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與武俠小說的不解緣(4)

與武俠小說的不解緣(4)

　　武俠小說在臺灣是從未受過歧視的，但對我的小說「解禁」則是一九八七年底的事。雖然是來遲了的解禁，卻令我有最為意想不到的欣悅。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八日，臺北的文學、戲劇界開了一個「解禁之後的文學與戲劇」研討會，「以梁羽生作品集為例」說明問題。研討會的重要論點之一是「解禁可望彌補文化斷層」，與會者《聯合報》副刊主編瘂弦認為：「由梁羽生作品集的問世，可見已到了『武俠小說研究學術化』的時候，並且由專人研究撰寫武俠小說發展史。」⑿

　　⑿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九日臺灣《民生報》。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日，臺灣《中央日報》首先連載我的《還劍奇情錄》，由臺靜農先生題字。臺老是臺大前中文系主任，著名書法家，魯迅的門生，今年已八十多歲了，也是我心儀已久的文學前輩，在報上得見他為我的小說題字，實有意外之喜。繼《中央日報》之後，臺灣的民營大報《聯合報》刊載我的《塞外奇俠傳》；另一民營大報《中國時報》從八月開始，也在連載我的《武林天驕》。

　　同年七月下旬，我首次訪問臺灣，參加了《中央日報》副刊主辦的「武俠小說算不算文學」座談會，參加者有「中央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孫同勳、臺大外文系教授林耀福、武俠小說專家葉洪生、小說家黃凡、散文家陳曉林等多位學者，結論是「一致贊成應歸屬於文學領域」。⒀

　　⒀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九日臺灣《中央日報》。

　　得見武俠小說的地位提高是第一個「甘」，第二個「甘」則不過是屬於作者的「所得」了。古人雲「以文會友」是一種樂趣，我也曾寫過其他類型的「文」，發現還是武俠小說最能結交朋友。

　　武俠小說的讀者是最熱情的，他們對小說的投入，甚至超過作者。我寫《萍蹤俠影錄》時，接過幾位女讀者的來信，認為女主角雲蕾並非特別出色，「不服氣」張丹楓何以對她情有獨鍾。寫《女帝奇英傳》寫到李逸之死時，也有讀者來函認為不該悲劇收場，「貢獻」幾個可以令他「起死回生」的辦法。

　　熱情的讀者不一定可以成為持久的朋友，我當然還有因武俠小說之「緣」而成為老朋友的。新加坡的一位副刊編者與我相交二十多年，當真可說得是肝膽相照。去年他過香港，我與他談古論今，一時之間，頗有納蘭容若贈顧梁汾詞中所說的「有酒惟澆趙州土，誰會成生此意？不信道、遂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尊前、拭盡英雄淚」之感。

　　因武俠小說之緣而結識的新朋友，也往往是一見如故，這次在臺北，我和許多新朋友談得都是十分投機。其中有武俠小說的知識非常廣博的學人，談起武俠小說，只有我向他請教的份兒；也有對我的小說比我還更為熟悉的作家，對我的小說評論之中肯，令我為之心折。

　　除了益友，還有良師。華羅庚教授雖然是老一輩學者，思想卻極「新銳」，他對武俠小說的觀感，對我具有啟發作用。有趣的是，談起武俠小說時，他似乎童心猶在，他的腿不大靈活，有一次談得興起時，曾伸拳比劃幾招。可惜一九八五年六月，在日本作學術演講時，不幸突發心臟病逝世，有如士兵之死在前線。已故老詞人劉伯端最講究格律，對我小說中的詞，往往可以整首念出來，在謬贊之餘，也直率地指出我某一首詞某一個字不協音律。清史專家汪孝博則在武俠之外，對我的」聯話「寫作幫助更大。

　　第三個「甘」則是更加「自我」，說出來只怕給人罵我只知「獨善其身」了。除了還會寫點東西之外，別無謀生本領，「所幸」的是，武俠小說的「市場價值」的確要比「嚴肅文學」高一些，所以還可養家活口，不至於像古代文人那樣潦倒終生。

　　多年前我曾在一篇題為《著書半為稻粱謀》的短文中，借龔自珍的一首詩答友人：

　　少小無端愛令名，也無學術誤蒼生。
　　白雲一笑懶如此，忽遇天風吹便行。

　　我寫武俠小說，純屬偶然的因緣，故曰「忽遇」也。

　　寫武俠小說是需要豐富的幻想力的，我認為過了五十歲，已是不適宜於寫武俠小說的年齡了。一九八一年，我已經五十六歲，只因朋友知我有「封刀」之意，集了龔詩兩句給我：「且莫空山聽雨去，江湖俠骨恐無多。」為酬雅意，拖遲兩年，恰好湊滿「三十」之數，雖然實際的時間是二十九年零八個月，但計年的習慣是取其約數，所以也可自稱是寫武俠小說三十年了。

　　無錢購買「金盆」去「洗手」，餘資倒還可以在澳洲雪梨的郊區買一層樓。雪梨雨量甚少，附近亦無空山，所以只好海上看雲。看雲的情調似乎也不差於聽雨，人到晚年，例應退休，想白雲也不會笑我「懶如此」了。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