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金應熙的博學與迷惘(5)

金應熙的博學與迷惘(5)

　　左傾·迷惘·反思

　　我們那個年代（三四十年代），正是左傾成風的年代。左的思潮，來得更早，早在金應熙出生之前兩年，隨著「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年）的一聲炮響，就挾馬列主義以俱來，衝破了中國閉關自守的門戶。

　　甚至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經有文化名人在寫「新俄萬歲」詞了。這首詞調寄《沁園春》，發表於一九一七年六月一日出版的《新青年》月刊。如下：

　　客子何思？凍雪層冰，北國名都。想烏衣藍帽，軒昂年少，指揮殺賊，萬眾歡呼。去獨夫沙，張自由幟，此意如今果不虛。論代價，有百年文字，多少頭顱！
　　冰天十萬囚徒，一萬里飛來大赦書。本為自由來，令因他去；與民賊戰，畢竟誰輸！拍手高歌，「新俄萬歲」，狂態君休笑老胡。從今後，看這般快事，後起誰歟？

　　你猜作者是誰，如果不是詞中有「老胡」二字，你猜得著是胡適嗎？

　　據《胡適雜憶》一書（31）的「附錄」（32）所記，胡適此詞作於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七夜。原來在「十月革命」之前，那年三月俄京已經爆發過一次規模頗大的暴動，史稱「三月革命」，作為「十月革命」的先驅了。「烏衣藍帽」是當時俄京參加三月革命的大學生的服色。「獨夫『沙』」即沙皇。

　　（31）（32）唐德剛《胡適雜憶》，臺北傳記文學出版杜一九八零年五月一日再版。附錄：周策縱《論胡適的詩》。

　　想不到吧，反對「革命的變革」，宣揚「要一點一滴的改良、進化」，主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胡適，當年竟是如此的充滿激情，向俄國革命高呼萬歲。胡適尚且如此，何況一班不滿現實的少年。左傾成風，良有以也。有人認為，毛澤東那首《沁園春》也是受到胡適這首《沁園春》的影響的（33）。

　　（33）與（31）（32）同。

　　餘生也晚，並沒受到胡適影響，在「左傾」方面影響我的，首先是抗戰時期的《救亡日報》，後來方是金應熙和嶺大一班「進步同學」。

　　抗戰初期，國共合作，《救亡日報》應運而生。郭沫若掛名社長，夏衍主持。創刊於上海，隨戰火而南遷，一遷廣州，再遷桂林。桂林時代的《救亡日報》已經從「國共合作」的報紙，變為從頭（頭版評論）到尾（報屁股副刊）完完全全的「左報」以至「共報」了。因此之故，新四軍事件（一九四一年一月）後被迫停刊。

　　《救亡日報》好似為我們打開了一面窗戶，它報道共區的「新貌」，報道共軍的抗敵事蹟。年輕人求知欲強，好奇心重，《救亡日報》的評論和報道正好可以滿足我們的需要。當然，還有副刊，特別是那些短小精悍的雜文，我們都很愛看。許多左翼作家，也是在《救亡日報》開始認識的。

　　如果把《救亡日報》比作「開窗者」，則金應熙堪比「指路人」。我認識他的時候，在他身邊圍繞著一班進步同學（差不多都是嶺南「藝文社」社員）。我們偷偷傳閱毛澤東的著作，有不明白的地方，就向金應熙請教。陳寅恪有論中國近代之學術思想的名言曰：「以世局激蕩及外緣薰習之故，鹹有顯著之變遷。」（34）「外緣薰習」，佛家語。「薰習」亦作「薰染」。「外緣」則與「內因」對稱，例如種子是「內因」，必須有適當的土壤、水分、陽光這些「外緣」，種子才能發芽生長。此即「因緣和合」之悅也。「薰染」則與「共業」有連帶關係。生在地球上的人緣由「共業」。同是地球人，香港人和「大陸人」又有很大不同。是故大圈圈內有小圈圈，大「共業」中有小「共業」。各個圈圈的種種現象，均由有「共業」者的「薰染」而成。更縮而小之，在我們那個時代，同在康樂園（嶺大校園）而又以金應熙為核心的那個小圈子亦是「共業」；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師友間交互影響等等構成「外緣薰習」。我覺得陳寅恪此論，同樣可以適用於個人的思想變化。

　　（34）見胡守為為《陳寅恪之史學》所寫的序。

　　陳寅恪是把「世局激蕩」置於「外緣薰習」之上的，對我（相信對金應熙也是一樣）而言，確是如此。抗戰勝利，大家以為可以松一口氣，誰知內戰繼之而起，越來越劇；「國統區」內的貪污腐化，亦是與日俱增，物價飛漲，民怨沸騰。到了金圓券出籠（一九四八年八月），政府嚴令有黃金外幣者必須兌換此券，而此券瞬息即成「廢柴」（無用之物），一時「反內戰、反饑餓」呼聲四起。「中國大地已經容不下一張書桌」！

　　一向潛心治學的大學問家陳寅恪也禁不住而有《哀金圓》之作。這也是在《陳寅恪詩集》中最長的一首七言古詩，開頭四句，即點出了金圓券之購物與「廢柴」等。「趙莊金圓如山堆，路人指目為濕柴。濕柴待幹尚可爨，金圓棄擲頭不回。」中段寫搶購風潮、民生疾苦種種慘狀：「米肆門前萬蟻動，顛僕叟媼啼童孩。屠門不殺菜擔匿，即煮粥啜仍無煤。人心惶惶大禍至，誰恤商販論贏虧。百年互市殷盛地，怪狀似此殊堪駭。有嫠作苦逾半世，儲蓄銀餅才百枚。豈期死後買棺葬，但欲易米支殘骸。悉數獻納換束紙，猶恐被竊藏襟懷。黃金倏與土同價，齊高弘願果不乖。」搶購起風潮，人人只要貨物，不要金圓券。搶購米糧最為厲害，力弱的老翁老婦只有「碌地」的份兒。最後弄到屠夫不肯殺豬牛，賣菜的小販也藏匿起來，想煮粥吃也沒煤炭。又通過一個寡婦的「棺材本」被吞沒的事情做例子，具體說明金圓券之災。最後點出亂源所在：「金圓數月便廢罷，可恨可歎還可咍。党家專政二十載，大廈一旦梁棟摧。亂源雖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災。」陳寅恪在這裏鄭重指出，國民黨失敗的主因，並非是由於打不過共產黨，而是因為失了民心所致。

　　這首詩是在一九四九年（己醜）夏天寫的，推前幾個月，廣州口傳的一副春聯（是否曾公開張貼，不得而知）亦已有同樣的抒發。聯曰：「金圓今完，完了晦氣歸舊歲；己醜已有，有些希望接新春。」（35）陳寅恪之詩可作上聯解釋；下聯「希望」云云，則因在那年春節前，國共和談開始作「試探性」的接觸也。

　　（35）梁羽生《名聯談趣》（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二月第二次印刷）頁二六四。

　　時局的惡化，是直接促使百姓思變、青年左傾的主因。同時也造成了嶺大風氣的改變。嶺大是教會大學，校園環境優美，有如世外桃源，學生一向不大理會政治的。但到了四十年代後期，已不由你不理了。早在陳寅恪作《哀金圓》之前的兩年左右，國民黨的「大廈」已經有了「將傾」的跡象。表現得最明顯的是軍事的逆轉。本是國優共劣的，漸漸轉為國共相持、互有進退。踏入一九四八年，劉（伯承）鄧（小平）野戰軍千里躍進大別山，揭開共軍戰略進攻的序幕；陳（賡）謝（富治）兵團渡過黃河、挺進豫陝鄂邊；陳（毅）粟（裕）野戰軍攻入豫皖蘇：三路大軍，互相配合，馳騁於江河淮漢之間，與國民黨互爭先手，逐鹿中原了。

　　而這個時期的金應熙，也好像開始把自己研究的重點從學術而轉向政治了。他應學生要求，舉行不定期的時事報告，他是綜合外國通訊社加上新華社所發的英文稿的，資料詳實，分析全面，很受學生歡迎，每次都有「爆棚」之盛。

　　對我而言，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他有一位同窗好友，名叫容慶和。容慶和當時在香港《大公報》工作，金應熙則正在致力於「四裔學」的研究。「四裔學」是研究古代中國邊疆少數民族的一門學問，要涉及死去的文字（Dead Language），人名地名都拗口得很，我一聽就頭痛。有一天他和我談起容慶和，說容是他朋友之中對解放戰爭的進展最為關心也最為熟悉的人，各個戰場的變化，雙方的兵力部署、番號等等他都有研究，比當時上海一家知名雜誌（《觀察》）的軍事記者有過之而無不及。說後微帶感喟地笑道：「我熟悉的是古代『死去了』的東西，他熟悉的是現代的活事物，有意思多了。」更「有意思」的是，過了不到兩年光景，我也入了《大公報》，和容慶和（筆名沙楓）（36）成為同事，沒多久更從同事而成為好友。他聽了我轉述金應熙的這段話，也是微喟笑道：「他怎麼倒羡慕起我來了。我做的資料工作，誰都能夠做。他研究的「四裔學」，卻有幾人能夠？那才更有意思呢。」沙楓在《大公報》，是「左派」眼中的「右派」，他只是個腳踏實地的新聞從業員。

　　（36）梁羽生《悼沙楓》，《筆不花》（中國友誼出版公司，一九九零年七月第一版）頁一八五。

　　又過了四十年光景，我才知道金應熙當年何以曾有志於「四裔學」的研究，又何以感喟頓興之故。雖然這個原因並不是從金應熙口中說出來的，卻見之於他的筆底。在金應熙晚年為陳寅恪所寫的評傳中，談及陳寅恪在德國留學期中的所得，「二十世紀前期的東方學者研究曾以我國周邊各族歷史和佛學翻譯文學為重點之一。陳寅恪求學德國時的教師也大都有這方面的專長……他回國後深入繼續這方面的研究，多所著述，開設『佛教翻譯文學』和『蒙古源流研究』等課程。」「我國周邊各族歷史」的研究，即金應熙曾有志於此的「四裔學」也。陳寅恪任教清華時，對研究生的指導包括五個方面（請恕此處不詳述。有興趣者請看金著，或李玉梅著之《陳寅恪之史學》），其中頗有與「四裔學」相關，或可劃入「四裔學」範圍者，如「蒙古文、滿文之書籍及碑誌與歷史有關者之研究」等。金應熙盛讚：「（以上各門）都是陳寅恪在留學時研究有素而在我國當時還幾乎是全新的學術領域。」「新領域」　「死東西」可以構成一副妙聯，而四十年前後，對「四裔學」認識的差異，亦構成了巨大的反諷。

　　其實金應熙也不是不認識「四裔學」的價值，否則他不會在戰火紛飛的日子還放不下。他受乃師的影響致力「四裔學」，受時勢的影響放下「四裔學」，原因固明明白白，感喟亦自自然然。是誠所謂剪不斷理還亂也。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