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國民軍再起的希望|陳獨秀

對於國民軍再起的希望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

　　「馮玉祥回國，國民軍再起。」只要不是希望吳佩孚、張作霖長久統治中國的人，都應該表同情於這件事。因為這件事至少可以使張作霖不能夠專力對付南方的北伐軍。

　　研究系一派人，他們雖然現在還不曾公然逢迎張作霖，他們傳統的思想，總以為中國應該永遠歸北洋派統治，由袁而段而徐而曹、吳，他們都繼續擁戴，曹、吳敗了，他們便來擁戴孫傳芳，孫傳芳若再失敗，不知他們將於北洋派中擁出誰來？或者也只得去就合張作霖。馮玉祥雖然也是北洋派中分裂出來的，可是他忽然親近了孫中山，並且親近了蘇俄，北洋派的忠臣研究系，當然要咒駡馮玉祥。

　　不懂得軍閥定義的人們（如國家主義派），竟把馮玉祥、蔣介石看做和張作霖、吳佩孚同樣是軍閥，像這樣故意混亂是非，真是暗中幫助了張作霖、吳佩孚。

　　軍閥們大喊馮玉祥倒戈是破壞道德信義；有些無聊的小新聞記者，也附和軍閥，以倒戈團團長、倒戈學校校長嘲笑馮玉祥。其實，民國倒戈之始作俑者是段祺瑞等向清室倒戈和吳佩孚向段祺瑞倒戈，馮玉祥算不得是倒戈團團長或倒戈學校校長；並且這幾次倒戈只是破壞了封建社會的道德信義，在民主政治之過程上都有很大的意義。胡適之說：「馮玉祥之對曹、吳倒戈，放開眼界通觀前後二十年全部歷史，是很有價值的一件事。」此見實不同凡俗。

　　京津一帶商民對馮軍是怎樣感想呢？有一部分接近奉、直軍閥的商人說：馮軍是有紀律不擾害人民，只可惜要共產公妻不好。一般商民並未看見共產公妻的事實，他們只看見赤軍不曾擾民而反赤軍卻是燒殺淫擄這些事實，遂不禁發生希望赤軍再來的心理。本年七月四日上海《申報》所載北京歸客談，有一段話可以代表當時人民對於赤軍與反赤之感想，茲照錄於下：

　　試從西直門至清華學校，吾人常往來之路，舉目四顧，只見有兵，不見一老百姓，自校入城，在西四牌樓以西，尚無開門之店鋪，其在前門一帶，則十家內至少有七家停市閉門。初時瑞蚨祥等，恃與八太爺多為鄉親，開門敷衍，數日而後，亦停市矣。凡綢緞店、金銀店、糧食店，以及出售貴重品日用品者，莫不首先停市。一日餘往前門買夏布，店夥答稱對不住，鐵路不通，來貨沒有，請改日光顧。余初信之，余妻住京久，恃與熟識，明日往買，則慨然出售，詰之，則稱實不相瞞，八太爺手持軍用票，決不敢請教也。八太爺程度日高，往往另串一人入店，選貨既畢，則八太爺昂然直入，非納軍用票不可；有時串得一大家裝束之婦女入店，必以為與八太爺無關係矣，選貨既畢，而八太爺忽入，詐為護兵，口稱：太太，貨選好沒有，強納軍用票於櫃，挾此大家婦女，攜貨以去。又有一次，確是一大家婦女，選貨既畢，出現金，將交櫃，八太爺直入，謂此間無須現金，吾代汝納軍用票足矣，即取該婦手中現金，昂然遂去，如此行徑，店鋪非不欲營業，實覺少做一筆生意，少蝕一筆本錢。

　　軍用票有數量之限制乎？曰無有也。苟有限制，商會等機關尚可為之設法，今則無底之橐，誰肯填之？初時尚有電車、電話、電燈等公共機關可以使用，今則肯收者日少，尤可恨者，崇文門稅關，明為搭用，實則提高稅率，使等於軍用票短折之數，如軍用票對折，則稅率提高一倍，詰以何以與天津稅單定額不同，則稱吾那裡管得。過天津，則租界以外商民之苦痛，一如北京，更強向屋戶或鋪戶，加征房捐三個月，不足更加收房租兩個月，其系自有之屋，則為之估價，令人痛恨上海何豐林之作俑於前，遂成軍閥搜括民財之慣例也。納房租房捐於官，卻不許還搭軍用票，某商人語余，簡直是要我們性命。京、津老百姓，莫不想念國民第一軍之紀律，雖在退兵時，從未強索一錢，掠取一物，以為其領袖人物如何，又當別論，若其兵士，真當起愛民不擾民數字，甚至謂如此好兵，若竟不能生活，未免無天道矣。

　　現在有紀律的好兵又起來了，京、津老百姓當然要歡迎：可是研究系一班人聽見馮玉祥回來，並且回來還是要反抗張、吳而革命，他們便大叫馮玉祥抗張、吳，是蘇俄亂華計劃。到底是有紀律的好兵亂華，還是反赤的奉、直軍亂華，老百姓只看事實，不會把白黨（奉直軍閥、研究系、國家主義者及章炳麟等）的宣傳看得比事實更為可靠吧！山東的農民本來不知道中國有共產黨，更還不知道共產黨是什麼；可是張宗昌反對共產黨的告示貼遍了山東全省各鄉村，農民見了竊竊私議道：張宗昌這樣深恨共產黨，想是共產黨反對張宗昌，看來這個黨或許不錯，現在研究系大聲疾呼馮玉祥抗張、吳是蘇俄亂華計劃；老百姓也許因此更覺得馮玉祥和蘇俄都不錯，因為老百姓目前切身感覺得亂華的人正是張、吳，不是別人。

　　奉、直兩系軍閥之為害中國，無人能夠否認；不用武力而可以打倒他們，非童昏當不至作此奇想。將用武力打倒奉、直軍閥之國民政府及國民軍，是否也和軍閥一樣呢？不獨工人、農民、學生相信他們是革命的；即一般稍稍進步的商人，現在也知道國民政府和國民軍比奉、直軍閥好，暗中盼望他們得到勝利；連研究系、國家主義者及章炳麟等白黨的肚子裡，又何嘗不曉得國民政府和國民軍好過奉、直軍閥，不過在他們的利害和感情上，不願意這樣說罷了。

　　現在不獨國民政府的勢力達到了長江，馮玉祥回國，國民軍再起，陝、甘、綏、晉漸漸歸入國民軍掌握，由包頭到廣州新的革命勢力和由滿洲里到福州舊的軍閥勢力，已成對抗之局，人民對此對抗之局應該有個選擇了，似乎很難中立。站在軍閥那邊的人們，稱國民政府和國民軍為亂黨為赤化黨為赤賊，只好聽他們自便；若是有人滿肚皮不願意站在軍閥那邊，同時又滿肚皮對國民政府和國民軍懷疑，試問他們有什麼別的出路？不但站在軍閥那邊的白黨若研究系、國家主義者及章炳麟等，顯然是反革命，那對軍閥與革命間取了中立態度的人，實際上減少了革命的力量，也算是幫助了軍閥。所以現在人民單是消極的不反對國民政府和國民軍還是不夠，應該起來幫助他們的軍隊進攻。因為在事實上已證明了國民政府和國民軍的確是中國推翻軍閥的尖兵。

　　國民政府統治下的人民所得自由，比在奉、直軍閥統治下的人民如何，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不消說得。馮軍的紀律比奉、直軍如何，不但京、津老百姓知道，即張作霖也知道，並且他自己也承認過；馮玉祥此次回國，在他固有的治軍謹嚴治己勤儉外，更鮮明了他的政治態度，確定了他的革命方針，在他的回國宣言上（宣言附錄於後），都明明白白地告訴了國人。我敢說他這個宣言是中國革命史上重要的文件之一，由這個宣言所產生結果，將來必非常之大。我還敢說：今日的馮玉祥，我們不能當做從前的馮玉祥看待了！

　　我們肯定了「馮玉祥回國，國民軍再起」，在中國革命有重大的意義，我們固然應該說明這個意義，我們更應該對馮君及全體國民軍表示幾件具體的希望：

　　第一，國民一軍「有紀律不擾民」的榮譽，應該極力保存勿失，並須將他榮譽普及到二三五軍去，尤其是二軍更需要。

　　第二，一二三五各軍都要統一在馮總司令統率之下，對內整理，對外作戰，萬不可妄想各自樹立單獨行動，致分裂革命勢力，尤其不利於作戰，國民二軍在河南失敗便是前車之鑒。

　　第三，國民軍並不是簡單的軍事勢力，乃是一種政治勢力，他的勢力應該很深固的建設在民眾勢力之上，尤其是農民。應該由國民軍兵士的群眾中，叫出「軍人和農民合作」的口號；國民軍所到的地方，都應該幫助農民（佃農與自耕農）反抗地主過分的剝削，反抗土豪、劣紳、訟棍的魚肉，剿辦擾害農民的土匪，嚴懲貪官污吏更不待言；應該喚起農民對國民軍的同情心，由農民自動的供給國民軍以食糧，不應該以賦稅的形式強迫農民增加負擔；應該盡力幫助農民的組織、教育與武裝；應該使農民群眾成為國民軍的後備軍。同時國民軍也就是保衛農民利益的軍隊。

　　第四，國民軍暫時不必急於向外發展，首在要整理內部，充實其戰鬥力，使奉張不敢輕於嘗試。軍中下層的政治訓練尤其重要，不僅要使每個將領每個兵士都能夠打戰，更要使每個將領每個兵士都懂得為什麼打仗。總司令一個人決定要革命是不夠的，必須在下層的政治訓練工作上充分努力，使每個將領每個兵士都認識自己是一個革命党，都有為民族自由而戰不得不犧牲自己的自由與生命之決心。

　　第五，對於蒙、回少數民族，應該尊重政治上經濟上的生存權利，以引導他們參加全國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爭鬥，至少也要使他們不妨害此爭鬥。我們不可一面反抗國外的帝國主義者，一面對國內的少數民族，自己也成了帝國主義者。

　　第六，盡可能的（只要不損失主權，雖借用外債亦可）完成隴海路，在商業上文化上，都非常必要。

　　署名：獨秀

　　《嚮導》週報第一七七期

　　 1926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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