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關於K．M．T．問題報告|陳獨秀

同志關於K．M．T．問題報告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

　　關於K．M．T．問題，第一要提出的是中國國民革命是不是過去了？有些外國同志頗有此見解，中國同志中亦有人以為中國國民革命已經成功或快要成功，無產階級革命快就到來了。這種見解明明不對。因為中國三分之二地方還是在直系奉系軍閥統治之下。從國際關係說，還是半殖民地；在政治上，連廣東國民政府亦不得不帶些半殖民地的妥協性；在經濟上，全國金融財政海關交通機關及大的工業（尤其是煤鐵），都還在帝國主義宰製之下；所以說中國國民革命已過去或快完了，那是不對的，只能說是才開始。假定我們見解是對的，中國還需要民族革命，可是第二個問題便是〈是〉否需要有個民族革命的黨？有些同志以為這個民族革命也可以由C．P．來做，不一定要有個民族革命的黨。說這樣話的人，表面上雖然很「左」，但實際上是幫助了帝國主義者與軍閥。一是因為若沒有個民族革命的黨，我們便不能直接拿住城市裡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並且不能夠完全拿住農民；二是因為C．P．的政權在現時世界政況上不能夠站得住（最近日本清浦子爵即曾經問北京民党政委廣東是否C．P．政府）。所以現時還要有個民族革命的黨。再有一種見解是承認要有個民族革命的黨，但是否要在K．M．T．之外另造一個民族黨？本党許多同志在過去都有此意見。現在看起來，這個意見也是不對的。我們須懂得全中國社會情形，小資產階級的思想與能力，都在一條水平線上下相差無幾，不要這個K．M．T．再造一個K．M．T．，仍舊是半斤等於八兩，並且還沒有現在的K．M．T．有很長的革命歷史。在實際經驗上，我們看見許多人有此另〈組〉新黨的企圖，但皆不能成功。如新中國黨及國家主義派，均有企圖在K．M．T．之外組織一個民族黨的野心，然一已完全失敗，一已漸漸衰落下去。所以從理論上與事實上觀察，要另組一民族革命的黨皆不可能。

　　現時中國社會情形，不但小資產階級的黨不容易有第二個，連大資產階級的黨亦不易發生。因買辦階級的力量還很大而民族資產階級還未完全形成，故進步的資產階級也只有走向K．M．T．來。尤其是北伐軍勝利後，資產階級更傾向K．M．T．，只有買辦階級仍舊留在研究和交通系內。我們並不是說中國民族革命只要一個民族黨，因為C．P．參加現在的民族革命是顯然的事實，我們也不是說除K．M．T．外不應有第二個民族黨，我們是說現在中國只有K．M．T．是個民族革命的黨，並且事實上很難發生第二個民族黨。

　　照以上的分柝〔析〕，我們可以肯定說：現時中國還是民族革命時代，在這時代要有個民族革命的黨和我們合作，K．M．T．乃是現時中國的唯一民族黨。K．M．T．的內容是怎樣呢？其左派已走上了民族革命的道路。在第一次大會改組時，分開左右兩派，當時之右派馮自由、馬素等，代表地主買辦軍閥，反對共產分子加入，反對K．M．T．改組，現時這部分右派已出了K．M．T．。第二次大會前後，發生了新的右派，即戴蔣等。此右派與左派均尚在形成的過程中，若資產階級加入K．M．T．，則右派將更強壯起來。唯現時他的力量，並不及老右派大，僅恃蔣的武力強握黨權與政權。此新右派確是反對老右派的，這一右派勢將日益向前發展（中國資產階級要發展，代表他的K．M．T．右派也要發展），即或他的領袖將來不是戴或蔣。

　　左派代表小資產階級，現時的右派代表資產階級，已出去的右派代表買辦地主軍閥，大致我們可以這樣說，並非我們附會。在此狀況下我黨很明白的還應該留在K．M．T．中，與左派結密切聯盟，才能夠幫助左派阻止老右派思想及勢力之侵入，並阻止新右派右傾妥協。去年今年兩次擴大會的政策，現在看起來還是很對的。

　　自三月二十事變以來，因由左派分出戴蔣形成新右派，汪又走了，其餘左派領袖都表現十分搖動。於是粵區有些同志遂懷疑K．M．T．，懷疑K．M．T．能不能革命？K．M．T．是否站得住？我黨對K．M．T．的政策是不是對的？

　　不僅廣東，北方區有些同志也有此思想。竟有人以為K．M．T．不革命了，還是要C．P．來。事實上有許多也足以使我們懷疑。三月二十日後，左派幾乎粉碎了，無論何事，左派均先問C．P．意見，C．P．不表示，便不敢做。就是此次K．M．T．中央與各省黨部聯席會議，還幾乎是C．P．包辦，C．P．不包他們便無法辦。以上是廣東情形。在上海方面，更完全是C．P．包辦，左派領袖柳亞子，我們費了多少氣力去助他，他仍不肯出來負責，一切工作皆是C．P．辦。這種現象，使得上海資產階級亦情願直接與C．P．支配的上總合作，而覺K．M．T．沒有什麼用；廣東的資產階級，也有時對C．P．比K．M．T．更為重視。在北京方面，K．M．T．工作，無論左派右派均極消沉，所有工作皆守常同志在那裡提調，幾乎K．M．T．就是李守常。在湖南方面，最近全省代表大會，C．P．分子占百分之四十餘，左傾者百分之十余，中立者百分之二十餘，右派百分之十余，湘區初取放任態度，一切議案，都讓左派自己起草，一是免得說我們包辦，二是藉以考察左派的能力與理論。但開會一星期後，議論紛紜，無一點成績，C．P．分子不得不出而〔面〕包辦，其結果，議決案及選舉均依照我們的意見通過。當大會初開時，我們同志很少說話，對於小問題，同志間發表的意見故有出入，右派以為C．P．也不一致，但到最後議案通過及選舉結果完全照我們的預計實現，於是各派都對C．P．的組織一面驚贊，一面發生恐怖。

　　戴季陶近來的意見是，K．M．T．不行了，革命還是C．P．；譚延闓及其部下說K．M．T．沒有力量，還是C．P．力量大；唐生智也有同樣的意見。

　　我舉出這些事實，並非是證明K．M．T．已無用而須C．P．單獨來革命；這些事實只可證明兩件事：（1）C．P．與左派聯盟是可以的；（2）左派雖不願意我們包辦，還是需要我們幫助與領導，這個責任，還是我們一時不能放棄的。我們若是放棄這個責任，甚至於退出K．M．T．，便是完全讓代表資產階級的新右派結合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左派來領導革命。

　　這裡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K．M．T．中究竟有沒有左派存在可以做和我們聯盟的對象？我們可以肯定說是有的。不但K．M．T．中和K．M．T．外，都有左派的極大群眾，並且左派的組織已在日益發展之途中。單看廣州的事實：（一）黃埔軍校中，自我們同志一百六十餘人退出後，左派學生在我們指導之下已經組織起來，並且發展到廣大中去，又企圖擴大到全國；他的政綱是迎汪複職，繼續總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二）民中農民部長甘乃光，已著手做廣東及全國農運，常找左派青年秘密開會，又著一小冊子，企圖造成左派的理論，說K．M．T．當以農民為基礎，其書聞已銷行至五萬部。粵區同志已注意這許多事實，已來信說：「我們相信在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一定有一個左派領導這個運動。」已承認中〈央〉指示「我們不要包辦革命，要幫助左派，使左派自己起來負責任，使左派自己覺得有群眾有力量，能夠站得住。」這個原則是對的。唯粵區同志又提出一個很重要的實際問題，即是：我們怎樣幫助左派及我們幫助怎樣的一個左派？粵區同志的答覆是要有一個左派的政綱，依據這個政綱，發展各地方群眾的左派黨部和群眾的人民聯合會，使C．P．和左派群眾間有一正確關係，以推進革命，而不在幫助幾個左派領袖。粵區同志說：「我們用不著多說領袖，因為我們對付領袖，幫助他們，沒有多大困難。」這個意見一半是不對的。我們幫助左派，不用說第一重要是要拿左派群眾充實其黨部；可是如果忽視了左派領袖問題，丟開了領袖，使領袖仍舊和群眾隔離著，也是一個錯誤。無群眾的領袖固然無用，無領袖的群眾又何能成為有組織的爭鬥？群眾的趨向固然能夠影響領袖，而領袖的趨向影響全黨也非常之大，任何階級的政黨都是這樣。K．M．T．左派領袖還很複雜與動搖，我們對付他們幫助他〈們〉還時時感覺困難，我們對付他們幫助他們的策略不適當，致促成三月二十日事變，便是很明顯的一例。現時K．M．T．左派有三個缺點：第一是左派沒有具體的政綱；第二是左派領袖無中心人物；第三是左派領袖與群眾隔離。我們要幫助左派的就是這三件事：使左派有政綱；使左派領袖有中心人物；使左派領袖有群眾。粵區同志何以這樣只注意左派群眾而忽視左派領袖？在他們的歷年報告中可以看出他們的意見。他們以為若說K．M．T．有左派，那麼只有左派群眾，而沒有左派領袖，那左派領袖的思想與行動時常動搖，很少靠得住，實無所謂左派。粵區同志聽見汪精衛曾說：「農民若只顧階級爭鬥，我們便不要他們。」又聽見廖仲愷曾說：「廣寧事件是農會的人受了老鮑及C．P．影響。」又看見戴季陶蔣介石丁惟汾都變成了新右派，連顧孟餘也說農民協會裡有土匪，連甘乃光對花縣慘案也不曾在政治會議為花縣農民說句話。這些事實使粵區同志懷疑K．M．T．真有什麼左派，他們說：「K．M．T．左派還是知道自己利益緊要些。」又說：「K．M．T．左派利用農民的力量，保護自己的地位，已經達到目的，所以自然而然要忽視農運了。」我們若因此忽視了K．M．T．左派領袖，說他們不是真正左派，這個見解非常危險。粵區同志主張「我們C．P．與左派的群眾間應當有怎樣一個正確的關係」這是對的，然不可因此遂懷疑除群眾外真沒有所謂左派領袖。新的左派領袖未產出以前，在我們和K．M．T．合作的關係上，對於現在的左派領袖是不可忽視的。粵區同志懷疑K．M．T．左派領袖，其錯誤是在對左派估價太高，幾與C．P．無甚分別。K．M．T．左派和右派及C．P．之不同，是右派摧殘農工利益，C．P．為工農的利益奮鬥；而左派則利用工農為他們自己的利益奮鬥。我們若以C．P．的觀點視K．M．T．左派，責他們也站在工農階級的利益上為工農奮鬥，則中國便不必有C．P．存在，同時K．M．T．左派也只好變成一個工農黨，無法吸收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廣大群眾；因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只能在革命聯合的需要上贊助工農而決不能站在工農階級的利益上為工農奮鬥。

　　我們也知道中國國民革命有相當的成功，政權若落在現在這樣的左派領袖之手，對於工人的要求如減時加資工會自由改良待遇等，他們和我們的政綱或者沒有多大衝突；至於農民政綱如武裝土地及農村政權等要求，左派未必充分容許，我們和左派的聯盟將來會因此分裂，因為我們不能因為維持和左派聯盟而失去農民。這時候世界的革命狀況或已有新的變化，中國的國民革命也許轉入一新時期，中國的政黨也許有新的階級分化。這個也許是較遠將來的事，在現在及最近的將來，在反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困鬥中，我們和K．M．T．左派聯盟關係愈持久些，便於中國革命愈有利些。因此，我們和K．M．T．左派關係，不是降低我們的農民政綱以圖維持此聯盟，而是要確定我們的農民政綱，在主觀上尤其是在客觀上努力影響推進K．M．T．左派，使此聯盟不至〔致〕因彼此農民政綱相差太遠，而促成過早的分裂，雖然彼此在農運的立腳地不能相同。

　　現在我的結論是：據最近的經驗，我們現在對K．M．T．政策，和上二次擴大會議所決定的並不須有什麼改變；唯足喚起我們的注意者，乃是為中國革命運動之進展，我們須有一適合農民需要的農民政綱；我們並須拿我們的農民政綱影響K．M．T．左派，尤其要拿廣大的農民群眾充實左派的力量，推進左派，使他們的領袖也不得不採用有利於農民的政綱，以避免我們和K．M．T．左派聯盟因農民問題而分裂。

　　未署名

　　1926年11月4日

　　根據中央檔案原油印件刊印

　　轉自《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二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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