的任務。我們反對派當然不能同意史大林和布哈林的估量。中國兩次革命對於資本主義基本利益都未有相當的滿足，所以中國資產階級，不但過去曾向左盤旋，現在也是向左盤旋（如反日排貨），即將來還有不少的盤旋。但資產階級，比有些共產主義者更知道，假如要真正實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鬥爭，必然要提高革命的群眾，這首先便是對於它本身的危險；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中國資產階級已經不能擔負民族解放的任務。因此，領導中國的民族運動以至完成民族解放，已經是無產階級自己的任務，不能看做是別個階級的任務，更不應對之加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嘲笑，這樣高貴的嘲笑之結果，沒有別的，只有把自己任務和民族領袖的地位拱手讓諸別的階級。

　　（四）我們號召領導群眾鬥爭，除在日常環境中找出些特別活潑的口號外，必須有一個總的政治口號即政治旗幟，能夠召集比較寬廣的群眾參加全國性的鬥爭，走上革命道路。這樣的政治旗幟，這樣的政治口號，在落後國幼稚的人數較少的無產階級，只能採用民主民族的，而不宜於社會主義的。如果人們不能肯定的說要用社會主義的旗幟，同時又不屑于用民主民族主義的旗幟，那麼，用什麼旗幟呢？這必然陷於沒有任何旗幟的混鬥。史大林派正是這樣。史大林派不是沒有單個的具體的民主民族口號，不是沒有指出推翻帝國主義及土地革命是中國革命的兩大任務，所謂「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階段」，他們更特別重視；然而他們卻沒有膽量明白地決定一個民主口號，做總的政治口號，做一切政治鬥爭的旗幟，以至於在實際戰略中，拿蘇維埃的口號來抵制國民會議運動，好反對世界大戰反對進攻蘇聯來抵制抗日救國的口號。仿佛民主民族主義的口號，只應該寫在紙上，說在口頭，到了民主民族主義的實際運動起來時，便要從左邊向它放幾支冷箭。為什麼會有這樣顛倒錯亂的事，根本是沒有真實瞭解民主民族主義運動在被壓迫國家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五）在此次反日運動中，有些反對派的同志，也發出鄙棄「民族主義」、「愛國運動」和「抗日救國」、「對日宣戰」等口號的論調。發出這樣論調的人們，若不是簡單地因為不滿意那些名詞，而是根本上有他們極左傾的立場，是因為有「工人無祖國」，「我們不應愛資產階級的國救資產階級的國」，「籠統的反日和對日宣戰，救國，愛國，都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不是我們階級的立場」。這一大堆理論在他們的頭腦中作怪。即便他們還未曾這樣痛快地完全傾倒出來，而他們當中確有或多或少或深或淺的這樣意念。如果這樣的立場這樣的意念用在此次反日運動的戰略上是完全正確的，那麼我們的綱領，我們的民主要求口號，便根本成了問題，這是值得我們嚴重討論的。

　　我們要知道馬克思主義永遠不是教條，無論如何正確的理論，倘不能正確地用當其時其地，都會變成不完全正確，甚至於完全不正確。「工人無祖國」，是從消極方面指出一般的事實，即是說還沒有一個「國家機關」是擁護工人利益的，並不是說在任何條件之下工人都應該不要祖國；所以更須從積極方面（特別是被壓迫國家）號召工人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回它正在出賣的國家，以創造工人的祖國，在這樣意義之下的救國愛國，正和資產階級的賣國是對立的；難道被壓迫國家的工人階級不應該領導這一反外國帝國主義並且反本國資產階級的救國愛國運動嗎？難道它應該和資產階級一樣不要祖國嗎？反日，對日宣戰，和通常稱日本是帝國主義的國家一樣，都不包含日本全體人民在內，即中國資產階級的報紙，亦不曾把反日和對日宣戰解釋為對日本全體人民，所謂帝國主義進攻蘇聯，也只是說它進攻蘇聯政府即無產階級政權，並不包含蘇聯全體人民，至少也不包含蘇聯中資產階級的成分在內。這些只是咬文嚼字的問題，實在值不得討論。不錯，「救國」「愛國」「民族主義」，其本質原來是資產階級的；可是這些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任務，也和其他民主任務一樣，要由無產階級來完成了。

　　在民族運動中，怎樣才是我們階級的立場，這更需要有正確的瞭解——馬克思主義的瞭解而不是形式邏輯的瞭解，我以為應該是這樣：帝國主義的國家如日本，這裡的工人階級，如果在壓迫中國的反革命戰爭中，採用「救國」、「愛國」的口號，則是直接幫助了他們自己的資產階級帝國主義，間接幫助了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直接打擊了中國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間接打擊了全世界的工人革命運動；並且更加緊了他們自己的資產階級對他們剝削壓迫，這便是離開了階級的立場。如果中國工人階級在努力救國愛國的民族革命鬥爭中，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不啻打擊了全世界的帝國主義，特別是給在印度的英國帝國主義以威嚇；不但生長了中國工人階級解放鬥爭的力量與氣焰，並且給了日本和朝鮮工人階級解放鬥爭的機會；這完全合乎工人階級的利益而沒有離開階級的立場。或者有人駁問：中國工人階級努力于救國愛國運動，雖然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豈不也是幫助了本國的資產階級嗎？我可以引用托洛斯基同志的話來答覆：「民主的或民族的解放革命運動，可以給資產階級以擴大或加深其剝削的機會；而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獨立的行動，則有恐嚇資產階級並消滅其任何剝削之可能。」（《中國革命問題》第二集一一頁）。我以為必須這樣提出具體的事例加以分析，然後對於所謂階級的立場，才不至陷於空洞的籠統的形式邏輯的瞭解。

　　我真不懂得，我們在此次反日本帝國主義運動中，必須咬文嚼字的向抗日救國和對日宣戰的口號放幾支冷箭，才算是無產階級的立場。如果人們效史大森〔林〕派罵我們採用國民會議口號是民主主義者的口吻，來罵我們採用抗日救國口號是民族主義者；那麼，只有讓這班社會主義者坐在亭子間裡，靜候中國無產階級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礎之上取得了政權，再請他們出來到社會主義者的元老院中去。

　　（六）又有些同志，一般地抽象地說來，並不根本反對民主民族的口號，可是對於某些具體的名詞如「救國」、「愛國」，甚至於「民族主義」，也要放點冷箭，以為這些名詞都含有毒素，這在根本觀點上至少是接近於極左傾的立場，否則便是沒有立場。我以為一切民主民族的口號，都多少含有點毒素，不但「民族主義」，即「民主主義」也含有毒素，例如形式的民主主義，我們不能因此便一般地反對民主主義，對於民族主義也是如此。這主要的問題不在某些口號本身是否含有毒素，而是看用在什麼環境，發生什麼作用，例如「救國」、「愛國」口號若用之於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和平」的口號若用之於現在的中國，都同樣的大有毒而特有毒。國民黨黨部和南京官僚甚至蔣介石，都還說說反對帝國主義和民族解放；汪精衛和孫科，更是大喊民主政治；我們決不能因此便避諱這些名詞。史大林派慣於拿改組派，中華革命党，新中國國民革命党，中國青年党，以至段祺瑞、閻錫山、馮玉祥、蔣介石，都贊成召集國民會議，說我們也提出國民會議的口號，便是他們的政治盟友，我們也不能因此便避諱這一口號。同樣，也不能以「抗日救國」「愛國」「對日宣戰」流行於一般資產階級特別是「中國國家主義派」（即中國青年黨）的口中，作為我們應該避諱這些名詞或口號的理由。要令這一班虛偽的甚至反動的「愛國者」破產，只有在我們以具體要求領導廣大群眾發展劇烈的救國愛國鬥爭時才能夠辦到，決不是向救國愛國這類名詞放幾支冷箭可以辦到的。

　　我們固然應該在綱領中規定總的政治口號，以為一切政治鬥爭的旗幟；然而僅僅這個還不夠領導整個革命鬥爭的發展，必須在總的旗幟之下，從日常環境中隨時得出特別活潑有生氣的口號，才能夠在實際鬥爭中領導群眾。如果我們雖然採用了總的民主口號（國民會議），而對於日常環境中發生的特別的民主民族口號（抗日救國）加以排斥，並且這類特別的民主民族的口號隨時都會發生，若隨時加以排斥，則總的民主口號便變成了一個偶像！

　　（七）當然，在進步的工人中，對於「救國」、「愛國」這類名詞，我們應有原則上的戰略上的正確解釋，即：不是無條件地採用，也不是無條件地否拒。這是在工人中的教育問題，而不是在一般群眾中的鼓動問題。

　　當中國資產階級利用愛國口號來對付蘇聯時，我們便宣告它是做帝國主義的走狗，是賣國而不是愛國，當它用這類口號對付蒙古時，我們便宣告它已經是帝國主義式的壓迫弱小民族，而不是自衛的愛國救國；這時自衛的愛國救國口號，應該是蒙古民族的，這裡沒有一點矛盾，如果有人認為有矛盾，我們本來不能夠強求形式邏輯的矛盾和辯證法的矛盾一致的。

　　（八）最後，我還有個意見。我以為民主主義固然包含了民族主義在內，而後者在中國更特別重要，在中國歷史上，只有傳統的民族主義運動，而沒有傳統的民主主義運動；在現代民族主義運動之尖銳化更遠過於民主主義運動，主要的如五四、五卅運動和現在抗日救國運動，都是全國性的運動。這一傳統的民族主義運動即愛國運動，不但吸引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群眾，並且吸引工人；「抱中國人的義氣」，「反對外國人」，這是在五卅運動中從廣大的工人群眾裡自然發生的兩個普遍而有力的口號，當時確有在這樣愛國口號之下湧現工人蘇維埃的可能，如果黨有革命的政策；並且帶工人蘇維埃性質而且比廣州暴動中的蘇維埃更有群眾的省港罷工委員會，便是在民族主義運動中產生的；這些歷史的經驗與教訓，我們不應該忽視。過去我們的錯誤，根本是在以階段論代替了不斷革命論，也就是把民主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分為兩個階段的任務，兩個階段的革命，所以認為「現在是他們（指國民黨）的時代，我們的時代在將來」。（鮑羅廷到中國和我第一次見面，就宣佈這樣的根本方針，並且說這是莫斯科的意見。）這本是一切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傳統的根本觀點，我們現在若不粉碎這一觀點，根本便不是左派反對派；忽視舊的教訓，必然鑄定新的錯誤。在中國歷史的政治的經濟的條件之下，傳統的民族主義運動即愛國運動，將來還不斷地發生，一直到中國民族從一切帝國主義的束縛壓迫之下完全解放出來。在解放鬥爭中，尤其是在國際帝國主義環攻中國無產階級新政權的鬥爭中，「愛國」或「保衛祖國」更是號召廣大群眾的唯一口號。「愛國」和「民族解放」，只是同一實質而新舊不同的兩個名詞；舊的名詞（愛國）更富於歷史性，更容易在群眾中流行，並且已經在群眾中普遍地深入地流行著。我們對於正在群眾中流行的愛國運動，應該積極地去參加領導呢還是應該消極地向它放冷箭？這是必須明白決定的問題，尤其是一般到群眾中去工作的同志立待決定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積極地領導中國的愛國運動，應該用我們的綱領領導愛國運動而充實其內容，一直到奪取政權。我們對於愛國運動，不獨不應該向它放冷箭，並且不應該只是尾巴式地參加，而應該是領導；因為完成中國民族解放，已經是中國無產階級自己的任務，並且它在完成這一任務的鬥爭基礎之上，可以比在純粹社會主義基礎之上的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早些獲得政權。

　　署名：獨秀

　　《校內生活》第一期

　　 1931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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