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45)_金庸

四五

　　池田：弗洛羅這個人物與《悲慘世界》的密裏耶爾主教正是相反的神職人員，在雨果的作品中，這樣的惡人和好人作為神職人員登場是不乏其人的。在歐洲的精神史中，無論是好的意義還是壞的意義，都可證明，基督教已在其中植下深厚之根。也有像密裏耶爾主教這樣好的人物形象，可是說到以哪一種寫得更傳神而論，則雨果描寫壞人的文筆更是入木三分，寫得更為真實。（笑）歌德曾說：「教會，那是令一切接觸過它的人都變得軟弱。」這句話有一種認識——那就是一般來講，不良的神職人員常做壞事。這種情況在日本也出現過，且已成為一種歷史的經驗規則一般為世所共知。以前的江戶曾有「出家，武士，狗畜生」之說，這是從庶民的討厭和尚而編成俗語語的話。

　　金庸：不止日本吧，在中國社會中也有類似的故事。（笑）在《巴黎聖母院》中，駝俠奮身搶救，先將奸主教從高牆推下摔死，然後抱了少女之屍體逃脫，不知所終。若干年後，後人從亂葬崗中發現兩具骸骨，認出是駝俠之骸骨擁抱吉卜賽女郎之骸骨，兩具白已漸化塵土。

　　池田：這就是後謂的「愛的獻身」嗎？雨果對這種「無償的獻身之愛」予以無比美妙的文筆來描繪。尚凡讓也好，奎西莫杜也好，都近於無學的文盲，但是背負著承受不了的遭遇，卻以必死的決心去生存。所謂「純粹的愛」，以前被矯飾為知性和教養成的從屬，其這，純愛不也是深深紮根於純潔無瑕的心靈中嗎？奎西莫杜的愛與死，正是向世人表現出這種思想。在這裏，我們可以感受到雨果的「識人之見」是那樣獨具眼光。

　　金庸：我對此深有同感。這部小說描寫在一個醜陋的驅體之中，包藏著極美麗高尚的靈魂。而道貌岸然的副主教和英俊瀟灑的青年軍官司，內心精神卻醜惡之極。雨果同時指斥暴民群眾的無知、迷信和盲動殘酷。

　　池田：對。雨果決非對這種暴力「革命」無任歡迎和感到喜悅。在《悲慘世界》中也有這層意思。他說：「群眾易於人云亦云，時常一窩蜂隨大流烏合之眾輕易就為人操縱。」他對於所謂「民眾」並非抱有一種負而後看法，而是正視民眾那種「愚而賢」或「賢而愚」的實際情形，且看透此一實象。也不止於雨果，在以法國大革命為題材的優秀小說中，都或多或少不忘描寫：那種所謂近代革命，一半被宿命所控制的黑暗面，也就是獨裁、暴力的恐怖行為，去持這些罪行是源於民眾（愚民）的怨恨，狂熱的側面等等。無論是狄更斯的《雙城記》也好，阿拉德爾·法朗士的《諸神的饑渴》也好，都有這樣的描寫。

　　金庸：適如您剛才所指出，《悲慘世界》中的主教卻是一位聖人。尚凡讓偷了主教的銀器，警察逮到他而送到主教家中，主教不但為他隱瞞，更贈他一枚銀燭臺。尚凡讓得到感化而終身行善。這部大書充溢著人道主義的精神。

　　池田：這就是「德行的勝利」。但是，這部作品中有兩種「德行的勝利」，也就是兩種「德行」的重寫。一是密裏耶爾對尚凡讓的勝利，而另一種則是尚凡讓對豪不假借的、無情的追捕者賈弗特的勝利。附帶一說，雨果擅於運用形象的才能。對不知道慈愛之心的廣闊，不知善之光的人物，雨果以「梟」（處於黑暗的動物）的形象來表達。雨果是這樣來表現這種形象的：一是為突出密裏耶爾主教所感化而決定洗心革面的尚凡讓，二是因為被自己追捕的尚凡讓救了一命，從而在自己的職責和人道的狹縫中苦苦掙扎的賈弗特，同樣都以「梟」（處於黑暗中的人）這種形象，深刻地折射出雨果的「人性觀」。雨果這樣說過：人是有真正的區別的，有輝煌的人和黑暗的人。黑暗的人漸漸地減少，閃光的人就會增多，那就是（我們的）目的。這就是人們為什麼呼喊「教育！」「學問！」的理由之所在。開卷學飛凡是等於燃亮了指路的燈塔，將在讀書中所得到的一切集合在一起，就會放射出光芒。這就是雨果的人性觀。將「黑暗的人」評為「處於黑暗中的動物」。

　　金庸：正是如此。佛陀認為做了壞事的人不是壞人、惡人，而是不明白真義的「無知凡夫」，由於「處理黑暗」，而不是「生性黑暗」。尚凡讓生而貧究，年輕時，他姊姊一家餓得奄奄待斃，徒刑三年，獄中慘受虐待，苦楚不堪。他越獄逃走，被捕後加刑，一共關了十九年才得釋放，但仍須定期回獄報到。他出獄後身份證上給打了記號，無人肯予收留，也無法找到工作。經過了不少艱難困苦，尚凡讓化身為一名教士，勤儉刻苦，善於經營，終於開了一家玻璃工廠。他善待工人，在地方上樂善好施，廣為眾人愛戴，被選為市長。

　　池田：他改名為「馬特列魯」，書中說：「馬特列魯先生對男子要求善意，對女子要求純潔，對所有人都要求正直。」實在是簡明易懂。尚凡讓發有座右銘的話，那就是「正直」二字。的確，「正直」是人最重要的品質吧！人的道德品類有各種各樣，我總結至今為止的人生經驗，能成為人格最耀眼的光源的就是「正直』這個道德層面。

　　金庸：我們再來討論一下您剛才提到的那個警長賈弗特。他以前曾為獄吏，一直懷疑馬特列列魯就是尚凡讓，苦無證據。一日，有馬車翻倒，壓住一名工人，勢甚危殆，尚凡讓以驚人膂力，掀開馬車而救了工人性命。警長由其神力而肯定此人即為越獄之尚凡讓，向上司舉報。

　　池田：賈弗特真是令人討厭。（笑）這傢伙有一種毒蛇一樣的深深的執著和散發著陰濕味道。要將這種本質改為正義有相當困難。無論怎麼讀，總覺得這是個令人討厭、是一種邪惡的代名詞一樣的人物。這個人物清楚地象徵著——總而言之是惡之代表，是那種根深蒂固、令人討厭、頑冥不化的傢伙。我們的初代會長牧口先生曾呼喊過：「不與『惡』戰鬥的『善』，就是同『惡』相等。」與邪惡鬥爭，必須將上述的偽「善」與惡相同的概念緊緊聯繫在一起，如果不這樣做，則就會輸給邪惡。

　　金庸：嗯，善與惡一定勢不兩立。尚凡讓的工廠有一女工，育有一女，寄養千人，收養者不斷勒索，女工無力應付，只得兼職為妓，掙錢養女，工廠主管將其開革。尚凡讓知翻後，送女工入醫院醫治，並領回其女與母團聚。警長向尚凡讓認錯，聲稱誤認，因別地已捕到囚犯尚凡讓其人，已送入獄監禁。

　　池田：這對於「絕對不瞞騙良習」的尚凡讓來說可謂是最傷心的事情，真是在美麗的地方挖出了一個傷口。可見雨果在情節戲劇化方面善於駕馭。

　　金庸：「正直之人」尚凡讓知道有人代罪，心中不安，挺身至法院認罪，自身入獄，使被冤枉之人獲釋。不久，尚凡讓又再越獄，其時曾為妓女之女工已染病身亡，尚凡讓攜孤女柯萊特至巴黎撫養。柯萊特長大後，與領居青年馬裏斯相戀。不久巴黎群眾起義，馬裏斯參與群眾運動，與政府軍相搞，發生巷戰。警長賈弗特為群眾逮捕，欲處以死刑，尚凡讓在巷戰中見到，釋賈弗特逃生，其後又救馬裏斯之命，從地下水道中逃出。賈弗特認出尚凡讓，以職責所在，仍欲捕其歸案，終於良心發現，躍入塞納河自盡。

　　池田：在談及賈弗特自殺的那部分，雨果是這樣寫的：「至今為止，在他心中唯一的盡度就是確信法律。」一個感情的啟示。以前所秉持的正直已無法滿足。一連串的意外事情的出現，把他壓垮了。新的世界出現在他的靈魂之前。在要回報善行、獻身、慈悲、寬容等的困擾為，而今卻不能對人制裁和處罰。執法的眼裏有了淚花。他才明白人類的正義和神的正義，兩者有不同的地方。化在陰暗中看見了未知的道德的可怕的旭日，他心寒膽怯嚇了一大跳。他如被逼要帶著鷹一樣眼光的梟……尚凡讓所取得的德行之勝利，達到了高潮。

　　金庸：馬裏斯後來與柯萊特結婚，得悉尚凡讓為逃犯，即與之疏遠絕交，最後得知尚凡讓為救命恩人，趕去認錯時，尚凡讓命已垂危。

　　池田：此書與《巴黎聖母院》一樣，都有「無償之愛」的高雅品德，有一種令人不流淚就讀不下去的場面。

　　金庸：這部小說篇幅甚長，描寫社會中之種種苦況確實驚心動魄，書中個人善良而社會制度卻殘酷資本主義制度為了保護私人財產，以各種殘酷手段對待下層出不窮階級人民，且不容其有改過機會。警長鐵面無私，以嚴格執法為天經地義，全然蔑視人情及人性。

　　池田：雨果的一生是與專制壓抑鬥爭不輟的一生。1981年6月，為了會見法國上議院的波耶爾議長，我曾有機會訪問了上議院的議會會場，看到雨果當國會議員員時所坐過的椅子。自青年時代我就愛讀不已的雨果，就在這裏發表他的正義的雄辯之論，挽弓而發出受民人世間所歡迎的「言論這箭」。暗想他的偉大生涯，我不禁生出許多新的感慨。（中略）

　　金庸：雨果的長篇《海上辛苦的人》的故事令人同樣感動。青年基亞為了深愛少女苔幽雪特所愛的男子考德萊，讓他二人結婚，基亞則悠然坐於海中巨岩之上，任由小組長潮將他吞沒。

　　池田：遺憾的是，在日本沒有像《悲慘世界》那樣知名的作品。

　　金庸：中國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的高潮是在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與三十年代，所譯的作品大都是主題嚴肅的大作，例如托爾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屠格涅夫、羅曼·羅蘭等等，雨果這一類浪漫無邊際派的滿州裏綿劇惻的愛情故事，不受到充滿了革翕思想、愛國精神的進頻道翻譯家垂青，如果有人花時間精力去譯這種愛情故事，多半會受到批評家的抨擊。

　　池田：是嗎？但是，這顯然是一種曲解。我想，對於「進步」、「革命」，詵我人會認同應如雨果那樣的看法。總之，不是意識形態的原則，而是人的原則，雨果在《悲慘世界》中的一節中有這樣的一段話：市民們，今天發生了什麼事呢？不論是勝利還是失敗，我們所幹的就是革命。正如火災映紅了街道的每一角落，革命也照亮了全人類。那是一場什麼樣的革命呢？就是剛才所說的那樣真實的革命。以政治觀點來看的話，只有唯一的原則，那就是，對於人與人權。如果主張不實現充滿「人性之光」的「世界」，就不配用「革命」的名義吧！蘇聯解體之時，曾有人謂之「俄羅斯人拉攏了法國大革命的帷幕」。以左翼的意識形態來看，有人認為俄羅斯革命是法國大革命的延續。可是伴隨著俄羅斯革命的挫折，卻意味著法國大革命所提起的課題的終結。但是，這種意識形態的尺度愈是退步的話，人的尺度就越來越光輝。二十世紀被喚做「戰爭的世紀」，持續不斷的悲慘與殺戮，不正是因為失去了照亮全人類的「人性之光」嗎？在這個意義上，我相信雨果是值得一讀再讀、長讀不衰的作家。

　　金庸：先生上面所提到的雨果的另一部名著《九三年》，描寫法國大革命中1793年的恐怖時代。這一年，吉隆特黨崩潰，無數人被送上斷頭臺。書中寫了丹東、馬拉、羅伯斯比爾三巨頭，小說的主角是一個保皇黨領袖老貴族，此人思想落後，但行為正直高貴，一再出手相救革命領袖，最後為了相救三個貧苦不孩而甘願犧牲自己的性命。革命軍司令為他高貴的行為所感動，放他逃走，甘願自己被判死刑而上斷頭臺。雨果是從「人道的觀點」和人性之偉大來評價人，並不在大革命中持階級觀點。如果以共產黨人的階級立場來看，這部書的主題恐怕是有點反動的。本書的中文譯者是董時光，1948年出版。不過法國大革命是反對封建貴族和教會的資產階級革命，其主要品號為「自由、平等、博愛」。「博愛」這個品號中，就包含有不分階級、陣線的人道主義意味，與後世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同的。雨果，應當說是一位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大作家。池田先生，我們二人這樣喜歡雨果，大概我們心中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思想很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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