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金應熙的博學與迷惘(8)

金應熙的博學與迷惘(8)

　　在「文革」期間，和左派朋友們的想像相反，我和簡又文的接觸不是少了，而是多了。簡師在為學和信仰方面都是非常專一的，只磨一劍——太平天國史，只治一「經」——「聖經」。我則對任何宗教，都是抱著非信非不信的態度。基督教尤其是我的「弱項」，讀了四年教會大學，對聖經還未真正用心從頭到尾念過一遍。簡師也知我的態度，並不勉強我受洗禮。「文革」期間，我採取的對策是「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但最苦悶的時候也正是最需要朋友的時候。左派朋友，我已是敬而遠之；右派朋友，又找不到真正知己。可以與談心事的就只有視我如子侄的簡師了。簡師給我看一段聖經：「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願的惡，我反去作。……我真是苦啊！」讀了這段聖經，我受到很大震撼。「文革」期間，許多值得人們敬佩的學者作家，包括巴金和金應熙在內，不也正是如此麼？

　　所以我始終尊敬金師，因為人不可能永遠正確。而且，陳寅恪的晚年遭遇，固然是個悲劇，金應熙的一生又何嘗不是一個悲劇？香港有個構成「控罪」的律例，叫做「官職與收入不相稱」，仿此，金應熙的「學問與成就不相稱」，又去向誰控告、詛咒？有人說，悲劇在於身分的矛盾，有兩個金應熙，一個是黨員幹部金應熙，一個是學者金應熙。更確切的說，把身分矛盾和思想矛盾都包括在內的說法應是：陳門弟子和馬列信徒的矛盾。有時義寧之學占上風，有時馬列主義占上風。但在他的晚年，這個矛盾卻似有所緩和。因為他致力的香港學和義寧之學並無直接衝突，不像在反右和「文革」時期那樣。根據我所能見到的資料，舉幾個例。一九八五年寫的《陳寅恪》評傳，八八年寫的《略論東漢之宦官》（49），都是很有分量的文章。金應熙是從籍貫入手研究宦官問題的，這正是受到陳寅恪獨特的「區域性分析法」治史的影響。今年出版的《陳寅恪之史學》，其作者李玉梅亦提及她曾得到金應熙的從旁指引。

　　（49）金應熙《略論東漢之宦官》，《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

　　而更重要也更令人惋惜的，據廣東社會科學院悼金文的透露（50），金應熙已完成《金七十論注釋》一書的資料搜集工作，正要動筆的時候，不幸就與世長辭。

　　（50）廣東社會科學院《深切悼念金應熙教授》（一九九一年七月）。

　　《金七十論》（書名），數論師自在黑（人名）作，有七十行偈頌，國王賞之以金。自在黑引以為榮，故將他的七十行偈頌，名為《金七十論》。「數論」為印度六大學派中的重要一派，禪宗的「自性空寂」、「自性變化」就是受到「數論」的影響的（51）。此書似乎較僻，雖有陳真諦的譯本，若無詳細注釋，恐亦難懂。但若詳注，那就非精通梵文不可了。「佛教翻譯文學」是構成義寧之學的一部分，《金七十論》由精通梵文的金應熙注釋，正是最好不過。

　　（51）有關《金七十論》之論述，根據：一、佛學大辭典本書目Buddhist Dictionary。二、金應熙《試論印度古代的六師哲學》（《大公報》在港復刊卅周年紀念文集·上卷，一九七八年九月），頁二八九至二九六。三、印順著《中國禪宗史》第八章「曹溪禪之開展」（上海書店一九九二年三月第一版）。

　　在廣東社科院的悼金文中，對《金七十論》這個書名，是並無注釋的。有位朋友笑道：「要不是你給我解釋，我還以為是金應熙七十歲之時所寫的論文呢。他書未成，身先死。這樣巧合，莫非『經讖』？」我說：「詩讖常聞，『經讖』前所未聞也。」朋友說：「那就算是我的杜撰，或者算是天意吧。」

　　我倒寧願相信這是上帝的安排。金應熙的「師門恩怨」，不論是對做老師的陳寅恪，或是對做弟子的金應熙，都是非常之有代表性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悲劇。那就讓它的悲劇性加強吧。縱然陳學失傳（我相信不會），若能令人們更加警惕，免使悲劇重演，那也是值得的。

　　（一九九七年七月寫於雪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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