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金應熙的博學與迷惘(6)

金應熙的博學與迷惘(6)

　　研究轉向的例子不只一個，另一個更為顯著、也對金應熙更具深遠影響的是經濟學。他不但自修，還上經濟系的課程，旁聽一位劉先生講的「經濟史」。這是經濟系學生必修的課程。大學課程，除非特別標明是「中國經濟史」，否則單說「經濟史」的話，就一定是西方的，也差不多是等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劉先生和金應熙同是講師（可能級別略高），年齡只比金應熙大幾歲。我曾問金師，為何來旁聽劉先生的課，他答：「因為他對資本主義懂得比我多。」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強調「經濟基礎」的，把經濟作為壓倒一切的因素。金應熙對經濟學發生濃厚興趣，原因可能在此，特別選修劉先生的課，則可能是為了「知己知彼」。當然，這只是我的猜想。但這一下可妙了，我一下子又「升級」和金應熙做同學了。但不妙的是，這位劉先生是用英文授課的，我的英文不靈光，大約只聽得懂一半，於是我這個本科學生，就非向他這個的外派「旁聽生」請教不可了。這位劉先生的課也講得真好，從亞當·斯密（Adam Smith）講到凱恩斯（J. M. Keynes），經濟學說方面也都有頗為詳盡的論述。

　　金應熙的天資和勤奮也真令人驚佩，就以經濟學來說，當我嶺大畢業之前，他亦足以做我的老師了。畢業前我曾寫過一篇有關南北朝莊園經濟的論文，在四九年《南大經濟》（經濟系的學報。嶺南大學一般簡稱「嶺大」，學校則稱「南大」）發表，這篇論文就是在金師的指導下完成的。他自己也寫了一篇《古羅馬帝國經濟史》，另外還用筆名寫了一篇批判凱恩斯理論的文章。《南大經濟》主編黃標熊告訴我，金師這篇文章，是應他所請而寫的。因為他收到一位研究生寫的大捧凱恩斯的文章，他決定刊載，但又覺得有點不妥，商之金師。金師說：「是該為他消消毒」，於是執筆就寫，根本不用翻查參考資料，就在編輯室完成這篇論文。

　　凱恩斯是四十年代風頭最勁的經濟學家，他認為前人研究的是靜態經濟學，他研究的是動態經濟學，研究如何在不安定的社會中，施行有效的經濟政策，達到充分就業的目的。根據他的理論，如果在經濟衰退時期，大火燒了倫敦城，反而是件好事，因為在大興土木重建名城的過程中，可造就全民就業的機會，令衰退變為興旺。根據他的理論，浪費是值得鼓勵的，若只知道節儉（量入為出），則不論對政府或對個人而言，都是最笨的理財手段。他的理論精華，可歸納為一句婦孺皆知的大白話，即「先使未來錢」是也。西方國家（主要是英美），採用他所擬的政策，曾紓解起自三十年代初的經濟危機。但左派學者，則認為凱恩斯只不過是個治標不治本的庸醫，一旦藥石無靈，便將沉屙難起。故此金應熙說要「為他消消毒」。

　　一晃四十多年，一九九一年《香港概論》上卷出版。時間作證：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凱恩斯的理論是漸漸不適合了，被其他學派的理論替代了；但資本主義也沒有如馬克思預言那樣崩潰。沉屙難起終須起，不管是「自我完善」也好，是吸收了社會主義的因素也好，總之它的生命還沒走到盡頭，很可能另有一番景象。

　　四十年過去，金應熙又怎麼樣了？許多朋友對他的「轉行」「去搞經濟」感到意外，我則只想知道，他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如今又是如何。

　　答案無須他說，就在《香港概論》中。這本書（指上卷，下同）的出版，倒是造成了一個香港罕見的現象，不管左、中、右報，都是一致贊好，儘管此書擔任主編的是香港新華社秘書長楊奇。著名評論家孫述憲在《信報》（以經濟為主的香港報紙）的文章，譽該書「為『香港學』的主流作品，是透過香港的自由市場角度，探索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理論的里程碑」（37）。並擔心「由於該書對那從『香港現象』衍生的經濟奇跡近乎毫不保留的肯定和認同，它的修訂和續出下卷會不會有什麼麻煩或出現一些問題呢？」（38）直到九三年《香港概論》下卷出版，他才放下心。那時金應熙已經去世，孫述憲在文章中深致悼念之情，並尊稱金應熙為「希望中國能從香港經濟的成就得到實惠的金師」（39）。

　　（37）（38）（39）孫述憲《萬花筒是不容易研究出結論來的》。（香港《信報》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我和金師最後一次見面在九一年三月，那年六月他就與世長辭了。最後一次見面時，我們也曾談到凱恩斯。那是從當前的經濟學趨勢談起的，他說目前西方的經濟學又回復到亞當·斯密的古典學派了，不主張政府干預（凱恩斯則是主張干預的），由市場經濟決定，主張放任政策（Laissez faire）。當然所謂「回復」並非完全一樣，多少有點否定之否定的意味吧。他說凱恩斯的學說是未必適合今天的資本主義，但不能否定它過去的成就。又說，其實某些常見的經濟現象，例如信用咭和分期付款的流行等等，其「創意」都是從提倡「先使未來錢」這一觀念來的。儘管那些用家根本不知凱恩斯是什麼人，卻也受到了他的影響。

　　從批判資本主義、批判凱恩斯到對資本主義的再認識，對凱恩斯的全面評價，這其間想也包含了金應熙的迷惘與反思吧。最後那次見面，最後他不無感喟地說：「我們都是理想主義者。」

　　這話不錯，最少年輕時代的我是。往往把理想所托的事物想得太美好，卻不知它也有醜惡、也有殘缺、也有污泥濁水與膿瘡。一九四八年，我擔任《嶺南週報》總編輯，《嶺南週報》是嶺南總會（包括大學、中學、小學的學生會）的刊物，我一「上任」；就在副刊上用馮顯華筆名寫了一首題為《迎春曲》的新詩，有一段這樣說：「不待燕子南歸帶來了一天春色／不待塞外駝鈴報告冰雪的消失／從千萬人的面上／（這些自由了的奴隸的笑啊！）／刻劃著春天的腳步」。多麼「美」，多麼浪漫。其實，都是從當時的流行歌曲《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得來的「靈感」，一切純屬想像。

　　我這個總編輯其實也是名實不副的，縱然不能說是「掛名」，但金應熙做得比我更多。十篇社評，大約總有七篇是他寫的；副刊缺稿，也總是拉他來「頂檔」；編輯方針——促使嶺南人走出象牙之塔——是由我們共同商定的；反內戰反饑餓的文章則由他來寫。我是「當之有愧」的總編輯，金師才是真正的掌舵人。《週報》「左轉」，當然難免受到政治上的壓力，而我又恰好是個最不懂得應付政治的人，於是唯有請辭。

　　和金應熙關係更深的是藝文社，社長黎鏗是三十年代的童星，在嶺大鋒頭甚勁，金師從成立到解散（那已是我在嶺大畢業之後的事了），始終參與社務，可說是藝文社的靈魂。藝文社本來就是「進步學生」的組合，在當年，「進步」的意義就是左，到解放戰爭後期，越來越左，左得驚人。一九四九年一月，在藝文社主辦的一個晚會上，有一個節目是《黃河大合唱》，也不知怎的，臨時加插了一個《我們要渡過長江》。當時正是國共醞釀和談，共方揚言，和談不成，就要渡江之際。唱這首歌，其敏感性可想而知。而金應熙當年的顯得「天真」、「激情」，亦可想而知。

　　左傾、迷惘、反思，大概是理想主義者的三部曲，至於每一「曲」的時間長短，那就要看每個人的遭遇和「悟性」如何了。需要補記一筆的是，金應熙在感喟「我們都是理想主義者」時，是在說了許多當前不合理的社會現象之後說的，不過他還是說：「一個人總是要有理想的，不可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

　　師門恩怨

　　關於金應熙的師門恩怨，我亦有一種「甚難評說的人生」（40）之感。難以評說，只能略抒所感所思。

　　（40）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三聯書店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我于義甯（陳寅恪）之學，直到今日，恐怕還只能說是略窺藩籬。引導我接觸義寧之學的人正是金應熙。那時我對佛學著迷，喜歡談禪說偈，有一天談及六祖傳法偈（按：此偈之流行本為「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敦煌本壇經則作兩偈，字句與流行本略有分別，但意義則相同）。金師問：「此偈如何？」我說：「古今傳誦，絕妙好辭，尚有何可議？」金師說：「就是還有可議。」介紹我讀陳寅恪寫的一篇文章《禪宗六祖傳法偈之分析》（41）。

　　（41）陳寅恪《禪宗六祖傳法偈之分析》。（《清華學報》七卷二期一九三二年六月）

　　陳寅恪認為六祖的傳法偈，一、比喻不適當。「菩提樹為永久堅實之寶樹，決不能取以比喻變滅無常之肉身。」二、意義未完備。「細釋經文，其意在身心對舉。言身則如樹，分析皆空，心則如鏡，光明普照。今偈文關於心之方面，既已將比喻及其本體作用敘述詳參，詞顯而意賅。身之一方面，僅言及比喻。無論其取比不倫，即使比擬適當，亦缺少繼續之下文，僅得文意之一半。」故其結論認為六祖的傳法偈，只是「半通之文」，「其關於身之一半，以文法及文意言，俱不可通」。

　　這真是堪稱石破天驚的議論，但令我「驚服」的還不止此。後來我又讀了陳寅恪的《論韓愈》一文。韓愈以諫迎佛骨獲罪，「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呵詆釋迦」在韓愈的詩文中屢見不鮮。給一般人的印象，好像韓愈和佛教是死對頭似的。但陳寅恪則指出，韓愈的「道統」說，表面雖受孟子啟發，「實際上乃因禪宗教外別傳之說所造成」，故歎曰：「禪學於退之影響亦大矣哉！」在此文中，陳寅恪大贊六祖所創之新禪宗：「特提出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旨，一掃僧徒繁瑣章句之學，摧陷廓清，發聾振聵，固我國佛教史上一大事也！」陳寅恪並不因六祖的傳法偈為「半通之文」而影響他對六祖所創之新禪宗的評價，真是值得讀者再思三思。我讀了這兩篇文章，心裏想的就是「做學問的就該這樣」。不因是權威說的就不敢議，亦不能因其有可議之處，就全盤否定。知人論世，亦不能單一化！例如對韓愈，既要看到他排斥佛教的一面，亦要看到他受佛教影響的一面。

　　陳寅恪史學的特色就在於創見多、爭議大（42）。其「大」者如李唐源流考、關隴集團說；其「小」者如李白是漢人還是胡人、楊貴妃是否以處子入宮等等，都曾引起爭議。例如在李白的胡漢問題上，和他打筆戰的就是史學界的「頭號人物」郭沫若。郭認為李白確生於中亞細亞的碎葉城，但他肯定李白是漢人。

　　（42）辛玉梅《陳寅恪之史學》（三聯書店一九九七年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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