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金應熙的博學與迷惘

金應熙的博學與迷惘(1)

　　正文之前的閒話

　　金應熙似乎是一位頗有爭議性的學者。比如說他是否「背叛師門」，又比如說他在學術上的「定位」等等。

　　但有一點應無異議，他是地道的「港產」學者。中學讀的是「名牌」英皇書院，在香港高中會考中名列榜首；大學讀的更是港人公認為最高學府的香港大學，年年都考第一，獲獎學金。用「港話」來說，即Made in Hong Kong，貨真價實。

　　或曰：「貨真」我無異議，他確是「香港製造」的「好嘢」！但說到「價實」呢——尚無「定價」，「價實」又從何說起？

　　這是內行人的話。金應熙在學術領域中涉獵之廣，收穫之多，單以史學而言，正如「金門」大弟子陳華（暨南大學退休歷史系主任）所說：「幾十年來，他在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中國哲學史、印度哲學史、中俄關係史、東南亞史、華僑史、菲律賓史、香港史等許多領域都寫下大量論著，作出了重大貢獻。」①且還有外文專著《中國古代史綱》《國外關於中國古代史的研究》等等②。但方面雖廣，卻又似乎都未達到「成家」的地步。

　　①陳華《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悲悼金師》《嶺南校友第二十期》（嶺大廣州校友會編）。

　　②廣東社會科學院《深切悼念金應熙教授》（一九九一年七月）。該院成立於一九八零年，金應熙擔任副院長。在他的倡議與主持下，同時建立了港澳史研究室，開中國大陸「香港學」熱潮的先河。

　　但也並非全無定評，最少在「香港學」方面，他是當之無愧的開創者與奠基人之一③。縱然說到「成家」，言之尚早，整個「香港學」都還是「新生事物」呢。這裏順便說說「香港史」和「香港學」這兩個名詞。「香港史」是總稱，包含有研究香港的各門專史在內（經濟史、社會史、政治史、法律史、宗教史、文化史、教育史等等）。這些多元化的發展，構成了今天的「香港現象」。「香港學」是研究「香港現象」的一門學問，它和香港史的研究範圍一致。這是依據「歷史編纂學」所作的注釋。若就一般人的觀念來說，把「史」只限於「歷史事件」的話，前者的範圍就要窄得多了。不過對金應熙來說，不管「通史」也好，「專史」也好，每一方面，他大概都可以應付裕如，尤其在香港經濟史方面。這有《香港概論》可以作證。

　　③與②同。

　　他生前有許多銜頭，最後一個銜頭是《香港概論》的編撰員。

　　「香港為何這樣香？」自從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以來，許多學者都在探討「香港起飛的奧秘」（借用中國早期的「香港學」學者黃標熊、梁秩森編著的一本書名）④。香港在戰後的經濟發展很快，經過五十年代的恢復期，六十年代的工業大發展，到了七十年代，就幾乎全面起飛了（多元化和現代化），種種「奇跡」令人目為之眩。一般人對「香港現象」的著重點，也在經濟發展方面。

　　④黃標熊，前華南師範學院教授。梁秩森是他的助手。他們編著有《香港起飛的奧秘》（一九八七年七月遼寧出版社初版）。

　　《香港概論》分為上下卷，上卷集中在經濟方面，主要的編撰員就是金應熙。下卷（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出版時金應熙已去世。「編後記」最後一段說：「在本書下卷編撰完成的時候，我們特別懷念為《香港概論》編撰工程鞠躬盡瘁的金應熙教授。金教授是我國和國際知名歷史學家，也是學識淵博的香港學專家。作為本書的一位主要編撰員，他為本書編撰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他以古稀之年，不計名利，不避艱苦，夜以繼日，默默耕耘，務求高質量地完成極其繁重的任務，不幸因急性心肌梗塞於一九九一年六月與世長辭。」⑤《香港概論》的編撰，可以說是香港學的奠基工程。

　　⑤《香港概論》，楊奇主編，香港三聯書店出版。下卷的編後記寫於一九九二年九月三十日。

　　金應熙在人生的旅途中本來可以有許多選擇，作為史學大師陳寅恪的接班人就是其中一個。如果在學術界作民意調查，相信大多數人會認為這應是金應熙的最佳選擇；雖然創建香港學的價值是否就遜于「陳學」的繼承，見仁見智，也是難說得很。不過，價值縱難言，心願終未了。或許金應熙本人也會興起一點「人生無奈」的感覺吧。

　　但無論如何，這位Made in Hong Kong的學者，得以為香港而終其一生，也總算是和香港有特別的緣份了。

　　金應熙和香港有緣，我和金應熙似乎也有點特別的緣份。

　　我在學術上毫無成就，但平生有幸，倒也曾遇到過不少明師。對我影響最深的兩位，一是簡又文，另一就是金應熙（為了行文簡潔，請恕我省去「先生」二字）。

　　簡又文和香港關係之深，恐怕還在金應熙之上。雖云「宦海飄流二十年」⑥，最後還是在其香港老家——九龍施他佛道的「寅圃」⑦，完成其名山事業⑧。在學術成就上，他是應無遺憾的。

　　⑥簡又文《西北從軍記·宦海飄流二十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五月初版）。

　　⑦⑧簡又文最為重要的兩部著作，《太平天國全史》及《大平天國典制通考》於一九五四一五九年間，在其香港祖業「寅圃」完成。列為《猛進書屋叢書》，由「簡氏猛進書屋」印行。「寅圃」因其父昌沛號寅初而得名。「猛進書屋」因簡氏藏有隋代名碑「劉猛進碑」而得名。

　　兩位對我影響最大的老師，相同之處不是沒有，但相異之處，卻更大更多。

　　首先是輩份不同。簡又文和金應熙的老師陳寅恪是同輩。我拜他為師的時候（一九四四年），他早已是名滿全國的太平天國史學者。而金應熙在嶺大歷史系開始當上講師之時（一九四六年），還只能算是「初出茅廬」的年輕學者；雖然這位年輕學者，已足以令老一輩學人刮目相看（簡又文和冼玉清都曾向我提過他）。老一輩的學人頗重輩份，所以當後來（一九四九年）冼玉清為我引見陳寅恪時，她只介紹我是簡又文的學生，卻沒提及我上過金應熙的課⑨。

　　⑨梁羽生《名聯談趣》（上海古籍出版社）頁十二。

　　其次是信仰不同。簡又文是基督徒，金應熙是馬列主義者。簡又文曾在馮玉祥的西北軍中傳教，人所共知，金應熙在嶺南大學，亦早已以「左傾」聞名。他們都有「包容」精神，或多或少則是另一個問題。

　　除了這兩點最大的不同之外，我和他們的師生關係也有很大的不同。簡又文是先父的好友，抗戰後期（一九四三年），他避難赴桂，曾在我的家中住了一年多。我是以中國傳統的方式，在先父主持下行拜師禮的。簡又文在他的回憶錄中記有此事⑩。抗戰一勝利，我就跟隨他到廣州求學。兩代交情，他視我有如子侄。

　　⑩《宦海飄流記·二五》，（違難蒙山）。

　　至於受教于金應熙，則又是另一番機緣巧合了。我在嶺大讀的是經濟系，金應熙則是歷史系的講師，經濟系允許學生選讀一科文科課程，我就選了金應熙開的「中國通史」。何以選他，一來因為興趣，二來亦多少有點偶像崇拜的心理也。他是嶺大最年輕的講師，在當時一班要求「進步」的學生群中，又年輕、又左傾的老師是最具吸引力的。

　　簡又文視我如子侄，金應熙則自始至終把我當作朋友。他不但絲毫不以師長自居，甚至完全泯滅了師生的界限，例如可以互相作對方的戀愛參謀。

　　初時我還以為他是對我特別客氣，因為我是「帶藝投師」的。後來發現他對比較接近的同學都是如此，而且對任何人亦都是毫無架子。

　　在他去世後，我在《嶺南校友》讀到一班相識的老同學給他的挽聯：

　　亦師亦兄亦友

　　重學重德重情⑾

　　⑾聯語見王屏山、梁石、胡景釗等人於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五日致新華社香港分社及鄒雲濤女士的唁電。

　　我不覺潸然淚下。雖然在我大學畢業之後，和金師見面的機會不多，四十多年，大概也只有十來次吧（「文革」期間，更是根本未曾一見），卻也沒有疏離之感。金應熙在我的心目中，始終是一位「亦師亦兄亦友」的良師。

　　但畢竟是會少離多，許多有關他的事情，都未能向他求證。八七年底他回港工作，我已移居雪梨，如參與商，相見無從。最後一次見面在九一年三月，由於我是匆匆來去，亦無深談機會。見面後不到三個月，他就去世了。所以我所寫的只能是我所認識的金師（主要是在嶺大這段期間）。治史者重視第一手資料。對於他的身後是非，我是沒有資格發言的，有的只是所感所思。而這些感思，也只是憑過去的認識得來。錯否不自知，只能求教于對金師認識更深的智者。金師友朋弟子遍天下，這樣的智者當不難求。

　　是為正文前的閒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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