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40)_金庸

四〇

　　池田：過獎，過獎。我曾與巴金先談過三次，也偶爾談及「托爾斯泰之死」的話題。巴金先生曾斷言：「我不認為托爾斯泰是一個想自殺的人。」從他的毫不猶豫的語詞中，我想也許太唐突，但還是請教他，是不是因為「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暴雨，在最可怕的苦惱中曾經想到死？」「不，一點兒也沒有想起」，他的眼中閃著銳利的目光，「苦難愈多，當時唯一考慮的事是『堅持下去，奮鬥下去以戰鬥來活下去』。」當然，在惡夢一樣的空前的狂亂中，許多文化教育人就這樣被吞噬了。但也可以看到面對苦惱磨難卻是具有堅定的鐵一般的信念，宛如岩石一樣的挺立著的人，巴金就是突出的代表。

　　金庸：巴金先生從1979年到1986年，一共寫了五集《隨想錄》，其中頗大的篇幅，是責備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意志不堅、骨氣不夠堅強，在政治壓力之下，寫了一些「違背良心」的檢討與批評，不合更換指控自己，也指控了朋友與其他的文藝工作者。這些自我揭露和自我批評，讀來真令人感到驚心動魄。巴金先生罵自己這種行為可卑可恥，如此直截了當的公開自責，中國歷史上完全沒有先例。

　　池田：在《隨想錄》之一的《探索集》中曾有這樣一段話：不能把一切事情都推在「四人幫」身上，我自己承認過「四人幫」的權威，低頭屈膝，甘心任他們宰割。難道我就沒有責任？難道別的許多人就沒有責任？

　　金庸：當然，「文革」期間，在當局的壓力之下，在毆打與酷刑之後，在家人受害的威脅下，更加卑屈的話都有不少人曾經寫過。但巴金寫《隨想錄》時完全沒有受到任何壓力，純粹是一個正直善良之人的真誠懺悔。相信與他一生十分佩服法國大作家羅梭有相當關係。

　　池田：這使我想起羅梭的《懺悔錄》。

　　金庸：我讀了《隨想錄》之後只有更加佩服，自愧不如。——我如果處在同樣的環境之下，表現不可能比他好上半點。

　　池田：適如您所說的，那是一種真摯的、具有勇氣的懺悔。要做一個正直的人，想來看似容易，做起來卻難，我接受這種看法：語言真正的意義是「正真的」懺悔。在這裏，巴金先生看准了的是自我的「內惡」，「自我的『四人幫』」。說是看准「自我的『四人幫』」的淫威下，一時而不得不有所屈服，也就是在某種意義上承認了握有邪惡權力者的存在。那種情況不能推到別人的責任上去，而應該先追究那是「自己的問題所致」，這是十分重要的。T.s.艾略特曾指出：令我認為世俗的改革家或革命家這所以平庸安逸，無所作為，其中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們——那些以為可以自己作主的人們認為：世上的惡是存在於自己身外的。這種情況，因為將惡看作是全部非個性的，除了變革機構之外別無他法。或者說是惡被人具體化了，也就是說常常將惡視為只存在於別的人中間。有外在的「惡」，同時也有內在的「惡」——若不看到這一點，一切改造世弊的革命，是不能脫離單純的權力鬥爭、政權更迭的範圍攻的。

　　金庸：「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在報上撰寫社評，強烈抨擊「文革」的種種不合理之處。我們反對江青，反對林彪，反對康生、陳伯達、柯慶施、張春橋、姚文元，我們讚揚和支持彭德懷、鄧拓、吳晗、廖沫沙、鄧小平、周恩來、李先念、劉伯承、陳毅、巴金、曹禺、傅雷、老舍，支持畫家黃胄、黃永玉等等。

　　池田：早就聽說您在《明報》的論說筆鋒銳利，至今仍為人所津津樂道。

　　金庸：那決不是我比巴金更大膽、更富於正義感、觀點更正確；只因為我是在香港，是在一個安全的地方。等到後來有的極左人士企圖暗殺我時，不久周恩來就下令禁止極左人士在香港進行暴力行動了，我們在香港的文化人所以膽敢直言無忌，所以能夠受政治迫害之大禍，只是較為幸運而已，決不是比自在內地的同行們更加勇敢、更加正確。應當有這點自知之明。而最後驅除邪惡、走上正道的，畢竟是內地鄧小平領導下的那些人士。我們在海外的人也蒙受了福祉。

　　池田：說的也是。當時的日本，沉溺在「文革」的瘋狂中的也大有人在。也有人企力量以思想、哲學來粉飾已經顯現出來年權力鬥爭，滿心期街人類史上空前的文化革命的到來，不斷地在空洞的理想中打轉。在芸芸眾生的議論中，先生您斬釘截鐵地指出：「這只不過權力鬥爭而已」，可謂一掃庸見的獨具慧眼。然而，巴金先生也對「政治與文學」提出過質疑，他在給我的答覆中指出：「文學是不能脫離政治的，但是政治絕對不能取代文學，因為文學是能脫離政治的，但是政治絕對不能取代文學，因為文學是能建造人的靈魂的。」這是在經歷了「大災難」之後的發言，認定對有關政治的事感到討厭和不關心並非不可想像的，充滿憎惡和憂憤並非咄咄怪事。然而，他上述的說話卻是一個堅不定的發言。我們在上面的談話中曾說過：在中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想來的確是觸到了「活在文學中」的真金一般的覺悟了。

　　金庸：巴金談到，他所以寫文章，是「為了『向敵人作戰』」，「為了攻擊那些封建落後的傳統，那些妨礙人類進步、阻止弘揚人性的一切不合理制度、所有破壞愛的東西……」他經常抱有一個崇高的目標，當然，他也說到：「我寫作只是為了生活，不是想成名。」

　　池田：真是保持著活力，精神的活力……巴金先生在訪問時曾作過演講，主說過這機關報「作為作家的自畫像」：從一九二九至一九四八年這二十年這二十年中間，我寫得快，也寫得多。我覺得有一根鞭子在抽打我的心，又覺得仿佛有什麼鬼魂借我的筆為自己伸冤一樣，我常常同主人公一起哭笑，又常常絕望地亂搔頭發。「寫吧，寫吧！」好像有一個聲音經常在我身邊叫。我記記了自己，忘記了周圍的一切，機械地寫著，有時坐在椅子上，有時趴在桌子上，有時站起來在沙發前踱步，然後就彎彎腰，心情好了就繼續寫下去。讀到這段話，在我眼前好像浮現出巴金先生每天以「筆為武器」而不斷苦鬥的形象，那種感動是任何語言也無法說得出來年。

　　金庸：巴金先生的文字中充滿了激情，他說他寫作的宗旨是「把心交給讀者」。的確，在他所有的文章中我們都能接觸到他的心，領會他豐富而充沛的感情。以古典主義的觀點來看，似乎是不夠含蓄，發池過分。我自己創作，當常喜歡文靜一點，清淡一點。不過我確曾為讀巴金的文字而流淚，少年時是讀到鳴鳳的自殺、瑞玨的難產而死，最近是讀到他寫妻子蕭珊的逝去。作者並非單純是感情的奔瀉，而是在深刻的哀傷和痛楚之中，忍住了自己的眼淚。他在寫作時忍住了眼淚，我在閱讀時卻忍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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