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鐵|陳獨秀_學達書庫

寸鐵

　　（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

　　精神生活東方文化

　　我們不是否認有精神生活這回事，我們是說精神生活不能離開物質生活而存在，我們是說精神生活不能代替物質生活。我們不是迷信歐洲文化以為極則，我們是說東方文化在人類文化中比歐洲文化更為幼稚。我們四萬萬人中，至少總有二萬萬人不能由正當手段得著衣食住的物質生活資料，還有何心肝來高談什麼精神生活！我們四萬萬人中，至少總有三萬萬人不認識我們這倒運的象形字，還有何臉面來高談什麼東方文化！我們若把精神生活當作神聖，把物質生活當作鄙陋，個人貧苦事小，一群貧苦事大；不但貧苦而已，而且因此辜鴻銘一班人，硬說中國人不愛清潔正是重精神輕物質的美德。我們若把東方文化當作特別優異的東西，保守著不思改進；其實人類之文化是整個的，只有時間上進化遲速，沒有空間上地域異同（許多人所論列的中國、印度、歐洲文化之異同，多半是民族性之異同，不盡是文化之異同）。東方現有的農業的文化，家庭手工業的文化，宗法封建的文化，拜物教、多神教的文化以及這些文化所產生之一切思想、道德、教育、禮俗、文字不解放的文化，西方以前也曾經歷過，並不是東方所特有的什麼好東西，把這不進化的老古董當作特別優異的文化保守起來，豈不是自閉于幽谷！如此提倡精神生活，如此提倡東方文化，真是吳稚暉先生所謂「禍國殃民亡國滅種之談」了！我雖不認識張君勱，大約總是一個好學深思的人；梁任公本是我們新知識的先覺者；章行嚴是我的廿年老友；梁漱溟為人的品格更是我所欽佩的；但是他們提倡那些禍國殃民亡國滅種的議論，要把國人囚在幽谷裡，我們不得不大聲疾呼的反對，看他們比曹錕、吳佩孚更為可惡，因為他們的害處大過曹、吳。梁漱溟說我是他的同志，說我和他走的是一條路，我絕對不能承認；他要拉國人向幽谷走，我要拉國人向康莊大道（不用說這康莊大道也有許多荊棘需我們努力砍伐）走，如何是一條路，又如何是同志？更有一位渾沌不過的渾沌先生，他在《東西文化到底能夠融合嗎》那篇論文（見民國十二年九月十八日《民國日報》副刊《覺悟》欄）裡說：「梁先生不知道中國化是把什麼問題都解決了的」，「世界未來之文化即是中國化，而中國化成為世界文化以後，也永遠不會再有變遷了。」「雖然在大都市里與知識階級裡有禁不起西方化的誘惑而投降的，但在大部分的農民，仍舊勤懇地種著田，純樸而且自然，仍舊無思無慮的過那孔老的生活，一些兒沒有變動，只待西方化、印度化來到他們的中國化面前低頭。」他又分析東西文化不同之點是：西方人全靠自己的力滿足欲求，印度人全靠神的力滿足欲求，中國人沒有欲求。這位渾沌先生真算名稱〔副〕其實了！他有何證據斷定中國人沒有欲求？由古之穴居野處茹毛飲血一直到今之飲食、衣裘、車馬、客室，不是欲求是什麼？他懷著西方化來到農村向中國化低頭的幻想，他不看見西方化來到中國農村驅遣無數農民去而為匪為兵的事實！可憐我們東方化的農業與手工業，已被西方化打的零落不堪；因此，建築在東方文化的農業手工業上面之政治、法律、思想、道德都隨著搖動起來，這位渾沌先生還做著夢說：「一些兒沒有變動。」我不知道梁漱溟先生也認他是走一條路的同志嗎？

　　國學

　　曹聚仁先生說：「我們的社會，畢竟建築在東亞大陸上，社會中各個體，畢竟要受舊文化的影響，一切思想絕不能離了歷史獨自存直的。」他這段話我完全贊成，他以這樣的精神來研究中國的古董學問，純粹是把他看作歷史的材料來研究，我不但不反對，而且認為必要，尤其是在社會學與考古學。但是用這樣精神去研究他，只可稱他為「國故」或「中國學」，而不可稱他為「國學」；因為國故與中國學，都只表示歷史材料的意思，而「國學」便含有特別一種學問的意思。學問無國界，「國學」不但不成個名詞，而且有兩個流弊：一是格致古微之化身，一是東方文化聖人之徒的嫌疑犯；前者還不過是在糞穢中尋找香水（如適之、行嚴辛辛苦苦的研究墨經與名學，所得仍為西洋邏輯所有，真是何苦），後者更是在糞穢中尋找毒藥了！

　　夷場上的農村立國

　　注意農業和農村運動，在任何國家都應該重視，不但是中國。但章行嚴所謂農村立國，不是這兩個意思，乃是拒絕近代之奢侈的生活與文化，回復古代之簡陋的生活與文化。此事在歷史的進化上，不但我們沒有自由開倒車之可能，即使可能，其結果只是使吾族的生活與文化更退一步，更和生番野人接近一步。行嚴高車美食的在夷場上提倡農村立國論，絕不去農村著手絲毫運動，他自己也曾認過錯；更奇怪的是他近來忽然登報發起集資十萬元辦《甲寅》週刊。行嚴君！以十萬元辦一週刊，在歐美大工業資本社會原不算什麼，連工業後進的日本還不配，何況中國；行嚴君所理想的農村立國的社會，比現在中國人之生活與文化更簡陋的社會，是否有此窮奢極欲之需要可能？行嚴君之行如此矛盾，簡直是神經錯亂！

　　聖人也得崇拜商品

　　古物固然應該保存，但未必定要把藏經佛像等，由陝西臥龍寺，搬到上海康有為家裡，才算是保存吧？天冷了，聖人自然也須穿皮袍，但未必有向陝西官廳索取八十件皮袍的需要吧？康有為何故如此，這是很容易解釋的。皮袍八十件，尤其是藏經唐佛，一到上海便是重價的商品，聖人得此，以後便可以只憂道不憂貧了。這位康聖人不但及其老也如此，他壯年在美洲在南洋也是如此。我們似不必專以此菲薄他，這不全是他的罪過；因為聖人也免不了衣食住，「憂道不憂貧」這句話，不過說著好聽，其實沒有這回事。我們也不是說康聖人這種行為是正當可以取法，不過以為在商品崇拜的社會裡，雖聖人也未能免俗，這是毫不足奇的事。因此，我們更相信社會制度可以左右個人的意識，個人的意識不能左右社會制度。因此，我們更希望聖人之徒梁啟超、張君勱等，勿再迷信化石的東方文化或宋儒道學足以救濟今之世。

　　署名：獨秀

　　《前鋒》第三期

　　 1924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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