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韋小寶這小傢伙(2)

韋小寶這小傢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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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重「人情」和「義氣」是中國傳統社會中的特點，尤其是在民間與下層社會中。

　　統治者講究「原則」。「忠」是服從和愛戴統治者的原則；「孝」是確定家長權威的原則；「禮」是維繫社會秩序的原則；「法」是執行統治者所定規律的原則。對於統治階層，忠孝禮法的原則神聖不可侵犯。皇帝是國家的化身，「忠君」與「愛國」之間可以劃上等號。

　　「孝」是敬愛父母的天性，但統治者過分重視提倡，使之成為固定社會秩序的權威象徵，在自然之愛上，附加了許多僵硬的規條。「孝道」與「禮法」結合，變成敬畏多於愛慕。在中國的傳統文學作品中，描寫母愛的甚多而寫父愛的極少。稱自己父親為「家嚴」，稱母親為「家慈」，甚至正式稱呼中，也確定父嚴母慈是應有的品格。似乎直到朱自清寫出「背影」，我們才有一篇描述父愛的動人作品。「忠孝」兩字並稱之後，「孝」的德行被統治者過分強調，被剝奪了其中若干可親的成分。漢朝以「孝」與「廉」兩種德行來選拔人才，直到清末，舉人仍被稱為「孝廉」。

　　在民間的觀念中，「無法無天」可以容忍，甚至於，「無法無天」蔑視權威與規律，往往有一些英雄好漢的含義。但「無情無義」絕對沒有，被摒絕於社會之外。

　　甚至於，「無賴無恥」的人也有朋友，只要他講義氣。

　　「法」是政治規律，「天」是自然規律，「無法無天」是不遵守政治規律與自然規律；「無賴無恥」是不遵守社會規律。但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情義」是最重要的社會規律，「無情無義」的人是最大的壞人。

　　傳統的中國人不太重視原則，而十分重視情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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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視情義當然是好事。

　　中華民族所以歷數千年而不斷壯大，在生存競爭中始終保持活力，給外族壓倒之後一次又一次的站起來，或許與我們重視情義有重大關係。

　　古今中外的哲人中，孔子是最反對教條、最重視實際的。所謂「聖之時者也」，就是善於適應環境、不拘泥教條的聖人。孔子是充分體現中國人性格的偉大人物。

　　孔子哲學的根本思想是「仁」，那是在現實的日常生活中好好對待別人，由此而求得一切大小團體（家庭、鄉里、邦國）中的和諧與團結，「人情」是「仁」的一部分。孟子哲學的根本思想是「義」。那是一切行為以「合理」為目標，合理是對得住自己，也對得住別人。對得住自己很容易，要旨在於不能對不起人，尤其不能對不起朋友。

　　所謂「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父母和朋友是人生道路上的兩大支柱。所以「朋友」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的關係並列，是「五倫」之一，是五大人際關係中的一種。西方社會、波斯、印度社會並沒有將朋友的關係提到這樣高的地位，他們更重視的是宗教，是神與人之間的關係。

　　一個人群和諧團結，互相愛護，在環境發生變化時儘量採取合理的方式來與之適應，這樣的一個人群，在與別的人群鬥爭之時，自然無往而不利，歷久而常勝。

　　古代無數勇武強悍、組織緊密、紀律森嚴、刻苦奮發的民族所以一個個在歷史上消失，從此影蹤不見，主要是他們的社會缺乏彈性，在社會教條或宗教教條下僵化了。沒有彈性的社會，變成了殭屍式的社會。再兇猛剽悍的殭屍，畢竟是殭屍，終究會倒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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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古典小說基本上是反教條反權威的。

　　《紅樓夢》反對科舉功名，反對父母之命的婚姻，頌揚自由戀愛，是對當時正統思想的叛逆。《水滸》中的英雄殺人放火，打家劫舍，雖然最後招安，但整部書寫的是殺官造反，反抗朝廷。《西遊記》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寫孫悟空大鬧天宮，反抗玉皇大帝。《三國演義》寫的是歷史故事，然而基本主題是「義氣」而不是「正統」。《封神榜》作為小說並不重要，但對民間的思想風俗影響極大，寫的是武王伐紂，「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最精采部分是寫哪吒反抗父親的權威。《金瓶梅》描寫人性中的醜惡（孫述宇先生精闢的分析指出：主要是刻劃人性的基本貪、嗔、癡三毒），與「人之初，性本善」的正統思想相反。《七俠五義》中最精采的人物是反朝廷時期的白玉堂，而不是為官府服務的禦貓展昭。

　　武俠小說基本上承繼中國古典小說的傳統。

　　武俠小說所以受到中國讀者的普遍歡迎，原因之一是，其中根本的道德觀念，是中國人大眾所普遍同意的。武俠小說又稱為俠義小說。「俠」是對不公道的事激烈反抗，尤其是指為了平反旁人所受的不公道而努力。西方人重視爭取自己的權利，這並不是中國人意義中的「俠」。「義」是重視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往往具有犧牲自己的含義。「武」則是以暴力來反抗不合正義的暴力。中國人向來喜歡小說中重視義氣的人物。在正史上，關羽的品格、才能與諸葛亮相差極遠，然而在民間，關羽是到處受人膜拜的「正神」「大帝」，諸葛亮不過是個十分聰明的人物而已。因為在《三國演義》中，關羽是義氣的象徵而諸葛亮只是智慧的象徵，中國人認為，義氣比智慧重要得多。《水滸》中武松、李逵、魯智深等人既粗暴又殘忍，破壞一切規範，那不要緊，他們講義氣，所以是英雄。許多評論家常常表示不明白，宋江不文不武，猥瑣小吏，為甚麼眾家英雄敬之服之，推之為領袖。其實理由很簡單，宋江講義氣。

　　「義氣」在中國人道德觀念中非常重要。不忠於皇帝朝廷，造反起義，那是可以的，因為中國人的反叛性很強。打僧謗佛，咒道罵尼，那是可以的，因為中國人不太重視宗教。偷竊、搶劫、謀殺、通姦、殘暴等等罪行，中國民間對之憎厭的程度，一般不及外國社會中之強烈。但不孝父母絕對不可以，出賣朋友也絕對不可以。從社會學的觀念來看，「孝道」對繁衍種族、維持社會秩序有重要作用；「義氣」對忠誠團結、進行生存競爭有重要作用。「人情」對消除內部矛盾、緩和內部衝突有重要作用。

　　同樣是描寫幫會的小說，西洋小說中的《教父》、《天使的憤怒》（Rage of Angels）等等中，黑手黨的領袖，可以毫無顧忌的殘殺自己同黨兄弟，這在中國的小說中決計不會出現，因為中國人講義氣，絕對不能接受。法國大小說家雨果《悲慘世界》中那個只重法律而不顧情義的員警，中國人也絕對不能接受。

　　士大夫也並非不重視義氣。《左傳》、《戰國策》、《史記》等史書中記載了不少朋友之間重義氣的史實，予以歌頌讚美。

　　西漢呂後當政時，諸呂想篡奪劉氏的權位，陳平與周勃謀平諸呂之亂。那時呂祿掌握兵權，他的好朋友酈寄騙他出遊而解除兵權，終於盡誅諸呂。誅滅諸呂是天下人心大快的事，猶如今日的撲滅「四人幫」，但當時大多數人竟然責備酈寄出賣朋友（《漢書》：「天下以酈寄為賣友。」》這種責備顯然並不公平，將朋友交情放在「政治大義」之上。不過「朋友決不可出賣」的觀念，在中國人心中確是根深蒂固，牢不可拔。

　　至於為了父母而違犯國法，傳統上更認為天經地義。儒家有一個有名的論題：舜的父親如果犯了重罪，大法官皋陶依法行事，要處以極刑，身居帝位的舜怎麼辦？標準答案是：舜應當棄了帝位，背負父親逃走。

　　「大義滅親」這句話只是說說好聽的。向來極重親情人情的中國人很少真的照做。倒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情理法兼顧」的話說得更加振振有詞。說是「兼顧」，實質是重情不重法。

　　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情」總比「法」重要。諸葛亮揮淚斬馬謖雖得人稱道，但如他不揮淚，評價就大大不同了，重點似乎是在「揮淚」而不在「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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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民族的生存與興旺，真正基本畢竟在於生產。中華民族所以歷久常存，基礎建立在極大多數人民勤勞節儉，能自己生產足夠的生活資料。一個民族不可能依靠掠奪別人的生產成果而長期保持生存，更不可能由此而偉大。許多掠奪性的民族所以在歷史上曇花一現，生產能力不強是根本原因。

　　民族的生存競爭首先是在自己能養活自己，其次才是抵禦外來的侵犯。

　　生產是長期性的、沒有甚麼戲劇意味的事，雖然是生存的基本，卻不適宜於作為小說的題材，尤其不能作武俠小說的題材。

　　少數人無法無天不要緊，但如整個社會都無法無天，一切規範律則全部破壞，這個社會決不可能長期存在。然而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情景不適宜作為小說的題材。正如男婚女嫁、養兒育女的正常家庭生活不適宜作小說的題材。（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小說的第一句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他寫的是不幸的家庭。）但如全世界的男人都如羅密歐，全世界的女人都如林黛玉，人類就絕種了。

　　小說中所寫的，通常是特異的、不正常的事件與人物。武俠小說尤其是這樣。

　　武俠小說中的人物，決不是故意與中國的傳統道德唱反調。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出於惻隱之心；除暴安良，鋤奸誅惡，是出於公義之心；氣節凜然，有所不為，是出於羞惡之心；挺身赴難，以直報怨，是出於是非之心。武俠小說中的道德觀，通常是反正統，而不是反傳統。

　　正統的只有統治者才重視的觀念，不一定與人民大眾的傳統觀念相符。韓非指責「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指責儒家號召仁愛與人情，擾亂了嚴峻的統治，俠者以暴力為手段，干犯了當局的鎮壓手段。

　　古典小說的傳統，也即是武俠小說所接受的傳統，主要是民間的，常常與官府處於對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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