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中國的武與俠

中國的武與俠

　　——在悉尼作家節武俠小說研討會上的發言

　　我曾經寫了三十年武俠小說，不敢說有什麼寫作心得，但我覺得它是一種非常之有中國特色的文學類型。

　　顧名思義，它是有武有俠的小說。就「武」這方面來講，它包括了不同門派的技擊（也就是通常所說的Chinese kung fu），包括氣功，包括各種兵器的使用。中國俗語「十八般武藝」，實際遠遠不止這個數目。

　　俠的內容隨著時代改變

　　中國一位學者周緯，花了三十年時間，寫了一本厚厚的《中國兵器史稿》，單是周代的劍已有十幾種。暗器是俠士比較少用的，但單是清代的暗器就有三十四種。不過真正懂得武術的小說作家恐怕很少，像我就一竅不通。因此只能以意為之，比如用一句詩來表達那個意境。

　　俠的內容那就更豐富了，它的概念也是隨著時代而改變的。從古人對於俠的要求「言必信，行必果，諾必誠」（「言必信，行必果」是孔子贊門人子路的說話，後來司馬遷加上了「諾必誠」，作為他的遊俠標準），到現代武俠小說作家，有的主張要為國為民才是俠之大者；有的認為「做對大多數人有利的事情就是俠的行為」；有的認為只要是人類某些高貴品質的表現就是俠。

　　都可找到中華文化烙印

　　幾乎每一位武俠小說作家，都有他對於俠的不同詮釋。但不管怎樣不同，在那些俠的身上，也總可以找到中華文化的烙印，或者是儒家的，或者是佛家的，或者是道家的。附帶說一說，佛教雖然是從印度來的，但與中國文化結合，佛教文化早已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主要成分了。有關「俠」的研究，有許多學者寫了論文或專書，這裏就不多說了。

　　武俠小說源遠流長，根據一般中國文學史的說法，正式的武俠小說，也就是說作為現代文類意義上的小說，是從唐代開始的。最有代表性的是杜光庭的《虯髯客傳》。杜光庭生於公元八五零年，死於九三三年，距離現在也有一千多年了。

　　像一條長流突然被堵住

　　武俠小說雖然有那麼長遠的歷史，但自一九四九年以後，它卻像一條長流突然被堵住一樣，不能夠在中國大陸出版了。嚴禁的情況到了八十年代初才稍見鬆動。

　　首先是從廣東開始的。一九八零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萍蹤俠影錄》（The Adventure of A Wandering Sword man）；一九八四年廣州《羊城晚報》（那是在中國一張銷量很大的報紙）連載我的《七劍下天山》（Seven Sword men From Mt. Tian）。

　　中國對武俠小說大開綠燈

　　到了八四年十一月，我的《萍蹤俠影錄》被改編成京劇在北京演出。武俠小說這個「禁區」的裂縫好像越來越大了。不過，一直到那個時候，武俠小說還是未曾取得合法的地位。

　　八四年底，中國第四屆全國作家協會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我應邀參加。大會分組討論一些有關文藝的問題，「武俠小說算不算文藝」也是討論題目之一。正反兩方面意見都有，有罵《羊城晚報》不該登武俠小說的，有歡迎武俠小說回歸本土的。

　　會議沒有作出結論。不過從八五年開始，中國對武俠小說已是大開綠燈，金庸的作品以及其他港臺作家的作品，都可以在大陸通行無阻了。

　　把武俠小說推到一個新高度

　　大陸近年興起越來越旺的武俠熱，不但有廣大的讀者，也有越來越多的作者。從嚴禁到武俠熱，這是很大的變化。大陸評論家大都認為，引起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是由於受到港臺武俠小說的衝擊。

　　在談到「港臺衝擊波」的時候，也大都提到了金庸、梁羽生以及另一位已經去世了的臺灣武俠小說家古龍的名字。我頂多只能算是個開風氣的人；真正對武俠小說有很大貢獻的，是今天在座的我們的嘉賓金庸先生。限於時間，我只能說一點我認為是他的最大的貢獻。他是中國武俠小說作者中，最善於吸收西方文化，包括寫作技巧在內，把中國武俠小說推到一個新高度的作家。有人將他比作法國的大仲馬，他是可以當之無愧的。

　　對接班人問題感到樂觀

　　最後談談我對武俠小說的展望。有些人對接班人的問題感到憂慮，我倒是比較樂觀的。

　　中國有超過十一億人口，有那麼多武俠小說的讀者和作者，他們碰上的又是一個豐富多彩的、千年難遇的、新舊交替的時代。這些因素加起來，雖然也不一定就能產生偉大的武俠小說作家，但根據數學上或然率來推算，它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我想起一首中國的詩：「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十年。」原來的詩句是「各領風騷數百年」的，因為現代人的生活節奏比古人快得多，因此我改了一個字，改「百」為「十」。這也是我對年青一代中國武俠小說作者的期望。

　　（演說發表於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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