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金應熙的博學與迷惘(7)

金應熙的博學與迷惘(7)

　　其實陳寅恪本身的「取向」，其爭議性恐亦不亞於那些學術問題。一九二七年王國維投水殉清，陳寅恪的挽詩中有「越甲未應君獨恥」句，對與王相約同死而又爽約的另外兩位名人，其貶斥之意躍然紙上；結句「贏得大清乾淨水，年年嗚咽向靈均」，其懷舊拒新心態亦昭然若揭。於是引出了陳寅恪的「效忠」（或曰「認同」）問題。一說認為他確有「遺老思想」（按年紀應是「遺少」，但兒輩亦可有父輩思想），在北伐後他仍宣稱自己是「思想困于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於湘鄉（曾國藩）南皮（張之洞）之間」可以佐證。一說認為他認同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權。在挽詞的序文中已說得清楚：「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若命而同盡。」我比較傾向「文化」說。其實，即使他有「遺老思想」，那也並不影響他大學問家的地位。

　　不論「遺老」說也好，「文化」說也好，都與他的身世背景有關。而且，也唯有在明瞭其身世背景之後，方能對陳寅恪之史學有較深瞭解。他的祖父陳寶箴是戊戌維新時期的湖南巡撫（相當於省長）；父親陳三立（散原老人）是自成宗派的大詩人；長兄衡恪是大畫家；本人又是第一流的史學家。陳氏一門，三代英才，世人豔稱。陳家的「婚姻關係網」亦為人所樂道。網之所及，浙江俞家（俞明震、俞大維）（43）、湖南曾家（曾國藩）、廣西唐家（唐景崧），無一不是名門望族。陳寅恪的文化史觀——「胡漢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種族」；治史甚重歷史人物的婚姻關係，這些恐怕多少都和他的身世背景有關。

　　（43）俞明震，前清名翰林；俞大維曾任國民政府國防部長。陳寅恪的母親是俞明震的妹妹、俞大維的姑母。俞大維不僅是寅恪的表弟，又是他的妹夫。其母則是曾國藩的孫女。陳俞兩家的婚姻關係網見俞大維《談陳寅恪先生》一文（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印行《談陳寅恪》一書有收錄）。

　　我未讀過（根本也沒機會看到）金應熙「揭批」陳寅恪的文章，從《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中所引用的一段材料來看：「金應熙在談到陳寅恪對歷史與現實的感情傾向時，有意識地引用了陳寅恪的一些身世背景，陳先生長於封建大地主的所謂『書香世家』，又為名父之子，是在中國封建文化的傳統中培養起來的。他的祖父曾贊成新政（羽生按：其實不止是贊成，而是推行。幫陳寶箴推行新政的兩個主要人物，一是當時任湖南按察使的黃遵憲，另一就是他的兒子三立），陳先生以『元祜黨家』之子，弱冠遠赴異國求學，接受了一套資產階級的史學方法。」若剔除當時慣用的那些「標簽」，只就其揭批的「實質內容」來說，那也是眾所周知的，並非只是至親友好才得與聞的私隱。論者若據此云是「出賣」或「踐踏信賴與私誼」，則似乎有點「言重」了。

　　上述一書，以大量的檔案文獻，寫出陳氏晚年悲劇。書中引述，「基本上」當屬可靠。縱有某些疑點，例如說金善於觀察風向，開會時往往準備兩份觀點截然相反的發言稿，便似難以入信。香港報紙已有讀者指出金不是「奸狡政客型」的學者（44）。而且，即使是的，以金的聰明和特強的記憶力，又何須花此笨功夫耶？中學生的辯論比賽，往往都是臨時才抽籤決定正反兩方，中學生都可以即時發言，金應熙豈有不能之理。但枝節問題，無關宏旨。故我的所感所思，仍是以《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書提供的材料為依據。

　　（44）《隔洋談眾口鑠金》（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明報》副刊《島居新文》專欄之讀者來函）。

　　其實，從陳寅恪的詩文，也可看出師生決裂的根源。裂痕恐怕是從金應熙一成為共產黨員就開始了的。陳有詩云：「縱有名山藏史稿，傳人難遇又如何。」這是他平生最大遺憾。陳寅恪的史學是「文化史觀」，馬列主義的是「唯物史觀」，難以調和。陳氏有言：「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並加說明：「俗諦在解放前指三民主義，在解放後指馬列主義。」（45）作為共產黨員的金應熙，如何能夠擺脫馬列「俗諦」的桎梏。

　　（45）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覆》（一九五三年十二月）。

　　「俗諦」恐怕亦不只限於三民主義與馬列主義。俗諦，佛家語。大乘佛法可分為勝義諦（真諦）與世俗諦（俗諦）。「諦」，是梵文Satya的意譯，指真實無謬的道理。依二諦中道的義理，價值判斷、道德進路等等，均屬「世俗諦」。佛教把主張「有常恒不變之事物」的見解，叫做「常見」，把主張「現象滅了就不再生起」的見解，叫做「斷見」，都是錯誤的。對任何有關價值判斷的任何答案，都容易使人誤入歧途。依此理念，三民主義、馬列主義固然是俗諦，孔孟之道亦是俗諦。一切足以造成思想桎梏的無不是俗諦。陳氏精通佛學，我想他說的俗諦當是指大乘佛教所言的「世俗諦」。他特別提出三民主義和馬列主義，只系針對「時弊」而已。他對科學院說：「（我）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陳氏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具有自由的主意和獨立的精神」。

　　這個見解和中共曾一度提倡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倒頗有相通之處。如果只把馬列主義作為百家中的一家，並非「獨尊馬列」的話，我想應是無背于陳寅恪的治學精神的（他本人縱貶馬列，但不是非認為馬列毫無價值，否則他不會花那麼大的功夫去讀《資本論》原文）。可惜的是「雙百方針」，到了反右期間，變成了「百花凋謝，一家獨鳴」的局面。共產黨員金應熙，屈從領導旨意，貼乃師大字報。唐筼抄下來，回家哭著念給丈夫聽。陳寅恪勃然大怒說：「永遠不讓金應熙進家門。」師生決裂，遂一發不可收拾。

　　思想分歧，俗諦桎梏，造成了師生的分裂。而這桎梏也的確影響了金應熙的學術成就。

　　金應熙引導我接觸馬列思想，然而我始終沒有成為馬列主義者。我個人傾向於「多元史觀」。決定歷史的因素，因時間、地點而別。某個時代，某個國家可能是經濟因素；換了一個時代、一個國家可能是政治，可能是文化，也可能是軍事、宗教或其他。（例如《萬曆十五年》的作者黃仁宇就是從「財政與稅收」入手來研究明史的。書成，寄往劍橋。李約瑟博士寫信給他說：「哎呀，一切靠抽稅而轉移！」傳為趣談（46）。）

　　（46）黃仁宇《中國大歷史》中文版（臺北聯經一九九五年三月）自序

　　金應熙並非教條主義者，但無可置疑，馬列主義一直在他的思想中占著主導地位。這種情況，直到他的晚年，才好像有所轉變，但也未曾破繭而出。陳、金之間，除了價值觀的不同（一個視馬列為俗諦，一個則奉之為真理）之外，在道德觀方面，恐怕亦有分別。例如陳寅恪認為李商隱出自「新興階級」，並得牛黨提拔，就應「始終屬於牛党，方合當時社會階級之道德」。這一觀點，金應熙就未必會贊同了。且莫說共產黨要求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脫胎換骨」，即用梁啟超的說法——提倡「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亦是並不贊同「從一而終」的。

　　提到梁啟超，我倒想起另外兩個師生決裂的「案例」。兩對師生，都是一流的大學者、大名人。一對是俞曲園和章太炎，另一對就是康有為和梁啟超。

　　俞曲園是從顧炎武、戴震、王念孫父子一脈相承的朴學大師，治學深邃，對弟子要求十分嚴格。章太炎二十二歲那年拜他為師，在俞家建于西湖邊上的「詁經精舍」住了七年，得傳衣缽，自己也成了國學大師。後來，俞曲園因他提倡排滿、革命，十分不滿，聲言「曲園無是弟子」。章太炎回「詁經精舍」探望老師，俞曲園一見他就嚴辭呵斥，說他從事革命是「不忠不孝，非人類也」！叫眾弟子鳴鼓而攻之。章不能忍受，反唇相稽，並寫《謝本師》一文，從此「拜別」師門，自立門戶。

　　梁啟超則是因為佩服康有為的維新思想，在中了舉人後才拜康為師的。他曾協助康有為編撰《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是「萬木草堂」弟子中最傑出的一個。但辛亥革命後，康、梁政見不同，一個佐張勳復辟，一個則助段祺瑞討伐張勳。師弟對立，康因此斥梁為「梟獍」，把梁逐出師門。但梁啟超則始終尊敬老師。一九二七年康有為病逝青島，梁啟超的挽聯中有「西狩獲麟，微言遽絕」等句，把老師康有為比作孔子。

　　這兩個案例和「金案」都有相似之處，亦有相異之處。相同之處，一、都是受到政治環境的影響。二、其實質的表現則為「新」「舊」思想的衝突。這不是簡單的是非題。新的未必好，舊的也未必壞（反過來亦如是，並非一切舊的都應該堅持）。《史學家陳寅恪傳》的作者汪榮祖就有這樣的見解：「前清維新健將如康有為、嚴複等都被視作頑固人物。其實，這是很不公平的論斷。維新家的思想不一定比革命家舊。」（47）他把陳寅恪的思想趨向歸結為「吸取新文化，折衷舊文化」。認為正是因此，陳氏的史學，「卒能自成系統，有所創獲」。相異之處，主要表現在師生關係上。現在只比較「逆徒」對老師的態度。章太炎是你不認我，我也不認你；梁啟超是你不認我，我照樣尊敬你。金應熙和梁啟超比較相似。（《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書說金應熙在「大字報事件」過後，曾向老師長跪請罪。但據金師母說並無此事。）在金應熙的晚年，他是抱著「補過」的心情去「深研」義寧之學的。

　　（47）汪榮祖《史學家陳寅恪傳》（香港波文書局一九七六年初版）頁一四。

　　但不論怎樣，有理也好，沒理也好，金應熙當年（一九五八年）用大字報的方式批評老師，總是不應該的。而且據說他在一篇批陳的文章中，說陳寅恪的史學方法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認為是一種「反動」，這就更加接近於先扣「帽子」的「打手文章」了。

　　「熟悉金應熙的人都認為金其實是個大好人，無架子，心地很好」（48）。這麼一個大好人，怎麼反而會對老師如此粗暴（文字上的）？我最初讀到「金叛師門」的報道時，也感到震驚，難以理解。但冷靜下來細思，也就覺得不難理解。

　　（48）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三聯書店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從反右到「文革」，左浪一浪高於一浪。巴金在「文革」後所寫的《隨想錄》中，對當時的知識分子心態有深刻的描劃。許多人在初期真的認為自己有罪，於是紛紛挖思想根源，甚至有完全否定自己過去所學，要火焚自己所著之書的。批人批己，自辱辱人。當然這些人十九都會醒悟，但造成的損害，亦已難以挽回了。那是一個人性扭曲的時代，而「左浪」也正是有如陳寅恪在論李義山時所說的那種「尤為可畏」的「社會之壓迫氣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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