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41)_金庸

四一

　　▼中國人的多元思考與文學創作價值觀

　　在這次對話中，金庸與池田從香港回歸、「一國兩制」的發展，談到中國人多元思考的方法和傳統；繼而承接上次有關文學創作的話題，談到文學創作的目的以至現代中國文學和傳統中國文學不同的創作價值觀。在池田的提問下，金庸也坦率地暢談了自己寫作的初衷。

　　金庸：收到池田先生委託香港國際創價學會理事長李剛壽先生轉致的祝賀香港順利回歸中國的好意，十分感謝。這份祝賀，表達了先生一貫所懷抱對中國和對香港的友情及善意，所有中國人和香港人知悉之後，一定同感溫暖。

　　池田：說到香港回歸的話題，如今，這個歷史性的大戲已經過去三個多月了，我因此想稍微離開我們前面所談的文學問題，來議論一下香港回歸的意義。一直以來，我都確信，中國握有決定二十一世紀文明潮流的鑰匙，如果無視中國的存在，則不可能去談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我認為，香港順利回歸成為中國大家庭的一員，也使世界史翻開新的一頁。為了香港的順利回歸，金庸先生大概忙得不可開交吧！（笑）

　　金庸：香港回歸前後，來到香港採訪的外國傳媒記者及評論家共有六千多人，其中有一些採訪了我。

　　池田：我也讀過先生您回答記者的報道，對於接受採訪有怎麼樣的印象和感受？

　　金庸：日本新聞界的朋友們態度雖然直率，但並沒有公然表示對回歸這件事的敵意，其他的外國記者大多數在提問時顯示了立場的偏向和不懷好意。

　　池田：可否舉幾個例子談談。

　　金庸：一位英國記者問我：「回歸之後，如果中共限制香港的言論自由，那你怎麼辦？」他說：「這是不可能的，英國憲法保障人民的言論自由。」我說：「香港《基本法》也保障香港居民的言論自由。」他問：「你相信嗎？」我問：「相信什麼？」他說：「相信香港《其本法》嗎？」我說：「我是香港《基本法》的起草人之一，當然相信。」

　　池田：這個記者真不行。（笑）不過，對於您這樣的香港輿論界健將，無論哪一級的記者都不是對手吧！

　　金庸：豈敢。繼續說說這個記者吧。他說：「我相信英國憲法，但對香港《基本法》沒有信心。」我說：「必須遵守《基本法》的條款，列在中英聯合聲明之中，那是兩國正式簽訂的國際協議。中共執政合聲明之中，那是兩國正式簽訂的國際協議。中共執政的北京政府沒有任何違反國際協議的記錄，迄今為止，我對此有信心。但英國政府派來香港的港督彭定康先生，卻公然違反中英國兩國有關1995年立法局選舉的協議，英國政府仍然支持他的違反。你說應該對誰更有信心？」在接受電視訪問之前，我和對方曾有協議：訪問內容不可刪改剪接而歪曲我的原意，播放後應送我一份錄像帶。他們全部接受。但我迄今沒有收到錄像記錄帶，做事如此不守信用，不知道應該誰對誰沒有信心。

　　池田：以前，我在倡言日中外交關係正常化時（1968年），曾主張：「中國承諾不對外輸出革命，此後就不曾食言，因此中國政府是可信賴的。」現在，中國政府信守香港《基本法》的承諾，我同您一樣都堅信中國政府會一以貫之。

　　金庸：謝謝！如今，香港回歸已三個多月了。今日的香港怎樣呢？希望外國朋友們多來看看，他們看到的，正如先生美麗的詩句所描寫的：「香港，那又是一個永不會意志消沉的民眾大地，那裏有：人與人的熱力，生活的躍動，熱鬧的市場充滿著生氣和壓力，高聳林立的大廈，家家戶戶傳出歡笑的聲音。」

　　池田：我之所以對香港的前途感到樂觀，原因之一是中國人無論思考方式、辦事方式，都講理性、彈性和現實性。中國政府承諾要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等於共產主義的中國宣佈承認資本主義社會的客觀存在，暫時把兩種制度的分歧與矛盾擱下，以香港的繁榮和安定作為第一要義來考慮。以這樣的方式來處理香港問題，在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也未曾有過吧！相反，許多國家在處理內政和推行外交政策時，往往都有會主觀地、不顧現實地一意孤行，結果造成了種種磨擦和混亂。中國政府考慮到種種因失控而產生的磨擦和混亂，便研究要怎樣在現實層面來運用政策、法律，有條不紊地前進。從理想和現實兩個層面來看，如能七妙地平衡這二者，就能平穩地前進。重要的是，思考的方法不能以單一、片面的角度，而是以多方向、多層面的角度。

　　金庸：恰如所言，中國對香港的政策也是漸進的、現實的。

　　池田：我要強調的是，這種多元的思考方法是一種淵源悠久的「歷史智慧」。我曾聽過一個中國滕大尹判案的故事。有一個青年男子帶著一卷寫有其父親遺言的立軸去見滕大尹。滕氏識破立軸內有玄機，剝開紙來看，見到內寫：「倉庫左側牆內藏有金罐五個，右側牆內藏有銀罐五個。」其父擔心自己死後，那個貪婪的年長兄長會奪去幼年弟弟應得的遺產，所以這樣記下來。滕大尹就將這兩個兄弟叫來，對他們說：「你們的父親顯靈，告訴我在倉庫兩邊牆內埋著幾個放著財物的罐子，作兄長的可取右邊的五罐，弟弟則取左邊的那一份，但弟弟須把其中一罐給我。對我這判決，你們覺得怎樣？」那個弟弟表示同意，那貪婪的兄長則認為：「我拿五個，弟弟只拿四個。」當即具押同意。而滕大尹則賺了一罐金子，三個人各得其所……

　　金庸：這是個有名的故事，這類故事在中國稱為「公案」。

　　池田：審案的判官司賺了一罐金子的故事，如果發生在日本，人們一定覺得匪夷所思！（笑）但日本也有「大岡裁判」等類似的例子。在現實中人們一般都要求廉潔清白，但也喜歡單純、明快的辦事作風。中國人對滕大尹的做法是寬容理解的，他們將清謙與公平分開來考慮，認為「人無完人，裁判官也不可能例外」。一言以蔽之，「事物有各種各樣的側面」，不能求全責備。有表則有裏，有善則有惡。金庸先生的小說世界，常常出現這種辯證法。塑造的人物只有性格上符合了各種各樣的價值觀，才會在現實在存在，才會為讀者所接受。這也是從多方面地觀察事物的方法。不責備求全決不是毫無原則。例如人前中國要恢復在聯合國中的席位，在外交上清楚地表明自己的大原則，絕不退讓。但在這個基礎上，對現這則作靈活處理。已經去世的日本漢學家、著名的中國歷史研究大師貝塚茂樹曾說過：「跟（中國人）這種具有爐火純青演技的民族有對手，在外交戰上一開始就想取勝，那是要不得的妄念。輸了還好些。可是輸也要輸得本面些。」（笑）當然，「演技」在這裏並非貶義，反而是褒義。

　　金庸：我感到這雖然太過譽，卻是對中國人性格的一種深刻理解。

　　池田：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不是什麼急就章似的選擇，我想那樣做是植根于一方中國傳統的「多元思考」，只有中國人才擁有這樣「歷史智慧」的土壤；也只有這樣才能立足於大地，才會有自信。我之所以對香港的將來抱著樂觀的理由之一，也在此。（中略）作家為什麼寫作？

　　池田：閒話休提，言歸正傳，我們再回到「文學」的話題上來吧！巴金先生訪日時曾發表過講演，以「我為什麼寫作」為題，他說：「我寫作一不是為了謀生，地不是為了出名。」「我寫作是為著同敵人戰鬥。」「這個敵人就是一切舊的傳統觀念，一切陰止社會進步和人性發展的不合理制度，一切摧殘愛的勢力，它們都是我的最大敵人，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寫來控訴、揭露、攻擊這些敵人的。」不止文學，人要有所作為話，則斷不可缺少「為了什麼而做」的根本「志向」。巴金先生感人之熱情有及所表現的意義，會深深烙印在我們胸間。「為了什麼而寫作？」——在我們的青年時代，曾有所謂的「為文學而文學」，也即是「藝術至上主義」。另外也有「為了意識形態的文學」，譬如揭櫫「為民眾的文學」，那種文學如果成為「奉意識形態為最高命令」的話，反而會使文學的生命漸漸枯萎，唱這種反調的也不乏其人。會使文學的生命漸漸枯萎，唱這種反調的也不乏其人。這裏想請您就「文學的根本目的」談談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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